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保障国家安全的治本之策在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更加需要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到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筑牢国家安全的制度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体现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在规律。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怎样的国家安全、怎样维护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才能系统、全面、辩证地把握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才能牢牢把握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正确方向、科学路径和中国特色，加强对国家安全体系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确保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始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协调，确保我们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契合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客观需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特别是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新任务明显增多，需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对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形成制度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才能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从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拓展的实际出发，构建集各领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确保国家安全体系能够适应新的更高要求、统筹应对各领域安全风险，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力指导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生动实践。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突出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性、全域性、系统性，强调国家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的联动性，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的时代特征和内在规律，体现了鲜明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科学统筹，既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实现各方面安全统筹治理、良性互动、共同巩固，着力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着眼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犹如一张条条相连、环环相扣的大网。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强化系统化的制度安排，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才能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种安全风险集聚交汇形成风险综合体，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是为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结果。有了科学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就可以有效调动和科学配置方方面面的资源和力量，形成体系性合力和战斗力。党的二十大从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力量布局等方面对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对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作出的战略部署，依托国家安全体系的制度威力和优越性，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好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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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丰子义（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首先涉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理解与把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一说到现代文明，它始终是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文明兴起和演进的过程。从其相互关系来看，一方面，现代化是伴随现代文明发展起来的，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现代化各个方面及其发展，都内含着现代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具体展现。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又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出现与发展，就是由现代化引发和推动的。现代文明所确立的各种观念、文化，并不是纯粹理性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由现代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决定的。现代文明与现代化就是这样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在互动中发展的。今天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样不能离开中国式现代化，这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遵循的逻辑是从多方面体现出来的
同“中国式现代化”一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既具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就是近些年经常讲的现代性，如在具体社会层面的发展上，经济方面走向工业化、市场化，政治方面走向民主化、参与化，社会方面走向世俗化、城市化，文化方面走向理性化、大众化，等等，这些体现的就是现代文明。但不同的现代化有不同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区别是多方面的，最为根本的区别，就是两种文明遵循的逻辑不同。西方现代文明遵循的是资本逻辑，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遵循的是人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从历史上看，西方现代文明确实是按照资本逻辑发展起来的，没有资本的出现，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没有资本的发展，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扩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要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发展，所要追求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的是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为显著的特点和本质特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遵循的逻辑是从多方面体现出来的。
一是鲜明的价值指向。一种文明的核心，就在于蕴含其中的价值观。无论是价值目标、价值追求，还是价值标准、价值选择，都既是文明的具体体现，又在深层上支配和统摄着文明的发展。独特的价值观决定着独特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所显示的文明，其鲜明的价值指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近年来，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等，都是这种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这些理念围绕的一个核心、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理念同时付诸实践，在发展的各方面都体现了这样的价值立场，因而其文明是凸显人的价值的文明。
二是独特的发展道路。西方现代文明由资本逻辑所决定，所走的必然是体现资本意志的文明道路，文明的发展是按照资本逻辑推进的。中华文明则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在其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按照人的发展的具体内容和推进要求来展开的。就人的发展的具体内容来看，涉及的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的能力、素质的发展，又有人的劳动活动、社会关系的发展，还有人的个性的发展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适应人的各方面发展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是具体的体现，其文明的全面性就反映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就人的发展的推进要求来看，也是有其逻辑顺序的。首先是要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其次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满足其他需要。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中国的现代文明推进形成了独特的顺序，这就是在重点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之后，依次推进其他各个领域的文明。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之路就是按照人的发展的具体内容和推进要求形成的。由于它是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保证的，因而我们的文明发展之路又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坚实的依托力量。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主体性。西方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实质上是资本的主体性，个人主义是适应资本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高扬的是人民的主体性，人民性是其显著特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的强大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够创立并产生世界性影响，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认识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创新，实践上的每一个文明成果的产生和创造，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不仅如此，对于现代化和文明成果的衡量和检验，我们党也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这正是能够使现代化和文明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四是深刻的人类关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文明一方面发展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文明何去何从？中国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响亮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为主体，以合作共赢为价值旨归，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理念，首先是突出了共同利益观，将全球化视为一个利益整体和利益链条，把全球的利益看作每个国家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全球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其次是突出了共同价值观，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了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表达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强烈追求，其价值导向就在于既要造福自身，又要造福世界。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且在变为切实的行动，像“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建设，就是具体的践行。
