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布村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东北部，向东与广州白云区相邻，北侧则与广州花都区接壤。小布村村民超过2500人，以黄、陈、张三姓为主，是当地较大的村庄。虽然地处珠三角经济发达区，但小布村相对边缘的地理位置，让它错过了2010年代初物流业高速发展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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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8年，小布村才进入多数快递公司的配送范围内，在此之前只有寥寥几家可供选择。不过，随着近几年来网购经济的兴盛，小布村的包裹量和物流速度都在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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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调研中，我分别对小布村的快递用户、代收点经营者、快递从业者进行了采访，意图从不同角度了解乡村快递的产业生态，客观地再现珠三角乡村快递的日常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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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民：网购、快递与送货到家
阿辉（化名）三十五岁左右，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一。他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家人的户口仍留在小布村，两个孩子也就读于当地的和顺中心小学。每天下班后，阿辉都要驾车回到小布村，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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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寄快递的频率并不高：平均一周收到三四个包裹，大多是网购的生活用品；至于寄件，除了偶尔的退货之外，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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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快递的习惯是近几年才形成的。阿辉记得，2017年时，村里的快递量还很少；快递员嫌送上门麻烦，都直接送到文体楼或村口保安室。地处广佛两市交界处的小布村，属于快递地图上最偏远的片区。以前，网购的包裹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到，且只有邮政、圆通、中通能配送，并不比线下购物便利。后来，随着乡村物流网络的完善，几乎所有主流快递公司都将版图扩展到了小布村，送达时间也缩短到与城区持平。快递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却因疫情影响萎靡不振。这使得村民们越来越倾向于线上购物，包裹的数量也开始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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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芳也认可了这个说法。她同样是小布村的年轻人，在村里经营一家小店铺。比起阿辉，她更像是网购的“重度使用者”，有时一周要收八九个快递，其中大部分是在拼多多直播间买的衣服、母婴用品、食品。以前，阿芳更习惯到大沥、嘉洲的商场购物；但疫情期间，跨村流动的风险变大，她由此转向了网购和社区团购。也是在那时，她发现拼多多上的女装不仅价格低廉，款式也比商场丰富。现在，她已经几乎不在实体店买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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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布村，乡村快递从无人问津到用之者众，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小布村没有菜鸟裹裹快递点，也没有城里常见的丰巢柜——这类设施至少要到五公里外的金溪才能看见。最开始，人们都默认快递点在文体楼；后来网购兴盛，大量包裹堆放在一个地方，村民纷纷投诉取件麻烦；反馈意见后，快递才开始挨家挨户送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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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快递就直接放门外。顺丰、京东会打电话约时间，让你当面签收。”阿辉说，“除了今年三四月有疫情，外人进不来，又像以前一样送到村口保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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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送到代收点的，但一般都是外地人。”阿芳抢着补充道。她所说的代收点，是小布村的一家小商店，兼营快递代收。然而，出于安全性的考量，村民们几乎不使用此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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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辉和阿芳一致认为，比起代收点，送到家门口更加安全便利。虽然后者放在无人看管的公共区域，且小布村只有主要道路覆盖了摄像头，但村护队的存在足以保障其安全——他们骑摩托车四处巡逻，只要发现有人拿走别人家的快递，便会立即上前制止。村护队原先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团体，后来由政府统一发放工资和保安制服，起到维持治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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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实际上，村民居住区极少发生盗窃案。小布村是传统的珠三角村庄，虽然居民众多，但彼此大多沾亲带故。一旦有人被发现偷窃，消息便会立即传遍全村，此人就很难再在村里立足。与之相反，代收点多为外来务工人员使用，人多手杂，故经常发生快递失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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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他们（外来务工人员）的体验会差一点。我住在村里，就觉得现在挺好的，不比城里差。”阿辉说。在他看来，当地快递服务的唯一缺点是寄件麻烦：需要用微信联系快递员，让对方上门收件。有时他加完班回到村里，快递员已经下班，于是只能在第二天把包裹带到工作地点寄出。他觉得，村里应该设置一个丰巢柜，方便村民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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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收点：末端配送与“最后一公里”困境
