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游牧民大多被整合进地域系统、国家系统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祁连作为古老的牧区，是后发现代化中的后发地区，其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现代政治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定居后再社会化和城镇化，改革开放后迎来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祁连牧区的案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资本主义渗透的结果，而是更多体现了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治理。在这场由国家启动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地方与牧民的参与性和自主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祁连牧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后，一时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点议题，短时间内相关研究取得蔚为大观的成果，在数万篇期刊文章、学位论文及报纸文论中，诸多学科积极参与，就概念诠释、逻辑推导和历史经验等进行分析论述，取得了不少宏观的、整体的和有洞见的知识，留下了微观的、地方的和个案研究的余裕。本文选择祁连牧区这样一个位于边地的非农社会的案例，通过长时段分析和比较研究，来回答如何从地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牧区现代化呈现怎样的中国经验等问题。
一、域外牧区现代化的案例与中国的祁连牧区
游牧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生计方式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世界上不同区域的游牧社群，根据自己所处的生境，习成了丰富的畜牧生产生活知识，牧人根据自然禀赋驯养了牛、羊、马、骆驼等动物，按季节、逐水草而移动游牧，创造了独特的游牧文化，曾以较小的牧民家庭组成强大的部落政权或建立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如今依然有100多个国家，数以千万计的牧民，在占全球总面积25%~40%的土地上，牧养着约10亿总数的牲畜。
（一）牧区现代化中的世界各地案例
19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发生和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断蔓延，及至20世纪时已然成为世界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国，大范围自由移动的游牧民被纳入有边界的领土之内。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牧民、牧业和牧区社会又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范围内牧民数量不断减少，牧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急剧变迁，在定居、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大势下，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游牧业行将就木。如美国学者德·德隆逊认为，游牧业注定要发生变化，未来可能的情况是，随着工业中心的发展与城市的兴起，游牧业可能会迅速消亡，进而会引发新一轮经济和社会的巨变。越来越多的牧区研究案例显示，牧民、牧业和牧区在享受现代化等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出现日益边缘或趋于式微的状况。
在伊朗的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交界一带，有一块范围较广的山丘荒漠地区，生活着一个名为俾路支人的游牧民族。菲利普·萨尔兹曼2002年关于这个游牧社群的研究显示，自俾路支人被纳入现代国家体系后，伊朗政府先是出台政策禁止了牧民传统的劫掠农业社会之行为，然后通过现代机械化的灌溉技术和项目扶持政策促使牧民定居，牧民的游牧因此受到严格的限制，生计则由畜牧业转向农业或采取半农半牧方式。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的加快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牧民放弃畜牧业前往农业社会和城市中寻找工作。
