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转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公众号
?一、人类学是强国、强校、强人之学
(一)作为强国之学的人类学
人类学是强国之学，而作为“强国之学”的人类学有两层含义：其一，人类学乃作为强国之必须。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欧美各强国，均对人类学极其重视。其二，人类学乃成为强国之必须。人类学在人文社科学科诸领域以其独特的广度独领风骚，为诸学科之最。其对于人类社会独特的观察方式与理解方法一直以来为人文社科领域所公认，也是最具研究深度的学科之一[2]。
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彼时的欧美各国，基于作为强国的现实需要，纷纷创办人类学专业、培养人类学学者，自此人类学在欧美各强国确立了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一批批教师与专职研究人员被培养出来，奔赴世界各地开展研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学的最终形成，与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前的学科分工里，人类学一直被定位是研究“原始社会与异文化”的专业学科。随着世界性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也出现了历史转变，即对于“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伴随着人类学学科定位转变，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从过去的前工业社会，逐步扩展到前工业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并重。在人类学过往的发展进程里，逐步形成了属于人类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综合性研究为学科特色。人类学通过学科特有的田野工作所得的第一手资料，运用特色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来探寻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学的学科来源很广，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源流，与文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都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从全球范围内的学科特点来看，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构成人类学学科主干的四大分支学科，尽管如此，各国由于不同的学科发展传统而对不同分支各有侧重。从研究范式的角度上看，人类学注重整体研究，不仅要把人类的行为(包括社会、文化，甚至心理)和体质的诸多方面作出机的联系起来，对其展开研究，同时也将特定文化的诸多方面与更为宏大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环境进行整合，通过此类系统进行研究。
二是以跨学科研究为学科视野。人类学从欧洲诞生伊始，便自带深厚的跨学科基因。一百多年来的分化与扩展的成果，铸就了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科视野。多种多样的学科，如地理学、生态学、医学、生物学、人口学等与人类学在不同程度上交叉融合、相互渗透。人类学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下成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间纽带，既从生物性和环境性对人类开展研究，也从社会角度和文化角度研究我们人类自身。人类学还覆盖了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即同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存在极高的应用价值。
三是以反思性研究为学科强项。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是针对异文化的研究，试图通过理解他者来观照自身。所以，反思性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作为反思的两大工具，文化相对论与跨文化比较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文化相对论与跨文化比较研究，人类学研究的初衷在于端正我们自身的文化观，去除族群中心主义的成见或是克服文化自卑感，以期文明之间得到交流与互鉴。
人类学研究以其广度和深度领先诸学科。人类学的精髓在于广泛了解社会与人类的各种现象，同时在更深层的文化领域进行解读。如今我国的发展，更加需要人类学广泛的学科担当，在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医疗、人口、宗教、民族等很多方面作出自身独特的贡献，以证“强国之学”。
(二)作为强校之学的人类学
据美国人类学学会统计，美国有800多家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从事人类学的专业人员约1.8万人。著名的综合性名校全部都开设了人类学专业。英国目前也有超过100所大学开设了人类学专业，牛津、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名校莫不如此。可以说全世界所有著名的大学都建立了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1，目前，中国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大学不足10所，人类学系仅3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军学科之一的人类学，都是欧美各强国争相发展的重要学科，但在发展中国家，人类学显然不如在发达国家那样受重视。但是，只要是想谋求强国地位的大国，没有一个不重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
同时，人类学也是促进国家强盛的学科。自人类学诞生之后，无论是在欧洲传统的发达国家英国和法国，还是后来居上的北美，即使在亚洲的日本、韩国甚至印度都有为数众多的人类学家。其中以印度为亚洲之最，在300余家与人类学有关的教学和研究机构里工作了8000余位从业者。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人类学列入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同时也让人类学进入中小学的课本，列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必修课程。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这就包含了对于人的生理性与文化性研究的双重要求。这就使得拥有复杂分支学科的人类学从根源上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汇领域，具有双重地位。现代的大学教育目标是以人本主义和全人教育为基础，这恰好暗合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与学科指向，即从整体的视角上理解人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类学正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大学教育的基石。
随着当代社会的剧烈变化，人类学也逐渐从过去的传统议题向现代社会的多重需求剧烈变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与人类学相关的各方面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均出现了日益多元化的倾向，新兴的各种分支学科正不断发展，各类新理论、新思想呈百花齐放的势头。伴随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社会涌现的新产业、新现象、新问题出现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如恐怖主义、环境危机、公民社会、科技与人等等。人类学家针对这些新的社会元素，主动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其进行解读与深入研究，不断地拓宽学科研究的范围。都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等一系列新兴分支学科不但为人类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也尽其所能为社会提供着人类学独到的贡献。这也是人类学在世界大学教育中拥有重要地位的关键，即在探讨人类本质问题上拥有相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更为宽广的视角。在如今大学的通识教育中，一个基本的教育诉求即增进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和世界关怀。培养学生对于“他者”的理解，进而推进大学生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关怀与文化包容，这是人类学学科在通识教育中的根本属性。也正是基于这种学科属性，西方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学这种独一无二的、在文化相对论基础上延展出的文化相亲性在人格养成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给予其高度评价。由于人类学在大学教育与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一段时期内，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以有没有开设“人类学系”这一不成文的指标，来衡量一所大学是否够得上“综合性的”大学[3]。
