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雪超（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理论总结和智慧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更好地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两个结合”为法宝，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基本的价值立场、理论特质和实践遵循。从主体维度看，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强调正是人的劳动创造了文化，人是文化形成、建设、交流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是“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这一价值立场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遵循“人的逻辑”而非“物的逻辑”，是以人民为建构主体、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取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理论特质看，马克思主义指出，任何文化都有其产生的特定自然、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因而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马克思主义还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演进。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无论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日益显现世界性特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具体表现，必然呈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统一的特质。从实践遵循看，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置于同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整体框架下阐释其地位和作用。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遵循整体逻辑，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脉。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创造并形成了灿若星汉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蕴含着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延续生发出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而且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积淀了肥沃的文化土壤。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坚实的实践路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更不能脱离基于特定空间的实践探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开启了对现代化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反思近代探索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各国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1978—2002年，由“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凸显了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构想，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2002—2012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快速发展，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持续性实践中探索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建设，内蕴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推进，两者具有历史进程的同一性。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推进文化建设，指路明向、正本清源，推动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全国各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更加牢固，文化建设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巨大进展，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伟大实践催生伟大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历史新高度。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旗帜，为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高擎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扬“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精神，敢于旗帜鲜明向国内外一切“非马”“反马”观点亮剑，敢于同一切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短兵相接。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上尊重文明多样性，在行动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目标上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保证，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确立了行动指南。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理论所指，行之所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命任务的五个方面，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内涵，不断增强历史文化传承力、核心价值凝聚力、共同价值引领力、先进文化创造力、国家形象展示力，做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以“七个着力”为实践路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以“两个结合”为法宝
坚持“第一个结合”，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和制度设计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根本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开拓中完成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第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科学分析并指明中国的前进方向。同时，“第一个结合”的不断推进也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需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坚持“第二个结合”，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和战略意义作了精辟阐述：“彼此契合”是前提，“互相成就”是路径，“道路根基”是基础，“创新空间”是关键，“文化主体性”是根本。要深刻认识人民至上与民本主义的价值立场、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的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内在契合性，深入挖掘其契合点。牢牢把握互相成就的路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一不可，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赋予其时代性内涵，也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表中国意、入中国心。
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要领，造就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必然经由“结合”而形成，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关系。脱离中国实际，尤其是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抽象地、空泛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结合”就会成为悬置的空话而无法落地。同时，离开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能偏离正确方向。从文化主体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就是确证并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从精神特质看，新的文化生命体必然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层面的独特表达，又具有面向世界的普遍意义。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需要久久为功，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深厚底蕴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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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余亚梅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是国家治理的“毛细血管”，也是群众感知基层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温度的“神经末梢”。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正在向全面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推进。基层治理事关如何解决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公共服务问题，事关如何把基层群众有效地组织到共同治理的过程中来，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场域，要求把人民民主的原则和精神真实地贯彻到基层治理中的每一个环节。这对基层政府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难得机遇。