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 900千米有余，比喜马拉雅山脉长三倍半，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几近覆盖了地球表面5%的面积，不少海拔6 000米以上的山顶终年积雪。在此广阔高寒的自然环境中，人类适应性地生发出流动性放牧系统，形成诸多游牧社群。胡里奥·波斯蒂戈等人2008年对秘鲁安第斯山区游牧社群进行的研究发现，国家想方设法让游牧民定居并实现社会转型。1969年，秘鲁推行土地改革，通过生产现代化和机械化，迫使牧民在社区定居以及创建农民社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及牧区发展项目试图通过牧场管理、羊驼养殖和社会资本改善来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然而却带来了社会分化加剧。
罗马尼亚是欧洲社会千百年来最重要的牧区之一。历史上喀尔巴阡山脉绵延约1 500千米的山地是天然的牧场，牧民、畜群在此游牧生息。热兵器时代来临后，游牧势力不断衰落，来自农业社会的开拓者逐渐把草原开垦成耕地，游牧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边界的强化，游牧被限于国土之内，引发游牧迁徙走廊的断裂，畜牧业“牧而不游”。在罗马尼亚，政府出台政策，只允许在集约农业、工业和城市未开发的土地上畜牧。20世纪90年代，在去集体化过程中有不少土地被弃用，紧接着城市化快速推进使得郊区和农村留下一些碎片化的土地，牧民适应新情况在这些弃用和碎片化的土地上从事畜牧，“城市牧业”成为一道景观。
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卡拉尤（Karrayu）地区，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牧区，饲养着规模不小的牛、山羊和骆驼等。直至20世纪60年代，山地的牧民在旱季还可以游牧到河谷地带。20世纪70年代初，牧民逐渐失去了牧场的使用权和水源。国家和资本组织的棉花、甘蔗种植不仅改变了河流方向，也不断地侵蚀着草地。国家试图改变生态系统，将传统游牧区域转变为灌溉农场，却造成土地和水资源的盐碱化，卡拉尤牧区牧业难以为继。基于诸多实地考察，PASTRES项目负责人、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伊安·斯昆思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当下很多牧业社群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且受到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剥夺，游牧业在农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背景中越来越边缘，在社会发展和国家项目的旗号下牧业文化日益式微。
（二）中国祁连牧区的基本状况
中国及其牧区作为全球列国和世界牧区的一部分，现代化状况如何，牧区在中国现代化中呈现怎样的面向，我们可从青藏高原的祁连牧区进行观察。
中国是草原大国，是世界上畜牧业最早诞生地之一，目前有108个牧区县/旗、160个半牧区县/旗，行政区域面积约38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0％，拥有各类草原近3.928亿公顷，约占全球草原面积的12%，草原面积位居世界第一。这些牧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北部、东北平原西部等广大西部民族地区。因为大都地处西部边疆，加之从业者人口相对较少，牧区的发展状况甚或现代化进程，较少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
自19世纪60年代中国现代化开启以来，作为西部边疆的牧区经历了什么？它的现代化跟农业社会和国外牧区相较呈现出什么特点？笔者选择祁连这样一个县一级的牧区作为案例研究，旨在从中观层面把握牧区现代化的历程和状况。谈及“祁连”，人们很容易联系到古老的“祁连山”，对于晚近成为县级行政区划的祁连县或许并不是很熟悉。作为县名，祁连源于祁连山，因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而名之。祁连县如今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牧业县，海北藏族自治州之“海北”名，是因它地处青海湖北部。有历史记录以来，环青海湖周围就是辽阔的天然牧场。从地理上讲，祁连县在青海湖牧区边缘，同时属于广阔的祁连山草原，境内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亦属极地高寒的青藏高原，还毗邻河西走廊。这样一个集聚几大地理板块和文化特殊性的牧业县，是一个观察牧区现代性历程的绝佳点。
青海湖地区古为羌戎的游牧之地，考古人员在祁连县挖掘出夏塘东台遗址等卡约文化遗址10余处，学界认为卡约文化人群就是中原文献记载中的“西羌”。是地受到中原关注是在汉代，《汉书》等史书称之为“西海”“仙海”等，就缘于当地的游牧人群西（先）零羌。“西羌”之人，在这个极地高寒不适宜农业的地方从事畜牧业生产，《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之后的吐谷浑人，在《北史》记载中“恒处穹庐，随水畜牧”。及至明清时，此地水草丰美依旧，是蒙古番人等畜牧的乐土，《明史》载：“青海，又曰西海，水草丰美。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日益繁滋，素号乐土。”