(三)作为强人之学的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将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培养融为一体的学科。我国作为急需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现代大国，需要人类学这样一个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强人之学”。人类学的性质与取向始终将理解不同文化中人的观念与行为的多样性作为学科起点，相比其他学科而言，人类学注重于不同文化间解释体系的丰富与互鉴。通过人类学的学科关怀，能够从多种意义上促使大学生群体理解不同文化在不同背景下的差异化表达，提高人的人文修养，靠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道德逻辑，并消除由于文化与体质差异而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偏见。此外，人类学还是一门对于人的主体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极为重视的学科，有助于完善大学生的人格养成，从而达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随着现代人类学兴起及现代大学教育的进步，人类学在各国教育体系内的重要程度不断提高，一个显著的表现是，欧美主要大学开始大规模的将人类学看做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方式，人类学课程被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基础院系开设。在美国，人类学作为一门公共学科几乎贯穿于高等教育始终，是一门极具影响力的基础学科。同时在欧洲，人类学课程已经广泛地进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国民教育与人文素养训练的必修课程。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人类学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在为社会的公共服务与国民的文化观养成起着基础性作用。由于人类学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上述贡献能力，故而欧美各国普遍将人类学看做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并列的五大社会科学。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作为中国大学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深层次推进，鼓励和促进人类学这一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学科的发展，对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无疑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基础性作用。简而言之，当下的中国教育，大力发展人类学学科教育，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推广人类学，并将人类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既是现阶段中国培养新时代复合型高等教育人才的本质需求，同样也是服务于当前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早在千年前，中国的教育先贤便提出学习的目的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同时认识到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种教育的终极目标，与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范式是不谋而合的，即教育的本质问题是解决人与世界自身的问题，这正是人类学的学科初心。大英百科全书将人类学的学科目标定义为“达至对人类复杂本性的理解”，这个定义很好地阐释了人类学的学科观照。故而，人类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基础学科不仅应该也绝对必须广泛进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成为大学通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经典作品也应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必修读物，为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才做贡献[4]。
二、一带一路与人类学
(一)人类学是“一带一路”最佳先遣队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要更顺畅地走向世界，就离不开深度融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就不得不要科学、系统地了解其思维和行为规律。中国要更好地走向世界，理应有受过人类学专业系统训练的人，走在前面做世界范围的第一手调查研究。
过去的经验表明，人类学研究是世界强国迈入世界舞台的桥梁与先遣队。这些经验过去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实践结果。西方社会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认知、介入、影响甚至支配，一直与其强大的人类学和众多的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研究、理论阐释和政策推介密不可分。而作为非西方大国，特别是对于其中希望铸就强国地位的国家而言，人类学便是进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先遣队。
一个国家要从大国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强国，必定要有卓越的社会科学去处理国内和国际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崛起，首先需要理顺国内问题，但要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不能闭门造车只解决国内问题，世界意义上的强国一定是在与各国一系列的竞争合作中产生的，即必须在他国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与现实存在，即所谓“世界强国”这一叙述的本身便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状态。为达至这一存在目标，必须学术先行，尤其需要人类学作为一门全球视野的综合学科，从海外的实地调查研究先行。
一个世界强国的国民必须了解世界之大。不论是跨越国境的旅行还是前往他国进行的工作生活，都需要以理解他者作为基础，这便是人类学发挥自身专业作用的领域。在跨国交往中，如果不了解持有不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状况，就无法达至和谐共处的最终目的。鼓励人类学家前往异文化区域进行实地工作，是理解不同文化，与世界范围内不同的人们获得共情的重要方式，过去的英美等强国走的都是这样的发展路径。我国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借鉴当前世界强国的发展经验，在学科道路上推动人类学作为先遣队的学术作用。