小布村位置偏僻，在派送清单上排到末尾。从南海区物流集散点择出的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再送到驻村快递员的电动车上时，往往已是正午过后。而村民们收到快递的时间，通常是下午四五点到晚上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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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村民们来说，这并不会造成什么麻烦：他们五点下班后就回家，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直接拿到包裹。即便有时派送较早或自己加班晚归，鉴于村里良好的治安情况，也无需担心快递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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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在村里租房的外来务工人员，状况又大为不同。他们大多是小布村附近花木种植场的工人——这份工作生产环境差、工作时间长且薪资不高，已逐渐为本地年轻人所抛弃。工人们白天工作，晚上九点才下班，快递至少要在门外放置两小时，值夜班者更甚。他们居住的出租屋虽然也有村护队巡逻，但毕竟人员混杂，一一对应起来十分困难，所以时常有人浑水摸鱼，拿走别人的包裹。因此，一些工人选择把包裹寄到村里的代收点，减少失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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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调查的A商店位于小布村侧，这片区域曾是菜市场，现在仍然聚集着村里大部分的店铺。A商店占地约四十平方米，主要售卖生活用品，也是小布村唯一一个具有代收点功能的地点。在对阿芳的采访中，就出现了这家商店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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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汤阿叔（化名）告诉我们，委托代收快递的人很固定，基本都是店里的熟客。三四年前，有人私底下和他商量：自己寄到出租屋的快递总是被偷，把地址填成商店，可能会安全一些。因为对方是店里的常客，汤阿叔没有多想，便爽快同意了。后来，和他相熟的工人们纷纷把收货地址改成了A商店，店里一天能收到几十个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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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着店门外的一个角落，示意我们观察。这个小角落虽在室外，但正上方有一片屋檐，足以遮风挡雨。地上放了一块木板，形成稍高于周边的小平台。在木板上，大大小小十几个快递纸箱和塑料袋乱中有序地堆放着。由于我们到访的时间较早（下午四时许），包裹的数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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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这个不收钱，只是提供一个地方给他们放快递。”汤阿叔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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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顾虑自有道理。首先，代收服务最开始就是无偿性质，如果突然提出收费，可能会引起熟客们的反感，甚至损失这一部分客源。其次，代收快递不同于普通买卖生意。没有卖出实体商品，反而要在原来快递费的基础上加价，会让村民们觉得他“太精明”，有损自己的名声。最后，一旦收了费，就要承担相应的保管责任。如果包裹丢失，就可能受到监管不力的指责，引发纠纷。总而言之，为每单一元或几角的蝇头小利冒这样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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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商店虽然被村民称为“代收点”，但比起菜鸟裹裹、蜂创超市这样的大型连锁快递站，它或许算不上一个正规的代收点。我们采访时，正好碰到一名女子来取快递：她蹲在地上翻找了几分钟，拣出两个快递袋，随后便离开了。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检查包裹上的收件信息是否与其相符，也没有留下任何取件记录。据汤阿叔说明，一开始，他们把包裹放在柜台里，等收件人到店，报出名字，才找出对应的包裹。后来，把快递寄到店里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堆在店里占地方，而且核对起来很费时间精力。于是，汤阿叔只能让快递员把日益增加的包裹放到店外空地，让人们自行取件、自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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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A商店作为代收点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包裹）丢过，但不经常。”汤阿叔说，“应该没有人会专门来偷。”他推测，大多数包裹丢失事件都是收件人拿错了快递，因为商品价值不高，索性将错就错；或者是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毕竟，委托店里代收的多是熟客，当汤阿叔看到陌生面孔出现时，便会特意去询问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盗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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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杂货店不止一家，为何只有A商店提供快递代收服务呢？汤阿叔说，其他店都嫌代收服务吃力不讨好，不愿横生事端；或是远离工人租住的区域，顾客需求并不强烈。接着，我们又走访了村里的B商店（距A商店不远，同样以销售日常用品为主，有美团买菜等社区团购业务）和C商店（位于村庄腹地，主要面向周边村民，属于传统杂货店）。这两家商店店主的回答，也证实了汤阿叔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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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递员：员工流失与缺位的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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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想直接采访村里的快递员，但都被对方以工作繁忙或不便透露等理由拒绝。经过一番波折，我们又联系上另一位曾在该地区物流业工作、现已离职的前快递员，并对其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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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阿明（化名）三十岁出头，身材不高，神情略显疲惫。从2021年4月到2022年3月，他都是一名顺丰快递员，负责大件包裹的配送。大件指超过28kg的包裹，一般是洗衣机、冰箱，或本地工厂订购的机器。相较散件，这类包裹数量较少，地址也较分散，需要驾驶货车派件。单件重量越高，快递员负责的区域就越大。