对于“第二个结合”，应予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新的文化使命。要完成这样的使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重要的是推进“第二个结合”。对于“第二个结合”，应予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里讲的“民族形式”就包括民族的文化形式。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又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又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理论上的新突破和新飞跃。
理解“第二个结合”，必须明确提出的特定语境，明确提出的重大意义。它是针对今天发展的现实提出来的，并将其凸显出来的，因而有其特定的内涵与所指。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一个结合主要侧重于实际应用，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上；第二个结合侧重于理论自身，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上。第一个结合突出的是应用，第二个结合突出的是理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讲，第一个结合侧重于“用”，第二个结合侧重于“体”。
实现“第二个结合”，必须处理好“契合”与“结合”的关系。“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只有彼此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有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由彼此契合到有机结合再到互相成就，必须经过一个中介环节，这就是“双创”，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双创”，可以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来看待“第二个结合”，意义重大。思想解放意味着理论创新要敢于突破思想禁锢，什么样的禁锢？从现实状况来看，最主要的禁锢是“西方中心论”。过去一提现代化和现代性，往往都离不开西方话语。这些话语虽然比较盛行，但又解释不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变革和伟大实践，因而需要突破，也必须突破。要实现这样的突破，必须确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为此，应当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就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决抵制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崇洋媚外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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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日报
作者：袁梅花（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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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展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原创性贡献”，是指从无到有的创新性贡献、与时俱进的发展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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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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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这充分表明只有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才能始终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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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涉及理论创新、宣传、教育，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壮大做强主流舆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一切工作的领导。这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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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使命上：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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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呈现，是中华民族接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新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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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要厚植文明发展根基，增强文明发展动力。厚植文明发展根基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等特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传承中华文明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要不断激发文明发展的活力，为人类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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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主体上：让全体人民成为文化的贡献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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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和期待。党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昭示了坚持人民主体始终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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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体现在：人民群众既是文化创造、文化发展的积极贡献者和推动者，也是文化建设的惠及者和享有者。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使人民群众推动文化建设的创造力竞相迸发。要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了解人民群众对文化发展的需求，反映人民意志、传递人民心声、回应人民诉求，让全体人民切实得到文化领域的实惠和红利，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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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战略上：坚持文化自信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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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毕敖阶苁榧巧羁贪盐瘴幕⒄构媛桑诘缆纷孕?、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文化自信，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把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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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源于中华文明蕴含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因而其能够始终在保持内核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化要素，推动自身的文明更新。中华文明在薪火相传中革故鼎新，由此获得了强韧的生命力。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及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这就要求我们锚定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赋予优秀传统精神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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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动力上：通过“两个结合”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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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标志着党的理论创新进入新境界，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不只是内容和内涵上的丰富，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刻意境的开拓，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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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敖岷稀敝瘟说缆犯蚩舜葱驴占?，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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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于丽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方式变革。社会治理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向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发展动力的同时，也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驱动力量。
数字化助力建立通畅渠道，加强政民沟通交流，促进形成社会治理共识。社会治理共识是影响民众对社会治理的精神认同以及参与社会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对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数字化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在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建立了相较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更加便捷的沟通渠道，进一步提升了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效率，在促进多元主体形成社会治理共识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互联网以及数字化平台发布各种政务信息，促进政务公开透明，让民众能够及时了解政府治理政策等信息，并对政府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加深民众对政府的理解与认同。另一方面，基于数字技术的政务服务平台和小程序等工具大大促进了社区、街道以及职能部门多层次、多部门信息资源整合，也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诉求表达途径。通过数字化工具，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即时的无障碍沟通，增强多元主体相互间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形成社会治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激发出多元主体共同体意识。
