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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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已提出要加快构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骨干网络，鼓励商贸、邮政、快递、供销、运输等企业加大在农村地区的设施网络布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了物流体系建设在全面促进农村消费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加快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等。
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我国客观条件、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自然条件等限制，我国大多数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发展较慢，处于起步阶段。贫困农村地区运输车辆水平薄弱，损耗大、效率低、安全性差，且回空载率高，导致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较为严峻（冉卓玉、李广，2016）。此外，还有多方综合因素制约着乡村快递行业的发展。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深入湖南省衡阳市某村镇，了解该地的快递情况与快递员的生活，以期丰富乡村快递相关研究的实证资料，并探讨乡村快递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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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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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深入田野点进行实地观察，并对快递员进行访问。主要目的是了解农村地区快递员的工作日常与心理感受。访谈不设置严格的问题，主要依据被访者自己的故事叙述展开。通过深度挖掘其故事论述背后的含义，并结合现有的研究结果、理论支持等去分析我国农村快递的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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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村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但在基础物流设施、人才供给、乡村空巢等方面仍具有普遍性。因此，对一个地区的农村快递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可推知中国其他农村地区的快递情况。
2.1研究地点
本研究调研地点为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a村。祁东县位于湖南省衡邵盆地西南边缘，湘江中游北岸，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为四明山，中部为祁山，东南为湘江之滨，湘江流经境域51公里。祁东县a村以农业发展为主，村内有大量的农田。现主要是老人居住于此，打理农田，总体人口十分稀少。大部分农田被承包给了一户人家统一经营。村子距离镇上大约两三公里。镇上有中型超市、商店、商品房等，人口较多。镇上有好几个快递网点或菜鸟驿站。其中最靠近村子的是由刘三（化名）经营的驿站服务区。其余的分布在镇上的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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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访谈对象
本研究共对当地三位与快递行业相关的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时长为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访谈对象的寻找以实地探访、通过研究者社会关系网络滚雪球等方式联系到。以下为三位被访者的基本情况介绍，为保护个人隐私，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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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被访者进行沟通后，他们均表示不希望拍摄相关照片，理由是“故事可以说，反正没人认得出。但是照片可是可以对应上的，那不行的。万一找到我了就麻烦了”。因此，为保证信息最大程度的真实性，本文并不展示相关照片。
三、?悬顶之剑：投诉与罚款
就像外卖员被困在系统里，快递员被困在了无尽的投诉与罚款里。
“我很害怕被人投诉，每次跟收件人沟通过都是极尽卑微，求对方别投诉我。上一次被投诉是‘不想送货上门，但是送货上门了，服务态度差’。”（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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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时，真特别想骂人。有一次，对方叫我把东西放到具体位置，放了，他也在，亲自看到我放下快递。后来居然打电话来骂我说，为什么没拿到货酒签收了，我又不能大声反驳，只能说你再找找。然后听到电话那头的人扒拉了一下包裹，然后说了一句找到了就挂掉了电话。”（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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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老师，我亲手把快递交给他了，结果背后投诉我签收未签到。然后查监控他才道歉。还有快递破损了，我们派一个快递也才八毛钱，但上一次，一个快递破损我就赔了六十。投诉一次我们网点，只要打电话给中通人工客服投诉签收却未收到快递，就要扣我们网点十块钱。”（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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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经常收到的投诉就是未经同意将包裹放到驿站。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因为经常送快递，要么进不去，要么联系不上人，有时候给他放在一个指定地方，被偷了或者不见了，都要自己承担赔钱。放在驿站的话，有专人管理，还有监控，丢件的概率小很多。但是他们又会因为放在驿站投诉。快递丢了不见了也会投诉。”（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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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行业的规章制度，就是为了罚款而生的”。这句话是陈二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所分享的话。服务行业的投诉机制的诞生本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但是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激烈的商家竞争愈发加强了投诉惩罚，以凸显自身对消费者的保护。派件酬劳极低而罚款数额高的情况下，投诉似乎成了一把悬在快递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能被投诉。