当时，整个和顺片区的28-50kg级别包裹都由阿明一个人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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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快递员的一天，往往从拣货开始——开车到位于官窑物流园的集散点，从整个南海区的大件里分拣出收货地为和顺的包裹，装载到自己的货车上。这些包裹多时一天有50件，少时20件，大部分是附近金属压铸工厂的订单。大概在早上八点，他装完货，再度启动引擎，将包裹送往和顺各地。对于每天跑的线路，直到现在阿明也烂熟于心：哪里有超速监控，怎么走才能避免堵车……“不然肯定赚不到钱。”阿明无奈地笑了，“刚入行那会，物流代码看不懂，开车也要靠导航。送得太慢，客户投诉到公司，这一单的钱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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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熟人介绍入职的。之所以选择大件部门，是因为这里上班时间较短，安排也更自由。散件快递员驻守在村里，只要有包裹，就必须要配送；派完件还要收件，有时拖到晚上七八点都下不了班。而大件部门的管理宽松许多：可以和同事协商，划定各自负责的区域；送完件就能下班，平均一天工作6-8小时，远少于散件部门的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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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乡间道路狭窄崎岖，有些路段只能堪堪容一辆货车通过。一天下来，阿明总是被颠得腰酸背痛，双眼也因长期观察路况干涩不已。午饭总是仓促的：送货送到哪里，吃饭就得在哪里解决；有时客户催得急了，连饭都顾不上吃。最难熬的还是夏天。长时间曝晒下，驾驶室里的温度能迅速攀升至40度，即便开空调也无济于事。那段时间，阿明每天送完货，一进家门便倒头就睡。
在他记忆中，部门里清一色是年轻男性，有些人年纪大了，体力衰退，便只能申请调到驻村的散件岗位。“我干了一年，只听说邻镇有个女人在送大件。四十岁往上的人，更是一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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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之所以选择辞职，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份工作对身体损耗太大。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薪酬下降。在他入职之初，大件快递员每月净收入能达到一万元以上。但随着全国疫情的反复，工厂生产规模逐渐萎缩，订购机器的单子也越来越少。快递员基础收入极低，占大头的提成直接与包裹总重量挂钩——每公斤4角，平均一单赚四十多块，行情好时单日收入足足有700元。订单一少，工资便大幅度下滑。今年3月，受上海封控的影响，本地工厂无法从长三角一带进货，单量跌到了最低点。最萧条时，每天只有一百块左右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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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不了货，支出却没有因此减少。阿明的货车是自己租的，每月八千元的租车费要自掏腰包。公司虽有每月两千元的油费补贴，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在订单减少的日子里，阿明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倒贴钱付车费。其他同事也大多如此。在他离职前，25人的大件部门已经有9人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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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了解，即便在疫情缓解后，情况也依旧没有好转。新冠疫情对制造业的打击是沉重的，长期停滞的生产带来的亏空难以弥补。之前愿意为顺丰的速度和售后买单的客户，现在大多已经转向了价格更低廉的其他快递。听说，今年下半年，他原先部门的平均月薪只有7000元，比去年初缩水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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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的收入如此缺乏保障，难道没有人提出异议吗？从阿明的表情得知，我问了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工会只处理调岗之类的小事，谁会为了你一个人跟公司叫板？”阿明说，“工资一涨回去，他们就把单价调低，从每公斤4角降到3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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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单快递，公司抽走大头，剩下部分由快递员、长途司机、分拣员、派送员瓜分。一旦包裹量增加、快递员工资上涨，公司就会压低单价，从中攫取更多的利益。自顺丰上市以来，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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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雇佣关系中，快递员明显处于弱势。作为机械体力劳动，配送快递门槛极低，不需经过任何培训。即便工资一降再降，员工流失带来的空缺也会迅速地被新人补齐，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珠三角更是如此。运送大件的货车，一开始要求自行购买，现在则由快递员以个人名义从第三方租赁、按月付费，更使得行业准入门槛大大下降。快递公司日复一日地派出数万辆货车，将三水的铝材、狮山的灯饰和禅城的童装运至全国各地，又从其它地方运来各色各样的商品——尽管坐在驾驶座的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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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满降薪而选择退出的前快递员，都去了哪里呢？经过短暂的空窗期，阿明找到了本地一家小公司的文员工作。介绍他入行的朋友现在做起了小生意。而据说，有些人在辞职后辗转于不同工厂，因无法适应流水线早八晚九的生产节奏，最终还是回到了快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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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小布村是华南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同时也是无数村庄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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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和广州的交通枢纽白云机场直线距离不到二十公里，但这二十公里，却一度成了现代化过程中难以跨越的鸿沟。曾经，这里只有村居、鱼塘和无边无际的花田；想买一件新衣服，要开车到十公里外的商场；路上跑的是载满各色商品的货车，但驶向广州的它们永远不会在小布村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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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种状况转变的契机，是互联网商业的蓬勃发展。