古籍中的西羌、乌孙、匈奴、月氏、鲜卑、吐蕃、回鹘、党项、吐谷浑、唃厮啰、蒙古、西番等古代民族或社群游牧于此。如今，有藏族、蒙古族、回族、汉族、裕固族、撒拉族等17个民族在此长期居住，流动人口中涉及的民族则高达40余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9.2%。当下的祁连，依然以畜牧为主，据《祁连县志》记载，祁连县草场总面积为1 764.11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80%，是青海省重要牧业基地之一。祁连县国土面积1.4万平方千米，比两个上海还大。2020年祁连县常住人口只有4.85万，上海常住人口为2 489.43万，人口数不及上海的小零头。从古至今，祁连作为人稀地广的牧区，没有疑义，作为牧区特征的县区，亦是明显。
二、祁连牧区政治现代化的历程
（一）从盟旗千户到“省”“县”
气候环境和自然生态使然，祁连这块适合畜牧业生产的地方，主要的生计经济是畜牧业，在几千年的游牧历史中其主要的组织形式是部落。正如王明珂所言，古代游牧社会，“为了争夺、维护一个山谷，部落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也因此使得任何超过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中央王朝如隋朝时炀帝在青海湖边短暂置西海郡，明朝设立西宁卫，名义上属军事卫所管辖，但是中原的政治管理体制之郡县制和行省制鲜见，直至现代的到来。
雍正三年（1725年），清朝派驻“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并成立相关衙门，是中央政府在青海湖牧区进行长期管理的一项举措。“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为“青海办事大臣”或“西宁办事大臣”。设置此职的起因是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之抗清被平定后，急需善后和安置青海蒙古诸部及西番诸族。清廷针对蒙古人，在原来部落的基础上将之分为29旗，勘定地界，各旗分立，不相联属，采取定期会盟形式。针对番人，则实行千百户制度，战后通过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授予部落首领千户、百户等职衔。“其族内人户，千户以上，设千户一员。百户以上，设百户一员。”盟旗王公和千百户头领均受青海办事大臣节制。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8月，北洋政府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封号、爵位照旧承袭。西宁镇总兵报请北洋政府，重新颁发千户、百户执照。1913年8月15日青海办事长官廉兴召集蒙藏头人祭海会盟，宣布“共和成立，五族一家，联合各族，同敦亲睦……青海地方安定，唯以中央号令是尊”。此次青海蒙番部落与“中央”的互动，或许并非主动，然而现代国家和民族概念已获认同，可视为青海湖牧区现代性开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县制和行省制，在先秦和元代时就已有之，然而祁连抑或青海湖地区实行行省和县制，跟现代性的弥漫和现代社会建设相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有清廷大员提出设青海行省之议，但陕甘总督允升表示反对：“蛮荒沙漠，部族杂居，论开化则尚未及时，言利益则只知游牧，若欲遽建行省，不独风俗制度未易强同，且恐设官而民无定所，钤束维艰。”进入民国后，不断有地方士绅、官员、学人等从开发经营青海计而提出设行省的主张，其中，1922年甘边宁海镇守使、蒙番宣慰使马麒之《经营青海意见书》具有代表性，他说：“开发青海，兼顾西藏以利于巩固西南国防……青海蒙古二十九旗，均属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绝非镇守使名义，所可辖治，而人烟辐辏，商贾聚集之处，又非专设县治无以安人心。”后在多方合力下，1929年1月，青海正式建省，除了之前青海办事大臣所辖“青海”牧区，即蒙古二十九旗、玉树二十五族、环海八族等外，合四川省的果洛地区和甘肃省西宁府属地而成一省。
1929年8月，原西宁府所属的西宁县划出仙米寺、珠固寺一带地方，西宁府所属的大通县划出红山堡、永安堡和祁连的八宝、阿力克一带，合设亹源县，此县既有农业乡村，又有牧业部落。这是祁连部分地区进入县制的开始。1939年3月，由亹源县析置出祁连设治局，设治局下辖青海蒙古和硕特南左首旗、和硕特北前旗、和硕特西右前旗、土尔扈特南中旗、土尔扈特南后旗、喀尔喀南右后旗，还有阿柔、夏塘、郭米3个藏族部落，除了延续旧有的盟旗部落制外，还设立了八宝、默勒、阿力克3个乡政府。
虽然1931年中央政府出台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规定，盟旗与省县不相统属，但是现实中青海的盟相当于厅，隶属于省政府，旗相当于县，隶属于当地各县局。而且，随着游牧范围逐步缩小，以及盟旗王公和千户百户权力的式微，牧区政治逐渐被省县所掌握，其地位与农区的乡镇保甲长类同。1943年，青海省政府决议升格设治局为县，并派员在祁连地区推行保甲制，设3乡、10保、118甲。1945年2月，祁连因所属古佛寺等地与甘肃发生争执，故暂缓设县，仍为设治局。