这伴随而来的是，职业认同感降低、自我自尊的认同降低。赵一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当快递员的经历与心路历程。他表示，经常能遇到一些奇葩的客户，可是你又不能怎么样，心里又十分压抑，只能找个途径发泄出来，不然会憋坏的。他的同事们喜欢买彩票。遇到被投诉与罚款，心生不满已是常态。他们选择去聚众买彩票，每天一起讨论怎么下注才能赚大钱。似乎这样可以让他们短暂的逃离被罚款的现实，而进入到富裕的梦中。
有一次，赵一的同事们在讨论如何下注，一位司机师傅说，这种下注危险系数高。其他人则满不在乎地说，你送快递，也不是在路上冒风险？危险和明天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或许对于不时收到投诉的他们来说，这或许是经济成本最低而精神满足最高的的压力宣泄方式吧。
外卖员被困在系统中，快递员也同样被困在系统里。陈二表示，有的快递公司派件要求必须在两小时内送达，且系统上会显示倒计时，过了时间未送达则会被罚款。虽然时间不像外卖员一般规定在半小时必须送达，但是一个早上二三十单的量确实固定要求的。在系统的设置中，时间是重要的指标。一旦超时，便可能意味着差评、收入降低、甚至是被淘汰。
时间具有社会性。个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有时会相互冲突，比如职员与母亲角色在时间安排上时常有冲突。泽路巴维提出，缓解这种紧张的方式主要是：
(1）专业承诺：划分个体时间和组织时间界限的重要机制。不同专业角色的扮演在时间上加以规定，使得人们的工作时间呈现时间刚性，从而保证个体时间和组织时间的边界清晰。
（2）公私时间的划分：雇主向雇员购买一部分个体时间作为组织时间（购买体现为工资支付和加班报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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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的一大典型特征即劳动者可自主掌控工作时间：这样的劳动时间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化超越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边界的“全天候工作”产生。平台美其名日为快递员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其实质是对快递员们工作以外时间的觊觎。平台以技术手段实现了时间对空间的征服。
例如，被访者们表示，自己失去了“电话隐私”：每天都有几十个电话打入自己的手机，可能只是随便问下快递在哪里了，或者什么时候送。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工作所必需的，但是时常会感觉自己的生活被工作所侵蚀，有时下班了也要应付时不时打来的电话。
“弹性上下班”是受访者们提到很多次的词。他们表示，派件都是计件算钱，派的多，收入自然多。这种看似更灵活更变通的工作方式，实则是将工作与生活刚性的边界打通，不断侵蚀个体的生活时间与角色。更多的人为了增加收入，会选择主动延长工作时长，则主动的压缩了生活时间与生活角色。同理的还有外卖骑手、滴滴司机、高校教师等，看似自由的时间支配，实则被各种考核要求、上升需求与薪资需求而不断挤压生活时间。
“特别是双十一这种，平时八九点下班，这种时候只能十一二点都继续干。”（赵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着理性化的过程，更加关注效益、效率、功能等。正如韦伯所言，目的合理性中的价值因素逐渐衰减，成为价值合理性的对立物，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分裂，人们思想观念变化，成了及其、商品、官僚制的奴隶，最终陷入“理性的牢笼”。快递员和外卖员一样，在数字化的时代，更依赖数字所建立起来的形象。理性化下，人们更关注效率效益，对他们的评价系统纯粹以“送达时间是否超时”、“好评率的高低”等评判，以去人性化的效率导向评估个体。而评估结果又与薪资密不可分，因此，投诉与罚款，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快递员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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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认同感：劳动社会转向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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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们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作为服务行业，他们坚守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就算不服气，投诉罚款的系统评价机制也会让他们被迫接受现实。
“村里嘛，老人小孩多。有一次遇到一个老头对他孙子说，不认真读书，长大了只能像他这样送快递。我很无奈，也很生气。但是不敢发生冲突。毕竟自己没有一丁点儿的时间成本。”（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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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取件又不接电话，非得去敲门碰运气。有时候为了一个单子浪费十分钟。有时候你打电话不接，你走出几百米远，对方打电话来说刚才没听到，能不能现在送来。自己只能又屁颠屁颠地送回去。”（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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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去送一个货到付款，价值两千的手表，那个人说要拿去修手表的店铺看看。我不让，因为毕竟没付钱。结果人家看我的眼神就很凶狠。我只好问卖家。卖家可能也是为了生意，让我做好标记后同意了。然后我就拍照去送快递了，但其实就是在旁边看着，不敢走远。结果到了手表店，那个店家一直贬低这个商品，可能是想卖自己店铺的货吧。最后收件人就直接打电话说不要了，白折腾了几小时。”（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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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觉得我们人下人吧，穷咯。什么劳动最光荣，其实根本不把把你放在眼里。”（赵一）