近几年来，拼多多凭借社交玩法和低廉价格在朋友圈、家族群中疯狂传播，而直播带货也以互动式展示和情感劳动特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小布村，也不例外。电商产业打入乡村市场，不仅改变了村民们的消费方式，也间接地推动了乡村快递的发展。正如阿辉所说，快递服务速度和质量提升，固然是快递业不断扩展的自然结果，但也是因为小布村包裹量增加，在各快递公司的版图上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才有人愿意听我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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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效和便利程度上看，今天的乡村快递与城市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快递只是后者的简易版本，或小布村的快递状况终有一日会与周边较繁华的城区趋同。我们必须看到，快递虽是近二十年出现的新兴事物，但它在进入乡村时，依托的仍然是传统人情社会的基础。在小布村的大部分区域，快递被直接送到每家每户门外，在几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放置数小时而无丢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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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我曾对此提出疑惑，得到的回答是“都住一条村嘛，谁手脚不干净，大家知根知底”。这暗示着，小布村的快递取件安全之所以能得到保障，不是因为“民风淳朴”，而是因为乡土社会中基于亲缘关系形成的信任和共识——小偷小摸虽然不构成犯罪，但会因“损人利己”遭到其他村民的道德谴责。在乡村，偷窃的污名难以洗刷，有时甚至会波及家人和亲戚。多数情况下，这一因素和法律共同起到遏制乡村社会中偷窃行为的作用。在人口流动性更强的城市空间中，这种共识趋于消融，快递点扫码取件、丰巢柜代收、家用摄像头成为了保护快递安全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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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四处巡逻、起到类似小区保安作用的村护队，也同样渗透着村民自治的逻辑。村护队干预偷窃快递行为的基础，是他们作为本村一份子，能认出某人属于哪个家庭、是否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的能力。而当外来务工人员（“陌生人”）出现时，他们的保卫便部分地失效了：首先，出租屋的空间被人为地切割分解，一栋房子里居住的不是血缘相连、利益一致的家庭，而是萍水相逢的工人；对于大门之内的空间，村护队鞭长莫及。其次，村护队虽能辨认出哪些人是外来务工者，却无法将他们的面孔与具体的楼栋对应起来。因此，大门之外的空间也同样丧失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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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来务工者群体中，既没有熟人社会长期形成的共识，也没有村护队充分的保护，其内部的偷窃行为难以被发现和制止。于是，委托代收快递就成了解决快递丢失问题的途径之一。在小布村，A商店在售卖日常用品的同时，还提供着代收快递的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取件的时间差、地点差问题，改善了乡村末端配送的情况。但这一途径并非完美的解决之道。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情原则与商业逻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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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满足顾客需求进而提高经济效益，是商家改进服务的主要动力。但由于快递代收服务的特殊性（非正式的、无实物交易）和乡村传统的观念（做生意讲究人情往来，不能贪利），A商店的代收服务长期都处于无偿提供的状态。比起个体经营户承包的代收点，A商店的代收服务商品化程度更低，基本只作为维持人际关系、提高客户黏着度的附加手段存在。一方面，免费提供的代收服务使收件人的快递服务体验得到提升。但另一方面，其无偿性质也阻碍了商家进一步改进服务、加强监管，导致了安全性较低，丢失责任无法界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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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快递员的陈述给我们带来了观察乡村快递的另一个视角。在当下，技术门槛低而薪资相对较高的快递行业，成为了本地年轻人“进厂”“坐办公室”之外的选择。但疫情下订单量的波动和包裹单价的降低，都不断挤压着乡村快递员的生存空间。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快递员在公司面前往往处于失声状态，无法伸张自身合法权益。当多地快递停发导致单量减少时，快递员不仅得不到补助，还要为生产资料（货车或电动车）支付租金。而当行业恢复时，快递公司又进一步提高抽成比例，从中榨取更多利益以弥补之前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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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快递员的收入便越来越低，劳动者与雇佣者的地位也越来越不对等。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快递公司是要“烧钱”打价格战，还是要提价填补赤字，快递员的权益都受到了漠视和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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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快递业比作一条满载商品的洪流，沿全国纵横交错的路网奔腾不息，那么乡村地区就是其最纤细、最易干涸的支脉。当行业不景气时，处于“边缘”位置的乡村快递，往往是最早一批被裁撤、简化与取消的——由于工厂订单的减少，阿明曾任职的大件部门已由2021年初的30人降到了现在的20人。尽管网购经济的繁荣使散件数量维持着较高水平，但如果这一繁荣也被打破，小布村民是否又会倒退回曾经只能到数公里外取快递的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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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即便在农村，快递隔日即达、送货上门也逐渐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然而，这些现代化的便利成果，实际上是多方博弈、妥协、拉扯后达到的平衡。传统社会的人情伦理、外来者与本地人的生存冲突、互联网下沉的新零售趋势、末端配送的困境与可能、快递公司的压榨与扩张……它们共同作用于乡村快递，使其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生态。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小布村虽偏于华南一隅，但也经由商品消费和物流运输，与广州、上海、北京，以及更广阔纷繁的世界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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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八角楼读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