（二）由部落到乡、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祁连的县制方才真正开始。1949年11月22日，祁连解放。1951年9月，青海省政府将祁连设治局改为祁连区人民行政委员会。在国家层面上，为实现国家建设和边疆社会的有效治理，出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开展了人口统计、民族识别等一系列举措。为践行这些制度政策，1952年10月，祁连区人民行政委员会改为祁连自治区人民政府。1953年11月，由于即将成立更高一级的海北藏族自治州，遂改祁连自治区为祁连县。此时，距我国最早采取县级行政建制相差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县一级行政体系建立之时，祁连的乡村政治体系也随之建立。早在20世纪初，为了适应政治现代化的需要，国家权力扩张导致权力逐渐下移，区、乡、镇等县辖政权成了国家最底层、最直接面向民众的国家代表。然而，政治权力全面下沉到乡村，还是在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根据解放战争的成功经验，在乡级政治体系下积极建立村级政权组织，1950年颁发相关政策文件，确认行政村与乡并存，均是一级地方政府机关。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地方政权组织法》中撤销了行政村的建制，并在随后发布的《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中明确了乡镇领导行政村、自然村的治理模式。
在祁连，实施乡村政治体制建设时，地方政府根据民族地区地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游牧社群部落制度以及牧业和农业生产的状况，进行综合性的现代政治体系建设。总体而言，祁连县现代乡村政治建设，相较于农业地区呈现出多重复杂性。1951年9月，祁连设治局成立时，设立八宝、扎麻什2个以农耕为主的乡，下属卡力岗、拉洞、上庄等6个行政村；同时设立的阿力克、默勒2个纯牧业乡，下属13个部落。1953年，祁连自治区下设3个自治区：默勒蒙古族自治区，辖贡家、王家、扎萨、角昂、丹巴、尕日德等6个部落；阿力克自治区，以藏族为主，辖千户、百户、德芒、百经、多哇、阿多、芒扎、阿克洛8个部落和俄博村；黑河源回族自治区，辖八宝乡、扎麻什乡2个乡，有野牛沟等8个行政村。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祁连自治区更名为祁连县，隶属海北藏族自治州，其下辖的自治区亦恢复乡制。
1958年5月，祁连县宣布完成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场始于1955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民主改革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紧随着改造和改革，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祁连县推行开来，办起了10个农业社、57个牧业社和8个公私合营牧场。是年8月，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生产大队。1958年9月，祁连宣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业地区的八宝、扎麻什称人民公社，牧业地区成立野牛沟等5个乡。次年，这几个乡亦改称人民公社。
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公社—大队—小队式的人民公社化模式凸显诸多积弊，亟待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牧区体制从生产队改为牧业合作社，继而又进行了联产责任制、土地和草场承包到户、牲畜作价归户等历史性变革，基层政权“社改乡”的转变同样富有深远意义。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县以下政权为乡、民族乡人民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重建乡镇体制。乡镇被重新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
青海牧区从1983年开启政社分离和建立乡级政府政权的体制改革工作。1984年5月，野牛沟等7个人民公社，改成乡，祁连县完成全国部署的新型县乡体制调整工作。2000年后，几经合并，祁连县下辖3镇4乡，分别是八宝镇、峨堡镇、默勒镇、扎麻什乡、阿柔乡、央隆乡、野牛沟乡。有学者认为，乡镇政府的运作，在不同地区，具有历史的和区域性的独特性。总的来说，它们的强化具有普遍的影响。乡镇政府设置是1983年以后的制度创新，也是更远程的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乡镇政府的强化，地方社会的行政控制、经济调控、文化改造等富有现代性的权力运作充分开展，“规划的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强。
伴随着新型乡镇体制的调整，祁连县村一级治理模式的革新也一同变化。出于村务管理的需要，按照全国样板，祁连县农村自发地组建了村民委员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牧业村民委员会的组建完成，标志着祁连牧区的现代乡村政治体系建设，与全国迈入同步同频。
三、祁连牧区的城镇化与现代性
几千年来，草原牧区的真正巨变，是不再游牧，牧民开始定居。定居和城镇化，是祁连牧区最重要的现代性表征。
（一）从游牧到定居