数字化助力提升政务服务水平，重构政民互动机制，建立政民信任关系?；チ?/span>+政务服务、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大大提升了政府服务水平，也通过重构政民互动机制加强了治理主体间的彼此信任。首先，数字技术使政府能够更加高效地履行其职能。通过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实时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对政策效果进行快速评估和调整，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过程，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使政府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社会变化和民众需求。其次，数字化推动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收集民众诉求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为民众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化服务。同时，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能够优化政府的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居民通过数字化平台可以轻松便捷地办理各类事务，让“信息跑路”替代“群众跑腿”。再次，通过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居民可以反映诉求，政府可以及时有效地回应诉求，实现居民有需求，政府有回应。政府在及时有效地回应居民诉求中塑造责任型政府形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数字化助力社会治理机制优化，拓宽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效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数字技术应用为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首先，通过数字化赋能建立综合性智能化平台，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打破政府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同层级的组织边界以及政务信息孤岛，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实现政府内部决策协同、管理协同和服务协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效率。其次，民众社会治理参与度不足是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数字技术优势为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通过开发线上议事小程序小应用、建立微信工作群等，为社区居民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便捷路径。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手段不断创新和丰富社区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以社区活动为载体建立趣缘共同体，激发社区活力，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再次，数字化平台和工具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多机会，提高了社会治理效能。如律师、退休法律工作者等社会力量在数字化平台协同法院、信访部门共同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社会治理实践。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将为政府治理变革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带来新机遇，也将为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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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民日报
作者：钟恢万（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文化振兴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又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擦亮文化底色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要传承发展农耕文化，增强乡土文化认同；聚焦公共文化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传承发展农耕文化，增强乡土文化认同。农耕文化作为特有的文化符号，是乡村的独特资源，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一系列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传承好农耕文化?？蒲Ш侠砉婊兔老绱褰ㄉ璧睦肺幕；は?，着力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等各类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妥善进行修缮修复，让有形的农耕文化留得住、看得见，建设有农耕文化印记的和美乡村。同时，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注重人才培养，不断加大对农耕技艺、节庆习俗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ず痛辛Χ龋没钐呐└幕邢氯?。另一方面，发展好农耕文化。要通过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加大对农耕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力度，让农民群众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乡村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更深一层感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牢记文化符号，厚植乡土文化意识，不断增进对乡土文化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同时，鼓励和引导相关科研院所、研究机构加大对农耕文化的挖掘、研究和阐释力度，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深入探寻农耕文化的历史脉络、发展变迁和未来走向，尤其注重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激活农耕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赋予农耕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农耕文化“活”起来。
聚焦公共文化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重要工作，通过积极引导村民群众追求美好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升他们的精神素养，源源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一方面，完善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公共文化阵地是农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加大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投入，稳妥推进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创新农村公共文化阵地建设模式，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建设农村文化设施，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切实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建设，统筹利用好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现有阵地，打造地域特色明显的文化活动阵地。另一方面，推动公共文化惠民建设。通过“送”文化下乡与“创”文化在乡相结合，深入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村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红利。着力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创新办好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持续为农民群众提供看得见、听得到、可感知、可分享的优质文艺演出和文化服务。全力打造品牌文化服务项目，积极组织开展好“四季村晚”、广场舞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让他们走上乡村大舞台，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是根本，产业是载体。一方面，找准文化与产业、地域的结合点，做好特色这篇文章。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既要充分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文化产业机构和工作者深入乡村对接帮扶和投资兴业，又要遵循市场运作规律和机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还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走出低水平、同质化建设误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特色化、多样化文创产品，提高文创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同时，积极探索打造文化主题突出、产业有机融合的文化业态，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综合效益。另一方面，加大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育力度。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更多的农民群众走入“文化路”、干好“文化事”、吃上“文化产业饭”。着力完善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间文化传承人、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基层文化设施和文物管理人员等各类乡土文化人才的挖掘选拔、教育培养机制，有效解决乡土文化人才断层、流失、匮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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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毕雁英（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加强国家安全法学学科建设，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法学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继续推动国家安全法学发展，要在持续推进学术创新、聚焦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实践证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这对法学研究向国家安全领域延伸拓展、更好服务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加强国家安全法学学科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当前，国家安全法学已经成为一门茁壮成长的新兴学科，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治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力发展国家安全法学，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法学应有的学术贡献。
持续推进学术创新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十年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国家安全法学在回应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实践需求中加速发展，取得多方面的创新成果。发展国家安全法学，必须抓住加强国家安全法学学科建设的机遇，持续激发学科创新发展新动力。
拓展学术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的是“大安全”格局，其全面、整体、系统、辩证的安全理念成为国家安全法学的学术根基，使国家安全法学超越了过去主要关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的时代局限。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确立了国家安全法学侧重研究“积极安全”的底层逻辑。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鲜明的人民立场、整体眼光、世界情怀赋予国家安全法学新的研究路径，更加注重将各领域、各层次的国家安全问题置于一个整体中加以研究，将更丰富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研究视野。
促进学科融合。国家安全法学过去被认为属于公法学范畴，聚焦国家安全立法执法司法实践活动，以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涉及行政法、刑法方面的法律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仅有少数高校就国家安全法学开设专门课程、进行专门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有力推动国家安全法学向经济法、社会法、国际法等领域拓展。国家安全法学逐渐成为促进不同法学学科融合发展的新天地。要继续在法学不同学科，以及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等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中加强协同攻关创新，产生更多学术创新成果。
