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明清至民国初期，中国穆斯林先贤将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实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史称“伊儒会通”。伊儒会通是怎么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伊儒会通的时代价值何在？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往往都存在自身所特有的精神基因，这种精神基因内在于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世代传承，其基本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正因如此，外来文化在中华大地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展现出深厚鲜明的中华特色。
外来文化与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是客观规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也是这样。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历史上的伊儒会通，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化进程中，与中华主流文化儒学会通，推动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明末由于交通中断，中国伊斯兰教与西亚的交往日益艰难，由西域而来的宗教学者越来越少，经学交流几近中断。加之长期在中国生活，伊斯兰教信仰者已经放弃原先使用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改说汉语，这让原来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宗教语言的中国伊斯兰教难以为继。此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续受到严峻挑战，是变而求存，还是持续衰落？
面对这种情境，一些伊斯兰教学者“以儒诠经”，用汉语传续伊斯兰教，推动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健康传承。伊儒会通，历史上有称“以儒诠经”“以儒诠伊”，也有称为“以伊诠儒”，故清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元正曾谓刘智《天方性理》“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
这一活动，没有任何组织有意识地策划、发起，可以说是一些伊斯兰教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本能自然反应，有着民间的自发性。伊斯兰教学者，积极主动地博览群书、遍览各家各派，寻求理解，融通儒家，向儒家靠拢，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性。
伊斯兰教知识分子不仅认同儒家，同时提出并不以释道二氏为异。因此，伊儒会通，实际上是伊斯兰教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诸家相通。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于伊儒学者的积极努力和艰苦探索，比较成功地挽救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式微的命运，表现出在困境中“变则通，通则久”的取向，为后来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知识基础和思想资源、具体表现在：
一是关乎“理”上，提出理同道合。伊儒学者提出，“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认为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圣人说的是同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的表达形式有“天道”“人道”的不同；虽然儒家重“人道”，不谈生前死后的事情，但其实行有“天道”。
伊斯兰教和儒家经典表达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更不必拘泥于文字的表达，“何必拘泥语言文字之末，而疑其有同有不同耶？”道理归一，都归向主流文化。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对儒家表达了肯定：儒家尽善尽美无以复加，是正邪的标准，近则为正，远之则邪。
二是关乎“事”上，与儒家高度契合，甚或以儒家术语进行表达。伊儒学者认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不以宗教功课做得多少来判定，要看“人事”做得如何，比如是否忠孝从顺。
特别是，伊儒学者提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鲜明表达了儒家“万物一体”的仁心。
“智者求同，愚者求异”。通过这一活动，伊斯兰教知识分子为求伊斯兰教生存发展，进一步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融通了伊斯兰教的生存空间和通向未来的道路；同时使儒家进入伊斯兰文化，使中华文化在不同信仰群体中得到深度回应、认同和践行。
可以说，伊儒会通文化现象，体现着“物之不同，物之情也”的和而不同精神，是伊斯兰教中国特色的典型形态。它为新时代宗教中国化提供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成为世界伊斯兰教本土化共同的历史文化资源。（作者简介：王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