牧区大规模的定居虽然是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组织下进行的，但定居的历史趋势却早已显现。阿拉腾指出，从生产性质上说，游牧由于其不能独立于农业而生存的性质，使得其内部存在着定居化的潜势。从更大的时空观察，就全球范围内讲，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现代国家的兴起，便吹响了游牧终结的历史号角。具体到青海湖及祁连游牧民，自雍正三年（1725年）编旗后，“各旗各有疆界，土地不得兼并，越界则触犯刑章。户籍有严密之厘定，人民不得随便转移。离旗为私逃，重者则处死刑。向日人民自由选择领袖，自由放牧之习惯，乃不复存在矣”。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青海湖地区部落草场面积持续萎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牧区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主要表现为传统游牧体系的衰落，部落组织体系的解体，部落经济经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文化的巨变。青海湖牧区此时段进入人民公社时期，随着牧业生产队的成立，牧民的移牧范围进一步缩小。20世纪80年代，草畜承包制度实施以后，草原被划分为类似网格的固定单元，草场分配给每个牧户。传统的牧民开始转变成和“小农”相似的“小牧”，有学者认为，牧区包产到户，使真正意义上的“游牧”走向了终结，草场划分政策进一步限定了牧民的草场使用权，把牧民们分别固定在诸多面积不等的“私有地”中，放牧方式从历史上的“逐水草而居”到“小范围移牧”，最终走向“定居轮牧”。
祁连牧民大规模定居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1984年开始，牲畜、草场的家庭承包，过去的公用牧地和牲畜被分配到个人手里，随着草场承包权的固定，牧民便在冬季草场建造房屋院落，形成了定居点。“早期畜牧者过着逐水草而牧、避风雪而居的游牧生活，不可能形成社区。但牧业生产的条件和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牧业也需要而且能够定居，于是，‘畜牧业+定居=牧区社区’这个公式也能成立。”就祁连牧区而言，定居的牧民严格地说只是家庭中的部分成员，如老人、孩子等，还有一部分牧民需在夏秋季随牧群“转场”或曰“走圈”。定居是牧区千百年来的重要社会文化变迁之一，也成为牧区畜牧业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定居这种变化和现代性而来的是一系列变化。在牧民系统性定居之前，马、牛等牲畜，既是生产资料，也是交通运输工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摩托车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在牧区开始普及，在牧民看来，骑着摩托车不但“洋气”，而且相对于马来说容易保养，除了交通用途，牧民还用之放牧，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电马”。牦牛，被誉为“高原之舟”，是祁连和青藏高原历史上重要的驮运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牧区公路等基础建设的深入，卡车尤其是皮卡车替代牦牛，成为牧区重要的运输工具。
2000年后，中巴作为公交在乡村与祁连县县城之间往返，便利了牧民出行。2010年以后，SUV、轿车迅速普及，在摩托车之后成为牧民重要的出行工具。2018年后，祁连牧区还出现了专门装载牛羊的大型卡车，牧民若是愿意租赁，之前赶着牛羊在冬季草场和夏秋草场费时两三天的“转场”，便可以在半天到一天内完成。交通运输工具的更替和出行时间的缩短及运输能力的增强，跟一同而来的村落化和城镇化在祁连牧区相应相成。亦即村落化、城镇化与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互嵌在一起彼此发展促进，俨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现代性的面向。
（二）从聚落到城镇
游牧诞生时，与农业追求定居倾向聚落不同，为了规避各种风险倾向于移动，牧民为了减轻一方水草承受的压力，力求分散放牧，其组织方式是部落而非村落。20世纪80年代草地承包后，牧民先是在较低海拔的冬圈修建土坯房，而后升级为砖瓦房，如今带有走廊、装置双层玻璃窗、铺上地板的“全封闭”，受到牧民普遍青睐。而且，随着儿孙不断分家置院，牧区聚落化趋势明显。围绕村委会、乡政府所在地的村落化和城镇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规模不断扩大。
与定居、城镇化互促最紧密的还属教育。曾就青海牧区的教育，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知识分子深为忧虑并感无力：“蒙藏之开发，边疆之建设，为今日兴国之大计，此任何人所不能否认者。然开发之端，着手之道，必先发展教育，培养青年，提高人民程度，以为政治经济文化推进之基本。……此种举棋不定之流动生活，为今日县政建设之绝大困难，而教育之设施，尤不能不有适应此特殊生活之方式。”魏崇阳亦称：“散居黄河以南各县及海上蒙藏同胞，不知国语，鲜与内地往来，故亦不知内情，在各县者虽经营农业，而在海上及各县边远之区，完全从事畜牧，何论自动求学，即就地设学，亦所不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定居，为牧区的教育普及提供了便利，同时，牧民对教育的重视又促进了村落化、城镇化。正如崔延虎所言：“从游牧到定居，并不是一种生计方式或一种生产方式转化为另一种的过程的结束，而是再社会化过程的开始。”伴随现代教育理念的习成和牧民对孩子上学问题的重视，牧民们大都选择到村委会或乡政府所在地购地建房。除了乡政府、学校外，幼儿园、供电所、卫生院、文化站、工商所、电信公司及各种店铺等，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集聚，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
