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成为华夏子孙新时期共同的文化追宿
——民俗专家赵宗福教授纵谈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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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壬辰年龙年。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中国被称为“龙的国度”，在中国人的心里，对“龙”有种特殊的情愫。然而，在动物界里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动物，为什么会与中国人有如此的渊源？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如今新兴文化类型（电视电影、网络）的冲击之下，日渐萎缩。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文化大发展发繁荣，努力建设文化强国之时，如何保有并继承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大课题。
带此诸多问题，记者采访了民俗学专家、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青海省社科院院长赵宗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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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化是全体华夏儿女的感情纽带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教授，您好！2012年是农历壬辰年，按生肖来说就是龙年。“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动物，只是一个虚幻形象，为什么它会进入12生肖？有什么由来渊源？“龙”究竟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占据什么样地位？有何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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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对“龙”的崇拜与信仰。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后，学界得出了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源于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
十二生肖基本都是现实中的真实动物，唯有“龙”是一个先民们想象出来的超自然的动物。在远古的农耕文明萌芽时期，生产力低下，当时的人们对大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他们幻想有一种生灵或自己民族的图腾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本领来拯救他们的生存和生活，于是先民们发挥想象把各种动物的形象聚于龙一身——身躯如蛇，虎须鬣尾，鹿角鱼鳞鹰爪或隐或现，能大能小，海陆空三界挥洒行动，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无所不能，使其具有了兽的野性、神的灵性和人的悟性。
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同时又是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由于对雨水的需求，便出现了龙王崇拜。同时龙的这种集多种灵性、无所不能的神圣特征，后来又被帝王所利用，出现了帝王崇拜，帝王自称是真龙天子，百姓便成了龙的子民或传人。正是由于龙的这种神圣神秘性与帝王的神圣权威相重合，“龙文化”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龙”成了万兽之首、万能之神，人们敬龙、爱龙的心理升华为一种崇拜，因此“龙”成为生肖的文化元素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十二生肖与古代计时密切相关，龙在十二生肖中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一天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又称“龙时”。这时正值日出时分，且大多云雾迷茫，而太阳也是帝王的象征，它的出现同样具有神圣神秘的色彩。
“龙文化”内容丰富，它代表着智慧、勇敢、自强不息、心怀天下……“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不仅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外，还被远渡海外的炎黄子孙带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精神、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同时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已经启航，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龙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逢其时，全体华夏儿女要进一步发扬“龙”的精神，不折不挠、自强不息、勇于超越、锐意进取，不断丰富“龙”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文化追宿，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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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民俗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或者地域群体文化积淀的“活化石”，在我国当前文化生态里，其生存现状如何？您怎样看待民俗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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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被视为民间文化的民俗文化，由于其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以及单一传承方式，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视为陈规陋习或封建迷信。对此，不可否认民俗文化里面存在一些糟粕的东西。但同时它在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的具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叩拜长辈可以培养人们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观念。民俗文化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这种文化生存的环境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和损伤。不可否认，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民俗文化赖以生存的大背景已经发生颠覆性变化，民俗文化面临着被弱化或者变异的危险，一些民俗传统的东西正在日趋消失，部分传承链条正在被断裂和扭曲。
尽管如此，民俗文化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这一方面缘于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DNA，是民族的一种共同认知，一种自觉的文化记忆，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无可避免地“在历史的掌心之中”传承延续。同时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尊重和保护，特别是近些年来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也为民俗文化生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民俗文化遗产能够更为直接地表现民族的认同感、亲和力与凝聚力。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民众生活的历史，是通过保护和传承使后辈知道我们的前人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是维系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核心所在。浓郁的过年情结和春节风俗等就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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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根底在基层 发展在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俗文化有其存在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这种文化遗产根植于人所处的周边环境和社交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作为遗风遗俗的民俗文化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有些甚至在流失、消亡，你认为其传承、保护及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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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一些文化遗产甚至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成为一项与时间赛跑的迫切任务。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传统异化、商业侵蚀、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一系列难题，我认为要做到：一是要加强研究，提高认识，使社会各阶层都要充分认识到民俗文化对国家、民族、地域的重要性，从而实现文化自觉。二是要用具体的规划和措施来保障，从根本上改变坐而论道、不切实际的局面。第三要为民俗文化建立良好的保护环境。去年，国家文物局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政府有必要建立民俗文物数据库、民俗资源数据库、非遗传承人数据库，实施抢救性保护工作，发掘民俗文化内涵，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融入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功能之中，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载体。