着力提高基层政府的回应能力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在日常的治理活动中，基层政府部门每天都要面对大量与老百姓日常微观生活相关联的事务，都需要基层政府部门对其作出有效的回应，并根据一定的程序尽可能妥善解决。为了有效回应群众的需求和关切，基层治理者要着力提高回应能力，通过密切和频繁的沟通互动，扮演好“联系人”的角色。
一方面，强化基层政府部门与基层群众的沟通和互动。基层政府部门与社区群众的距离最为接近，具有与群众密切互动的空间条件，也最能直接感知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基层治理者要花时间积极主动与群众进行直接、密切的互动，而不能只是坐等群众前来反映问题、做出被动回应。另一方面，强调多部门的联动和互动。基层社会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即使再细微，也可能有多样性的根源，不是某一个部门或个人单独能够解决的。因此，基层政府部门要具备主动去沟通和联系相关部门的意愿和能力，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和困难，努力实现从“群众围着部门跑”到“部门围着群众问题转”的转变。当前，我国很多地方的基层治理实践就非常重视通过治理创新来提高回应能力。例如，有的地方创建“枫桥式”派出所、构建和运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创新，更加积极、主动和自觉地去发现和解决群众的需求和问题。
扩大基层治理参与主体范围
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基层治理要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基层治理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要让基层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中来，既要使他们有表达自己真实需求的机会，从而使他们成为基层治理问题的发现者和发起者，又要使群众成为基层问题的解决者和监督者，使基层治理真正成为一项群策群力的活动。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主体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为在基层治理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在这方面，基层治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基层部门虽然认识到自己是基层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只是把群众看作服务的对象，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众也是基层民主治理的主体。又如，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度还不高，各种社会力量的治理能量还没有被充分激活。
因此，基层政府在组织和引导社区群众的有序和有效参与方面，还要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拓宽基层群众参与渠道，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真正了解老百姓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真正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推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实现不同参与者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发挥各方作用，激发基层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信息支撑作用，完善基层信息平台，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多边连接、共享共建、整合聚集和系统规划的功能，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红利和创新红利，努力让基层百姓生活更便捷。
开展灵活多样的基层协商活动
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协商。有事好商量、大家的事大家商量，是实现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各地发挥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沟通协调、社会疏导、整合资源、凝聚共识等作用以及“献良策”“聚力量”“促落实”等优势，不断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在我国火热的基层生活中，人民群众摸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民主形式。从“小院议事厅”到“板凳民主”，从线下“圆桌会”到线上“议事群”，从“民主恳谈会”到“新村议事会”等等，无不展现中国式基层协商的勃勃生机。
基层协商的特性之一是形式比较灵活，可以随时就公共事务开展协商，在不同的场域中及时找寻合适的处理方式。顺应基层群众对治理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形势，协商民主催生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例如，民主恳谈会采用分组讨论与大会审议相结合的协商方式，促使各协商主体认真吸收其他利益主体意见，并结合各自的诉求进行讨论，以寻求自身需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民主议事会采取议事会员联系制，各议事会成员负责联系自身选区群众，协商解决矛盾纠纷。但是当前在基层民主协商议事机制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民主协商议事主体积极性不高、协商议事能力不够、协商议事程序不够规范、议事决议难落地、议事结果缺乏监督等方面的困境和难题。因此，应不断加强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发展协商组织，以制度化推进基层协商民主，通过主持人制度、参会人员随机选拔制度、事先信息发布制度、问卷调查决策制度、重大事件民主协商制度等的建设，促进协商规范化和常态化，探索多样化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拓展“会议式”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升协商质量；探索“网络式”协商，建立“互联网+协商”模式，为委员履职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载体；开展“开门式”协商，扩大参与对象，广泛听取意见，使形成的协商建议意见更具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真正聚集社情民意，回应群众期盼。（余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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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生海（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教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中，将政府话语和民间叙事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能在普通民众中树立起共生共长的心灵链接。为此，要在大、小叙事的循环互构中，确证与阐释中国特色发展的成效和道路优势。要在故事的书写、传阅和共议中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和责任承担，最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自觉自强的行动实践。
从实际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宏大抽象的概念需要逐步具象化、可感化，在故事展演中唤醒共同记忆和情感，同时也在故事中重塑和加强。为此，必须回答如何从“小叙事”讲好中华民族“大叙事”这一重大问题。
从被动“他塑”走向主动“自塑”，发挥自我建构的积极性。
随着全球信息化趋势的增强，以话语和叙事为核心的软力量日益重要，凸显中华民族话语“自塑”的重要性。从“他者”的凝视到中国故事的自我“张扬”，进一步发挥大众作为主体构建的主动性。以小叙事为突破点，着力打造以政府话语为宏观引导、以大众为生力军、以海内外协同话语构成的同频共振话语空间，向世界阐释与推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故事。以更具时代感、人情味、国际范儿、烟火气的传播方式，以立体的叙事结构传播中国声音，将中国的道路选择、制度建设、文化积淀、组织特色、民心力量的展示充分转化为我国的软实力，以切实有力的声音回应世界对中国“打量”的眼光和“好奇”的心理。在国家话语建设和中华民族对外形象的传播中，打造一批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故事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群众对沧桑巨变的中国成就感触深切，大众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人选。在故事的内容选材上，应具备时代特征、扎根微观人物，以小故事反作用于大叙事，引导公民的时代担当与社会责任。在这些沾泥土、接地气、有温度的平凡小事中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建设家园的精神，小事中饱含着博大情怀，从中透射出伟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令人动容、催人奋进。在语言形式上贴近群众，让大众远离艰涩难懂、深奥抽象的学术与政治表述，向大众理解的、日常使用的亲近平实化转型；力求简约立体、简洁扼要、形象生动，避免严肃、死板和制式化的特征。在故事的书写过程中，以线性叙事呈现故事的完整性、情感的真实性、时间的连贯性和情节的因果性，以深刻的感染力诠释中国事实。