国家的在场，推动了牧区的村落化、城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将牧民定居视为牧区现代化的重要进路，因此牧民定居不仅是一种经济适应，还是一种政治适应。2002年12月《人民日报》以《青海四十万牧民定居集镇》为题报道了牧民城镇化的状况：青海6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牧区，通过推进小城镇建设，带动牧区经济发展，提高了牧民生产和生活水平，显然在为牧区城镇化鼓与呼。2008年初，祁连县政府提出了牧区新型村落化综合建设战略，主要举措就是实施集中居住工程，以村为单位进行规划建设，以现代住宅建设为重点，建设村委会办公室、村党员活动室、村卫生室、村文化活动室、村小学、商业网点等，并引导牧户有计划地向中心带搬迁居住，最终构成集现代住宅、各类公益服务和第三产业于一体的新型村落，并计划4年内在村镇建成现代生活区11个，到2010年力争村落化达到40%以上。
2009年4月，受国务院相关政策指导，青海省政府颁发《2009年全省藏族聚居区游牧民定居工程实施意见》，决定在5年时间里，总投入近60亿元资金，力争使牧民住上安全、节能、环保、实用的房屋，全面完成牧民集中定居工程。这项政策采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牧民三方出资共建的形式，进一步促进了村落化、城镇化，尤其是牧民房屋的升级换代。2009年5月，祁连县实施牧民定居工程，新闻报道显示，有582户、2 423人接受了这项工程，其中，265户牧民定居村委会所在地，171户定居乡镇政府所在地，146户到县城定居。祁连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祁连县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逐年提高，2000年为34.82%，2010年为44.44%，2020年时已达到55.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等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因为很多牧民虽然较长时间住在城镇，但其户籍仍在牧村。在祁连，户籍城镇化率明显要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与全国城镇化率的63.89%虽然相差8.89个百分点，但就牧区的自然禀赋和城镇速度而言，已超乎想象。
结语
现代化，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也是祁连牧区一百多年来的宏大叙事。总的来看，祁连牧区的现代化，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着力推进，并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长足发展的。虽然牧区的现代化时间较短，但与非牧社会的现代化一样，涉及方方面面。1949年以来，祁连牧区的现代转变，首先体现在政治组织层面，社会主义的乡、村组织形式，取代了千年的游牧部落制度，游牧民褪去了部落民的身份，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
祁连县历史上的蒙古盟旗和藏族千户百户，这项始自清初的政治组织形式，延续230余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向终结。具有千年悠久的游牧社群部落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改造中，亦步入历史。1958年8月，祁连牧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王公、千户、百户等特权不再，与部落民一同成为牧业合作社的社员，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自主生产的新型牧区村民，现代市场经济更是将部落经济消解殆尽，新一代青年牧民的身份认同，在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建设中重新塑造。
在社会层面，定居对于经常处于变化和不确定状态的牧民来说，已然是一场社会巨变，“游牧”成为历史；而村落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对牧民来说可谓“天翻地覆”。城镇化带动了整个牧区的现代化进程，这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化主要由城市化带动，具有一致性。定居、村落化和城镇化，促进了祁连牧民的教育、生产、消费、商业等诸多观念的现代化。这些观念的现代化，又促进了村落化和城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而又使牧区的政治组织现代化进一步完善，还催生了诸多行业和新职业，让祁连牧区的社会分工更加多样。