过去的人类学囿于国境藩篱，学者们只关心家门之内的各种问题，对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实地调查并不重视，显然继续这样的研究是难以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在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进程中，传统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叙述，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如果不是书呆子的夜郎自大，便是实干者对五谷不分者的高明嘲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主动走出去看世界，还应该有更多的人类学家走出去用实地调查告诉中国民众，世界是什么模样。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作用不容忽视。人类学的研究虽然产生于学者自身对于世界的兴趣，但是人类学者更像走在前方的开路先锋，是先遣队，用自己的实地研究为强国之路提供可靠支持。
(二)人类学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设施
对于世界的运转来说，道路、电力系统、网络设备是传统意义的基础设施，银行、法律与执法机构、对话与谈判机制等是基础设施，而生产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人群能够互相了解、包容、合作的知识条件的人类学也是世界体系良性运转的基础设施[5]。人类学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中国要进一步的迈入世界舞台中心，与不同文明对话，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就一定要有可以通过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深入世界各地获得不同文化与文明的第一手信息的科学——人类学。人类学者怀着深入一地的理念进行实地调查，首先要学会当地语言，进而理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日常的工作调查中与被研究群体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理解他们，最终通过田野民族志报告，以共情的方式认识不同文明，沟通相异文化。以此克服不同族群之间的误解、成见，提供“美人之美”的基础条件。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中国的“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倡议，不应被看做单纯的商业或产业行为，而应作为一个整体工程进行设计。过分单纯地将一项在其他国家主权领地，其他文化生存区域内进行的项目，看做一个简单工程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一个工程项目的所有环节，从立项到验收，必然会楔入施工国的社会与文化中，如果对相关地区未能提前完成实地调查研究，不理解本地区居住的人们的思维与日常生活，就绝不可能顺利地推进工程建设。即使项目完工，其后的运营也隐含巨大风险。在不少海外投资项目中，中方因为不够深入细致了解当地深层的社会文化而吃亏的现象，屡见不鲜。凡此种种，绝不仅仅是语言翻译的问题，而是需要专业化研究其社会文化内在逻辑的文化交流问题，这也与中国的人类学不够发达直接相关。因此，中国的强国之路上包含着对人类学的极大需求，如果人类学无法在这过程中发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作用，建立学科的范例，中国的强国之路有可能会付出更加巨大的成本，文明交流互鉴必将困难重重。
?三、迈入移民时代的人类学
世界正处于一个大移民时代，区域移民与跨国移民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人类学主要从移民的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两个方面对移民进行研究，以期获取移民问题的更多解释。研究移民问题，不仅是中国成为强国所必需，也是中国当下所急需。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正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中国的城市也在发生转型，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过渡。人群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带来社会结构、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进入移民时代，而人类学将发挥更多的作用，进而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影响[6]。
人类学对移民内部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移民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内涵，对于社会外部理解移民群体的文化问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牵涉到移民的外部层面，则主要研究移民与迁入地、迁出地族群间的互动关系。推动移民问题的人类学研究，有助于完善国家的移民政策与制度，对于移民社会这一无法回避的现状，更为科学的处理国内移民与跨国移民的现实问题。
人类学对于移民的研究传统始于20世纪，伴随着工业化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过去时代相比剧烈得多的移民大潮纷纷涌入欧美各现代化国家。移民的进入不仅带来经济的繁荣与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与族群问题。针对于此，大批人类学家开始面向不同国家的移民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一研究大潮中，美国人类学家主要关注城市贫困问题、跨国移民问题、城市少数族裔问题与文化多元问题。他们的研究针对族群关系、文化涵化、社会适应、贫困、社会流动、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各类国际组织对移民的关注。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通过对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的研究，于1959年出版了《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该概念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拥有其独特性，进而形成了属于自身特有的生活模式，这种社会模式就是“贫困文化”。在以刘易斯为首的学者们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开展了针对移民贫困的政府运动，其最著名的标志是提出了“向贫困开战”的行动口号。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对于在美华人的聚居地——唐人街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对华人的成见，改善了华人的生存环境。美国人类学者通过对移民的一系列研究，同时推动了美国政府与美国社会对移民文化态度的转向，从之前的强制同化政策，到“熔炉”政策，再到如今的“文化多元”政策等，无不显示着人类学研究对于移民社会与移民的关怀，以及为改善移民生存环境所作出的贡献。
我国同样也不乏对于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大批涌向城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开始关注这些进入都市的新移民，“农民工”研究成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移民问题的最重要学术话题。人类学家们通过自身敏感的学科洞见与扎实的田野工作，逐渐将不同的农民工进行分类研究，揭示这些城市新移民在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环境与现实矛盾，推动了全社会与政府对于这群城市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帮助，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城市新移民的处境。同时，一大群非自愿移民进入了中国人类学者的视野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三峡移民，人类学者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与细致的实地调查，完整的整理了三峡移民的一手资料，并报送相关机关，为保障移民与政策的精准实施提供了智力支持。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对广东的“农民工”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提出了“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农民工搭建起来”的论断。进入21世纪，笔者尝试在过去的研究中提炼出关于城市新移民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呼吁学界重视对城市新移民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并出版了《城市新移民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等著作，其中后者引起了国家主管民族工作机构的重视，之后召开了中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