坚定正确导向，激浊扬清，弘扬主旋律。
科技迭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拓植了新的表达方式和视觉形象传播载体，面对低俗化、狂欢化、狭隘化的非理性情感表达等问题，要仔细甄别何为有效的中华民族意识输出，进行合力引导，避免失控的“大众狂欢”。要牢固把握正确导向，笃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纲”，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以积极乐观、向上向善、团结友爱等准则作为叙事的首要标准。加强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培育，正视媒介时代中大众话语的力量，以正确导向引导人们采取理性行动，预防恶性事件和极端思想侵蚀大团结大联合的良好局面。
以政府引导为主，通过大叙事与小叙事的互构，汇聚广大民众的磅礴之力，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阵地，遏制“杂音”以及大众媒介中的混乱无序状态，在“大”与“小”的共同叙事中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在叙事者与体验者共同构筑意义的过程中，逐步明晰何为真正的爱国内涵及爱国行为，促使每一个人真正成为国家安全的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建设者、个人幸福的实现者，共述我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泰民安的生动故事，引导大众自觉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形象。
尊重传播规律，用科技赋能构建多重叙事体系。
实践不是一般的客观活动，而是一种同主观相联系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客观活动；不是一般的感性活动，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沉浸式体验等方式，以真实的故事中意蕴的情感和心理空间，加深人们的共有记忆，拉紧不同地域群体间的情感纽带。
西方国家长时间把握全球信息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的原因之一，离不开先进的传播技术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运用热点事件塑造国际舆论，为自身赢得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国也要加快构建自身的传播体系，对内团结群众，凝心聚力；对外提升国家形象，分享发展经验。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裂变式传播、多样性呈现、仿真性体验、即时性互动等优势为中国故事传播赋能。加强对各地传媒、文化等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根据不同文化特色、群体年龄、信息接受度等特征采用分众化、差异化传播策略，减少文化传播阻力，增进理解。打造传统媒介与新型技术网络传播相得益彰的传播格局，选取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热点故事，激活话语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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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伍爱群（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
城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党建引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社区治理、积极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截至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326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16%，城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新征程上，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党建引领，夯实城市治理基础
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具有统合性，在推进跨部门合作、扩大治理网络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党建引领，可以推动城市党建与城市治理有机融合，推动形成一体协同的整体治理架构。
推进区域化党建，推动资源互通、功能互补。推进区域化党建，可以推动区域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主体积极融入城市治理大局，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可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的作用，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制订符合实际的共建章程，搭建共建活动平台。通过共建活动平台，把不同隶属关系的党支部和党员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特长，把党建工作细化落地，把各方力量凝聚到城区管理、民生保障、安全运行、公共服务等工作中，形成城市治理问题解决落实机制。
推进楼组党建，缩小管理幅度，织牢织密组织网络。推进楼组党建，有利于织密党的组织网络，夯实基层党建之基，实现“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将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有效融入“居委会—楼组长—居民”的基层治理网络。通过逐层构建管理幅度适中、党群关系密切的治理网络，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居民需求、掌握社区动态，依托组织、依靠网络服务和动员居民，引领和带动社区建设。
推进楼宇党建，全覆盖“两新组织”，以服务提升凝聚力。城市商务楼宇中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众多，呈现规模小、人员散、流动性强等特点，需要创新探索楼宇党建，使“口袋党员”“隐形党员”也能找到“家”。要努力摸清楼宇基本情况、入驻单位情况、党组织情况、党员情况、党建工作站点情况，在此基础上施行“一楼一策”，因地制宜建立联合党委或党总支。要从楼宇企业及其党员的需求出发，强化服务功能，提升楼宇党建的吸引力、凝聚力，如发挥楼宇党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为楼宇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服务。在组织全覆盖和精准服务的基础上，对楼宇内党员加强动员，激发其积极性，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要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将其贯穿于城市设计、规划、管理、运行、更新等全过程，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切实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畅通渠道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对于社会影响面广的城市重大立法、重大决策、重大规划等，要扩大公众参与范围、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比如，对于重大立法，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直接反映公众有关诉求，完善征求意见方式，规范征求意见规则和频次。要通过各种渠道充分吸纳社会公众意见，不断提高立法工作的民主性。再如，对于重大决策、重大规划，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现场展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问卷调查、论坛讲座、电子邮箱、热线电话等多种方式发布信息并收集意见，让社会公众直接、有效、积极地参与其中，使相关决策和规划更加民主、科学、有效。
推动“两代表一委员”及时感知传达民声民情民意。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在城市治理、联系群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探索建立“两代表一委员”联合接待群众机制，打破党代表工作室、人大代表之家、政协委员议事厅在接待群众时资源相对分散的局面，以整合优化各方资源，及时感知传达民声民情民意，有效解决市民急难愁盼问题。
探索形成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标志的社会监督制度。推动各城市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完善“发现—派单—处置—考核”工作制度，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管理闭环，使其成为公众反映问题、推进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要善于运用“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各种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集中性、趋势性、苗头性风险隐患，更好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各种问题。