祁连牧区的现代化，是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一个案例，回顾祁连牧区的现代性历程，呈现出的是中国自主现代化的区域史。吉登斯等学者认为，现代性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化，然后在工业化、工业主义等加持下遍及世界各地。祁连牧区的现代性进程则显示，中国牧区的现代化并非资本主义渗透和工业主义的结果，更多是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治理。人类学及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说明，现代性并非均质、铁板一块的，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在全球范围内，19世纪以来不同的社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转型。诸多形式的社会转型表明，现代化不尽是资本主义推动的，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就来自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
祁连牧区虽然是一个边地、非农的区域，但它是中国自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个缩影，即结合地方生境、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这场社会运动，是如何由国家启动，地方和牧民参与，并在强国富民的目标下，致力于社会主义治理的，这场旨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工程，在短时间内又是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的。这是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不同于上文所述亚洲的伊朗、南美的秘鲁、欧洲的罗马尼亚和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中国牧区的现代化较好地规避了资本的渗透和冲击，避免了让牧民、牧业和牧区陷入恶化、濒临窘境的状况。
虽然，在牧民定居方面，祁连牧区与上文提到的世界各地牧区一样，国家或政府政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祁连牧区也因为矿物资源丰富，与国外的一些牧区一样，经历了采矿、淘金而导致草原的退化，并且伴随现代性弥漫与传统游牧文化式微，不少牧民进入了城市，等等。然而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譬如在定居、城镇化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牧区更多是顺势而为，顺应特定需要而顺利开展，并没有致力于追求牧区农业化、工业化，保持了牧区的生态系统和牧业生计方式；在采矿以及草原退化方面，则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出台禁止乱采乱挖政策，甚至采取禁牧轮牧制度，恢复草原生态；牧民进城，一方面出于牧民子孙教育和老人养老的自我需要，一方面是国家和政府项目的推进，可谓双向而为；等等。
这场由国家启动并主导的牧区现代化，并非完全忽略地方与民众的参与性和自治性。无论是国家意识和民族概念的自觉，还是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都可见牧民、地方与国家的互动。改革开放后，牧民和地方在定居、进城、教育、消费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自主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及，将高原牧区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进行现代景区的打造和生产，是牧区自主现代化的成功探索。“天境祁连”的定位和宣传、“祁连风光”“最美草原”的塑造，以及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和入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都体现了祁连牧区在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对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主体发挥。在牧区文旅开发中，不少牧民参与到“牧家乐”、民宿等经营活动中，以草原饮食、蒙藏文化为推手，展现牧区民俗和牧民生活，获得了牧业之外的收入，推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诸上种种，都丰富了牧区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与内涵。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