受访者们表示，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很强的认同感，更多的是感觉自己不被尊重，经常受气。在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写道，前工业时代，工人们认同通过工作获得报酬，然后来维持生活是一种道德正义。这就是工作伦理。后工业时代，由于不平等的加剧和财富的分化，大家追寻经济上的收益。
消费市场充满诱惑，人们认为在消费市场上获得的自由度越大，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我认同就会越多，距离“美好生活”也就越近。消费成为了符号消费。我们通过消费行为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快递行业没有光鲜亮丽的场所与服装，终日的体力奔波使得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不被认同，在当今消费社会，劳动所能带来的自我满足感、价值体现正在衰弱。人们对他人的评价也正在从劳动价值转向消费水平。这种评价体系最终会让体力劳动者们缺乏职业认同感与对自我价值的认可。
五、?高温天气：快递行业下的保障缺失
近年来我国高温热浪频发，造成热相关疾病的发病和死亡增加，是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九次缔约方大会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指出，每年仅因气候变暖而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万人，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改善，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每年将有30万人死于气候变暖（张庆阳等, 2007）。
热浪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分为直接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高温天气直接引发的热相关疾病或死亡。而间接影响则包括对媒介传染病的影响和高温热浪期间一些慢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发病与死亡的上升，其中，对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影响尤为明显（冯雷、李旭东，2016）。
今年（2022年）的夏季，高温天气十分严峻，多地出现了劳动工人死于高温天气的情况。如34岁的卸装工人张公在7月12日已有中暑症状，?“热得难受”，想休息，但带班说请假要扣工资。于是，他在39℃-41℃ 高温下又连着加班了两天。最终，34岁的张公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内。
快递行业，大部分员工，无论是在网点负责分发快递的，抑或是外出派送的员工，均需长期暴露在高温天气之下。他们的交通工具以三轮车为主，平时工作环境十分炎热。
“除了网点的店铺里有空调，其他哪里会有。而且你在网点那里分快递，也经常是在外头的，照样热死人。更别说出去派快递了。只能靠自己平时多喝水。其他啥都没有，更别说什么防晒了，每次都被晒死咯。”（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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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什么高温补贴的（研究者提问的）。我们什么福利都没有，全年无休基本。哦不对，好像就只有去年春节（网点）老板给我们发了三百块，三天假，还是我们经理申请了好多次才有的。此外就没有了。”（陈二）
长期暴露于高温天气之下会对个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在乡村，空调普及率相对较低，高大建筑物较少，农田以外的绿化也较少，遮荫空间有限，配送环境较为严峻。研究者奶奶在当地乡下，夏季炎热可是仍然拒绝安装空调，只能接受风扇的使用。农村空巢化严重，多数是老人小孩，对空调的需求不高，这也导致快递员在派送快递的过程中，偶尔短暂的室内休息时间也较缺乏。
不过，由于快递配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快递员工可以相对灵活地调整自身配送安排，因此也可以能动性地避开高温地直接影响。但是高温天气对健康带来的间接的、持续性的影响，如慢性病、精神性疾病等，也不应该被忽略。因此，高温天气下快递员工的身心健康也应该被人们所关注。
六、?劳动力蓄水池：快递行业的低门槛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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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行业进入门槛低，工作模式又区别于工厂，需要固定机械地干活。其灵活性、自由性吸引了大批人的加入。同时，快递行业以多劳多得为主，只要自己干的勤快，工资也基本是固定的。
“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基本都结婚了。就我一个二十多岁的。他们好多人孩子都上大学了。而且也有一些是从广东那边回来的，可能在那边干不下去了吧。”（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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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通的是老人多一点的。顺丰京东的这些年轻人会比较多，很多二三十岁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有社保，虽然应该也是按照最低标准交的。而且他们待遇可能也会好一点。”（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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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堂弟和我在一家快递点工作，他们其他人也好多都是一起的认识的。”（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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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这边就我这一家点，我请啥员工，都是我们一家人自己做，也应付得来的了。（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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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就我们夫妻俩，放假了小孩也会来帮忙打下手，农村嘛，也没多少快递，不需要那么多人。”（刘三）
随着数字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全球定位系统、算法系统的兴起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零工经济平台应运而生，并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例如美团、顺丰、圆通、滴滴、Uber、Lyft）（王宁，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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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组织人不同，零工平台与零工之间的关系使得部分劳动任务的控制权被转移到了零工手中，例如劳动时间安排、劳动方法、上下班时间和劳动时长。然而，平台仍然保留一些基础性的控制权，例如任务分配、数据收集和服务定价等（Vallas & Schor，2020）。