加强社区治理，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就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此，要增强居委会能力、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增强居委会能力。居委会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要通过打通职业通道等举措，让社区工作者有盼头、愿意来、留得下。通过各种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培训，解决社区工作者的“本领恐慌”问题，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服务居民的能力。着眼于破解基层治理中的“小马拉大车”问题，采取有效举措减轻居委会行政负担，明确居委会依法协助行政事项清单。
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协商民主强调居民公开讨论、理性协商，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要在社区治理中积极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由居民代表、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参与的综合性平台，推广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机制，把房屋整修、设施改造、环境维护等社区公共事务纳入协商议事范围，引导居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组织已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亟须加强引导。要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立足社区实际，提供包括生活服务、公益慈善、文体活动等方面的专业化、社会化、差异化服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积极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积极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构筑城市“智慧大脑”，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通用性、智能性、共享性为原则，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硬件基础。同时，积极探索多种算法和模型有机结合，为拓展复杂动态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立数字底座。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规划体系相衔接。
健全制度规范保障体系。加强数字规则建设，完善数字治理相关法规、制度、标准、政策，按照法定程序调整与城市治理数字化不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定，促进数字技术与合规治理深度融合。结合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异常流量监测等安全保障技术，建立数据安全监管机制。
拓展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积极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需要不断拓展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鼓励数字化应用场景创新，支持各类主体参与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要综合考虑安全性和成熟度等因素，有序推进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特别是要着力打造一批能够破解城市治理难点问题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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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万劲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综合集成部部长、研究员）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要依靠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要深化经济、科技、教育、人才、金融等体制综合改革，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堵点卡点，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加快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要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创新生态，形成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基础制度体系、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解决好“为谁创新”“谁来创新”“为何创新”“创新什么”“如何创新”“创新成果如何用”六个基本问题，形成产学研协同合作、上中下游顺畅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科技金融产业良性循环的新型生产关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牢创新为民价值导向，解决好“为谁创新”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打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强化使命导向、需求导向和应用牵引，推动供需匹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要聚焦“四个面向”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从根本上破解科研题目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仪器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的“两头在外”问题，使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人才力量，解决好“谁来创新”的问题。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人才力量。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和颠覆式创新往往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和风险投资、耐心资本的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前沿与关键技术研发等基础性公共性科技供给，需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要强化使命导向的战略性体系化科技攻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强化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科技领军企业要强化市场导向的集成创新。战略人才力量不仅包括战略科学家，还包括战略企业家以及高技能人才。
完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激励机制，解决“为何创新”的问题。创新驱动发展，改革驱动创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依靠内生动力发现和培育新领域新赛道，依靠产业化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法律和制度上把“两个毫不动摇”落实落细，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外资企业对等对待，保障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完善产权明晰、利益相容、规范高效的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让创新的企业有市场，有长期回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积极培育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和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独角兽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
以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解决好“创新什么”的问题。坚持使命导向、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加强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成果供给。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坚持系统观念，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标准体系进行全链条部署，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深化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解决好“如何创新”的问题。新质生产力以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由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驱动的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要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经济、科技、教育、人才、金融等改革系统集成，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保障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在新发展格局中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统筹配置机构、平台、人才、装置、资金、项目、数据、政策等关键创新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数据链、政策链等深度融合，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数字产业集群、绿色产业集群。