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到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转变。中国社会正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域性社会向多元复杂的移民社会转变，而中国的城市也正经历着从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型，即我们所说的“移民时代”的到来[7]。
移民时代的人类学所研究的主旨是移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围绕城市移民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展开探讨，总结移民社会的若干特点，推动中国城市治理理念与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在移民时代中，人类学可围绕过去的经典领域或是当代的新领域进行研究:一是城市新移民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相关研究。家庭与亲属关系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不同人群在移民的过程中总是展现出或多或少的变迁状况，如由传统农村家庭亲属关系向现代城市社会的演变。通过这些研究，能够从微观的层面照见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适应与文化嬗变。二是研究大量移民进入之后的移民城市中的人际关系。这些研究从移民城市的人际关系变化与特点出发，由于人际关系是链接不同家庭与不同族群之间最深刻的纽带，其每一点变化都会对城市生态产生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三是移民与族群关系相关的研究。移民所带来的多元族群不同程度上的集中，构成了现代城市中多种族群来源的人口结构，移民城市在这一方面一般来说容易形成问题。如何处理移民社会的族群关系已经成为从政府到学界都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由不同地域社会组成的，不同的地域社会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大不相同，城市移民带来了他们家乡，即不同地域的文化，城市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最终“聚集地”，文化间的融合、摩擦和碰撞在这里不时演绎，相处时也不乏社会矛盾的发生与激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与理解向来有自身的学科主张，并带有独特的看法与洞见，人类学的方法对于理解移民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文化特点、进而处理文化间的矛盾与问题、促成文化和谐互鉴共存具有积极的意义。
过去，单一的、较为封闭的地域社会，主要依靠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民间规约等元素进行社会整合，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移民时代，过去传统的社会整合形式在移民时代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城市中的人群在使用过去的社会整合方法时已感不适，怎样使中国在移民时代里更好的整合社会成为了一个迫切问题。新时代多元复杂的移民社会正在快速形成，中国传统社会正发生着巨大转变，过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地域关系和文化关系，这一切都激励着人类学者们更努力地去研究，这样一个新社会到底将走向何处。因此，人类学在移民时代将会发挥其他学科绝无可能替代的作用[8]。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将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正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成为新兴的移民目标国。在北上广深等世界性大城市里，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境外交流较多的城市里，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大批国际移民的聚居区[9]。国际移民作为一个新的问题亟待人类学者做出新的贡献。
四、结论与建议
人类学是强国之学，一方面是文化多元社会治理的利器，另一方面也是走向世界立于世界之林的先锋学科;人类学是强校之学，一方面人类学是强校的基础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人类学也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学是强人之学，一方面能有效帮助其国民更科学、深入地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众、企业走向世界的必修素养。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急需大量人类学专业人才深入相关国家、地区对其社会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也前所未有地亟待展开着眼世界的社会文化和人文艺术教育。但目前人类学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不太明确，不利于它做出本可做出的贡献。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于对我国发展趋势和人文社会学科建设的思考，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就曾高瞻远瞩地提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10]。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人类学在中国已日臻成熟，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已刻不容缓。
注释
1.根据2016-2018QS世界大学排名整理所得。
参考文献
[1]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9-83.
[2]张小军.强国之学:人类学的学科使命[N].文汇报，2016-05-20.
[3]张先清.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基石的人类学[N].文汇报，2016-05-20.
[4]徐杰舜，周大鸣.“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座谈会纪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45-46.
[5]高丙中.建设联接中国与世界的人类学[N].文汇报，2016-05-20.
[6]周大鸣.社会转型与现实关怀:移民时代的人类学[N].文汇报，2016-05-20.
[7]周大鸣.移民与城市活力——一个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J].学术研究，2018(1):45-51.
[8]周大鸣.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中国城市转型研究[J].社会学评论，2017(6):3-10.
[9]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J].民族研究，2014(2):51-60.
[10]王建民.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J].思想战线，1997(3):54-61.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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