中国引入零工经济模式后，由于其准入门槛低、用工灵活、自主性强，迅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农业等行业（朱迪、王卡，2021）。然而，与西方零工经济不同，中国的零工经济主要由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组成（Behrendt等，2019）。在中国仍有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情况下，零工经济发挥着“就业蓄水池”的重要作用（诸大建，2020）。
在本研究中，被访者大部分学历较低，所持有的文化资本、人力资本较少。在机器换人、新常态发展与疫情冲击下，他们往往遭受较大的工作变故甚至是失业。赵一正是在中年之时被原单位裁员，返乡谋生。受访者们也表示，身边的同事也有很多是以前自己开厂、做小生意的，倒闭之后需要谋生而选择进入快递行业。快递行业所需要的技术含量不高，同时伴随着我国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快递业也在迅速扩张中，对人员数量需求很大。
而在乡村中，也存在部分从外地或大城市中返乡就业谋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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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有房子啊基本，而且这里生活成本也低。没钱赚了回来也挺好的，这里的快递虽然工资不高，但是还是很稳定的，你努力干，总是有钱的，饿不死那种。”（陈二）
乡村快递发展仍有较大的空间与市场，同时乡村老龄化、空巢化较严重，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匮乏，并且乡村的生活成本较低，因此，返乡从事快递行业也是面对困境时的理性选择策略之一。但也正是因为该行业的低门槛性与临时容纳性，许多快递员工对此的职业认同感低，缺乏归属感。
七、?乡村快递站：乡土中国下的联结带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人们的想法与行事。
“我们站虽然在镇上，但是是距离村子最近的，所以村里的快递都归我们这里管。平常八点半开门，但其实也算晚的了，因为村里的老人出来赶集买东西都是七点多……我们不会派送到村里的人家的，太远了，都是让他们自己到驿站来拿。本来他们也基本都经常要来镇上买东西的，所以也不是很麻烦。”（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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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外头工作的子女会给他们父母在网上买好东西，然后地址直接写我们这里，让他们父母来拿。”（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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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我小孩都要来帮我忙，我们这的店面就是自家的地，不用租金，要不然肯定赚不到钱的。”（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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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候要拉客户，其实就是找一些经常寄快递的人愿意和我们合作，然后找我来寄。但是往往他们都会选择自己的亲戚，帮衬一下他们。我就经常很难拉到。”（赵一）
乡村快递物流量较小，特别是负责村子区块的驿站，由于空巢化老龄化，村内人口稀少，派发成本高昂，因而基本不需要派送，由此所需人力成本较少。同时，村镇上本地人拥有自己的地皮，可以抵去房租成本，因此可以让驿站减少运营成本。
有研究表明（张东哲, 2022），乡村物流快递发展问题之一便是缺少稳定的经营主体。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村物流服务点基本是以本地居民个体经营为主，流通范围有限，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较低。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商贸业的衰落，农村物流自营服务点的收益也远低于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因此越来越少的人选择留在乡镇开办物流。就算有经营较好的个体，也会因为经济资本的积累而迁移，最终停止经营。
同时，我国许多村落分布在山区、丘陵、沙地等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车辆行驶、货物搬运都比城市平原更困难。加上村内人口数量少、分布分散，这导致快递派送需要耗费较大的人力、时间、能源成本。然而，较好的物流系统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完善基础物流设施建设。
村内老人多，这意味着许多快递并不是由他们亲自购买，而是在外工作的子女给他们适当地购置一些物品，再经由他们来取货。
“很多时候老人家搞不明白买了什么的，每次和他们确认信息都要搞半天。但是也没办法，多体谅他们吧。”（刘三）
同时由于老人缺乏对信息化工具、信息的对接能力，在物流信息的联系、确认上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功夫。被访者表示，主要是通过手机号码来确认。同时，村内人口较少，来得多了，其实基本也都认识了。作为一个“中转站”，有时候村内的人也会在刘三的驿站放一些东西转卖。因为驿站人流量相对较大，就像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此处的信息、物品也相对较多。
同时，村内亲戚互帮互助之下，陌生人难以在此占据优势。赵一表示，有时需要去镇上一些地方拉固定客户，由于自己并没有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常常拉不到客源，处于劣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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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总结与反思
乡村快递的发展既体现了乡村的结构特点，也反映了快递行业下员工的工作现状。同时，乡村快递的从业者多为学历较低的中年男性，通过对他们的了解，也可以丰富对我国低端劳动力就业、就业保障等方面的了解。
在未来，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同时，零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各方面还不完善，其相关的法律保障、监管制度还需要不断完善。再者，随着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形势与未来发展方向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