建设创新友好的应用场景和创新生态，解决好“创新成果如何用”的问题。依托城市群、中心城市及各类示范区、园区，开展多主体协同创新、多链条融合创新的改革探索，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建设分布式应用场景和创新生态，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建立稳定可预期的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应用推广制度，结合数字化、绿色化双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完善支持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研发及示范应用的政策体系。统筹前沿技术开发、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及时将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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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郭相茹、周文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刻揭示并指明了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明确了我国自信自立要紧抓不放的战略重点。
新质生产力理论指明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攻方向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农耕时代的生产力就是如此。马克思强调“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但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独立要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国内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科学技术被视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根据时代要求和我国国情变化，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明确指出了主攻方向。
新质生产力突出高科技特别是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生产力不断升级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都归功于科技突破，这些突破不仅引发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还孕育出新产业和新形态，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纵览人类社会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都是推动生产力提升的“加速器”。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把功夫下在关键和前沿科学技术的突破上，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的深度融合，实现对生产模式的革新。
新质生产力强调新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新要素是指在传统生产要素基础上出现的数智化机器设备、数智化劳动者、算力、新能源、新材料等要素形式。新要素的涌现是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拓展和升级，使得要素范围扩大、要素更加多元、更加注重生产要素的质量。新要素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活力。一方面，新要素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要素，其重心从数量增长转化为质量的提高，能够创造出更高质量的劳动价值，提高生产力质量。另一方面，新要素融入生产力，与其他生产要素能够形成互补和协同机制，重塑生产方式，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重视和发挥新组合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新组合是指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使各生产要素获得最佳结构，实现最优组合。在生产力系统中，同样的要素，排列和组合方式不同，其功能作用就大不相同。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实现组合方式的最优化和高效率利用，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水平，有效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要素的新组合促使主导技术、产品形态、产业结构等发生转变，助推生产力结构转型升级，为我国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产业支撑。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推手，而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而发展形成的，其具有高知识技术密度、长产业链等特点，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未来产业则以前沿基础、新发展需求为驱动力，具有颠覆性强、附加值高、影响力大等特点，处于产业链的核心和关键位置，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技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这一物质技术基础主要就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加速生产方式的变革，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为高质量发展不断赋能。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新质生产力将节能减排技术与生产过程相结合，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者。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需要推动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力，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也能培养大量高素质人才。人才需求的动力机制和人才成长的培育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大军。
新质生产力理论明确了我国自信自立的战略重点
当今世界局势日益严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加速前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局势下，我国要想抓住战略机遇，突破外部的风险与挑战，必须实现自信自立。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新质生产力提供的战略重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突破科技封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和关键核心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更加凸显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自立自强，破局西方国家的科技霸权，驱动生产力变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性转变。新质生产力强调国内市场的挖掘与利用，通过内部发展激发经济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同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塑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增强实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举措。新质生产力是国际竞争的新优势。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依靠科技创新是快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应对挑战、抢抓机遇的战略性创举。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使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巍然屹立、加速前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寻求新动能，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华“脱钩”和打压背景下，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旨在依靠本国人力、资源条件向内寻求发展动能，避免和减轻来自西方负面影响的战略智慧，更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举措。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方式，激发发展潜能，摒弃“零和博弈”的发展思维，走开放包容、生态绿色融合、共建共享之路，以自立自强的姿态实现自身发展，同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郭相茹、周文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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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韦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校刊编辑部主任）