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及发展的出路可用25字概括：根底在基层，主体在群众，生命在原生态，发展在政府，出路在创新。民俗文化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延续和发展主要靠民众自发的参与。要唤醒民众的保护意识，民众是保护的核心，政府主管部门要悉心听取传承者的意见，确定保护的对象。同时应该将要保护的项目确定传承人，使政府与传承者共同担负起保护的责任。
具体而言，政府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性。唤起广大民众的保护意识和参与热情，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活跃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传统文化的传递者。随着都市现代化的发展，以民俗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或团体，要予以尊重、善待，给予稳定的经济资助，鼓励他们发展民间艺术，培养、造就传统艺术的特色人才。同时，应适当发挥市场作用，在保护的前提下促进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当然，市场开发是一种有区分、有限度的开发，开发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对人文蕴涵、传统特质的挖掘和保护，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屈从市场需求，单纯地追求经济价值、规模效应。三是就是创新。民俗文化必须融入时代的文化元素，更好地契合人们的审美情趣，从而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当然，进行创新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衍变趋势一脉相承，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和养分，最大限度地保持、还原、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特质，让传统文化奇葩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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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教育应从小学生抓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重点在青少年，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你觉得 “民俗进课堂”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吗？
赵宗福：我非常赞同“民俗进课堂”这一做法。“只有了解，才能热爱”。加强民俗文化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熏陶非常必要，正是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才会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逐渐淡漠。
民俗文化教育与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精神的延续性密切相关，甚至与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有关。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根本。重视民俗文化教育，应从小学生抓起，在有关教科书中加一点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类的内容。大学更应该把民俗文化列为公共课程。一个民族的年轻人不尊重自己的民俗文化，不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更不能等闲视之。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不能仅着眼于青少年，还应致力于全社会民众的参与。有必要建立更多的民俗博物馆，将那些濒临消亡的民俗项目通过实物或影像资料保存下来，同时可设置一些参与性项目以便观众亲身体验，这都是后人了解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有些地方做了有益尝试，收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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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一方面要大力繁荣大众文化，另一方面要着力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您认为民俗文化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它的民族特性和属性能否建立起区别于以欧美日流行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流行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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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和繁荣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其鲜明的特色和艺术价值。在国家大力促进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民俗文化必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种历史机遇源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社会对多元化文化的需求、政府的政策保障、经费的大量投入和民俗文化传承者的文化自觉。同时，科技的发展为民俗文化的展示方式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更利于大众接受，因此也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
中国民俗文化因为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表征，在世界各国民俗文化中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化标志性和文化竞争力。然而，文化的传播和流行，不在于它是民间的，还是庙堂之上；也不在于它是哪个国家的，文化的无国界性决定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一家独大。流行的文化恰恰说明了文化的软实力的强大。因此，我国要加强文化输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
建立别具一格的文化体系，对于我国民俗文化而言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推出有品位、引起观众共鸣的好作品；积极吸引现在文化元素、表现方式，包括采用一些新的舞美、音响手段；突出特色和艺术内涵，这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做到这些我们的民俗文化一定能走出一条繁荣之路，一定会走出国门，使国外观众感受领略到中国神奇的艺术之美、深厚的文化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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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民俗学博士、教授，现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青海省昆仑文化研究会会长，兼日本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等。长期从事民俗文化学和青海地方文化的研究教学，在青海文化史、民俗文化学，特别是歌谣学、神话学、地方文化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建树。先后有21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均为独著。其中有中国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1项，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青海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青海民间文艺研究奖一等奖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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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67期 作者：记者朱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