提出标识性概念既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条件，也是创新性思想理论的标志。2023年10月7—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性的标志。其中，“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之一。
深刻体现中国文化发展客观要求
善于从历史维度认识中华文明，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古代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且创造了反映这种文明的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到了明清之际，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六艺”为核心并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基本框架的知识系统。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其中，传统知识体系首当其冲，面临着解体危机。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向西方学术看齐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点，就此开始了颠覆性的知识系统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这一历史过程后指出：鸦片战争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客观上面临着重构知识体系的任务。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教育体系中被确定下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开始在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但是，以这些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解决中国问题，未能完成重构中国知识体系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就是针对重构中国知识体系这一历史任务的。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前，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可以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知识体系建构历程后指出，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迎来了新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次，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同样，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绝不能抛弃这一根脉。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首先必须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当然，“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因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对其简单重复，而是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这样才能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体现新时代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
生动反映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的知识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也必然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的高级形态，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可见，社会实践一方面为知识建构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以科学知识为指导。
习近平文化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既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现实迫切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一系列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由一个古老文明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现代文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一成功实践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同时，如何认识、理解中国成功的客观实际，既是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一大问题，也是摆在世界知识界面前的一大问题。显然，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还是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知识体系，都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因此，只能“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就是说，要真正准确认识、解释、理解中国实际，国内外知识界就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形成真正源自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
中国历史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也必然是独特的，必须以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知识体系来指导中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总结中国实践经验，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用以指导中国实践。
鲜明体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近代以来，西方以其坚船利炮实现了在全世界的扩张。由此，建立在西方历史发展基础上的西方知识逐步形成了全球话语霸权。一方面，西方认为自己的经验及其知识体系具有普适性，在面对非西方世界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进而形成西方知识界解释人类历史及其未来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以及建立在这些思维范式基础之上解释和建构非西方未来发展的“东方主义”。另一方面，由于非西方世界相对于西方而言处于落后和被动状态，因而导致了非西方世界自身既难以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也难以形成指引自己走向美好未来的知识体系。于是，在一些非西方世界也产生了以西方知识解释和规范自己未来发展的思维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科学破解了建构中国知识体系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知识体系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清和民国知识界在建构中国知识体系的实践中，都没有真正解决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关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功，“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科学回答了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知识体系这一重大问题。这一概念首先强调要立足中国，以我为主，建构反映中国实际的知识体系，对西方知识体系绝对不能照搬照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可见，“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排斥西方知识体系。相反，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对西方知识系统中合理成分进行借鉴和吸收。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既拒绝照搬照抄西方知识体系又能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新路。这就决定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体现了胸怀天下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新时代，我们不仅要通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要为解决“世界之问”贡献中国智慧。
总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重要的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既体现了对中国知识体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深刻洞察，还体现了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背景下中国知识体系建构趋势的准确把握。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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