丰富研究主题。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速构建，其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完整，呈现开放包容的特征。其中，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中起统领性、综合性、基础性作用的是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学围绕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原则、相关组织机构与职责、法律关系、主要实体和程序制度以及法律责任等主题，形成了紧密相连、相互协调、较为完整的研究成果。此外，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研究主题也大为拓展。除了深入研究国家安全法学基础理论，还对反间谍、反分裂、反恐怖主义、国家情报、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反制裁、反干涉、生物安全等方面的专门国家安全法律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要持续丰富和拓展研究主题，推动国家安全法学焕发蓬勃生机。
聚焦重点难点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国家安全法学要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围绕当前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切实满足实际工作的紧迫需要。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重大创新成果，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如何在制度设计层面形成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法律规则和机制，是当前国家安全法学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从主张经济全球化到搞“脱钩断链”遏制中国发展，一些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发展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被嵌入政治议程中，发展和安全更加密不可分。深化国家安全法学研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深入探求推动安全发展、提升安全发展能力的制度之策、法治之策。
防范风险联动升级。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内外风险挑战虽特点不同、表现各异，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可能传导升级，演变形成风险综合体。新征程上，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更加纷繁复杂。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政治化、泛安全化和工具化，给我国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制造障碍，冲击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贸易?；ぶ饕?、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需求走弱，外部影响倒灌，增大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与地缘政治冲突相互叠加；等等。国家安全法学必须时刻关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着眼于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联动升级这一重大问题，打破部门法思维，打破本国法、国别法、国际法之间的研究界限，对如何以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进行综合分析。
贯通理论与实践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术研究才有持续的生命力。国家安全法学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等特点，其研究需要不同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并与实践更好结合。当前，国家安全法的法律实践日益丰富，但国家安全法学基础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引领作用的发挥还不平衡不充分，这与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有关。例如，如何使国家安全法的不同法律价值相互协调，如何在法治的个人权利保障追求与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兼顾等，都需要深化研究。此外，在法律制定、执法司法、监督保障中还有一些难点堵点问题，如一些重要法律概念还不够清晰，还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必须在明确概念内涵、消除认识分歧的基础上，提炼国家安全法学基础理论，有效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安全法学具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的显著特征，兼具学科独立性与学术包容性。发展国家安全法学，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着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
围绕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确立知识增长点。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是当前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安全法学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围绕保障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建设与运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供立足实际、具有实效性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方案，为科学认识法律现象、分析问题原因、解答法律难题、预测发展趋势等提供知识框架和分析工具。比如，在执法主体方面，研究如何使不同部门的职权配置分工明确、科学合理；在法律执行方面，研究如何建立程序正当、运转高效的实施机制；在责任落实方面，研究如何使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相互衔接；等等。要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建构国家安全法学的基本概念、话语和理论。
通过精细化专题化多元化研究实现体系化知识生产。要立足应对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加强规则供给、制度供给的角度，开展精细化、专题化、多元化的立法研究、执法研究、司法研究，把研究成果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的丰富资源，实现体系化的知识生产。比如，细化国家安全立法研究，围绕消除制度缝隙、填补制度漏洞贡献新知；细化国家安全法律适用研究，探索制定更细致、更明确的下位法和司法解释，通过阐明法律的具体概念、适用标准、执法流程来增加法学知识，提升制度执行的精准性；围绕涉外法治建设，强化对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执行程序和责任落实机制的研究，不断增强国家安全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等等。此外，比较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法典化研究等也能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重要补充。
依靠法学研究方法创新提高知识创新创造效能。知识的创新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创造。国家安全法学既要使用法学的案例分析法、法律解释方法，还应借鉴使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形成适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有效研究方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善于进行历史分析、规范分析、权利义务分析，又善于与社会调查、人工智能分析等新方法、新技术相结合，把方法创新创造作为学术研究的利器。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深入剖析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实践，产生更多接地气、富有洞见的知识创新创造成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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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的乡村史研究也以更加自觉的学术关怀呼应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迈上新征程，乡村史研究要努力实现新发展，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乡村史研究新的时代使命。中国乡村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围绕乡村社会发展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实现新突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学理支撑、贡献学术智慧。
乡村史研究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以及由此被迫开启的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革。工业和城市发展前所未有地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自此，乡村社会变迁成为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内容。从列强入侵时的乡村凋敝、民不聊生到今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重要篇章。
我国乡村史研究主要关注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乡村基层制度、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乡村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论题。随着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三农”问题开始备受关注并日渐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性问题，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溯也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我国的乡村史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更加自觉的学术关怀呼应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在研究深度和视野广度方面较之以往都有了新的提升。在诸多研究成果中，中国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理论、新农村建设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乡村史研究不仅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富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而且也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
多学科介入研究，学术视野开阔。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众多学科纷纷进入乡村变迁研究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从各自的学科视角来认识乡村、阐释乡村，形成了乡村史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相关学者着力从环境史的视角探求乡村社会变迁。当前，努力从人口与环境、制度与经济以及人文、社会等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成为乡村史研究的重要取向。
把握时代脉搏，凸显现实关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应当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只有深入回顾和研究历史，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能认清其时代特征。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秉持强烈的现实关怀，积极围绕“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等彰显现实关怀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体现了学术与时代的密切关联和互相影响。
区域乡村史成果集中，突出问题导向。目前，乡村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华北区域和江南区域，在近代农村社会转型、农村地权演变、农村社会问题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中的宏阔性、总括性论述有所区别，新时代以来乡村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问题导向，在一定的乡村地域内，就乡村人口流动、乡村分层以及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深入解析。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路径，比如，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华北乡村和江南乡村所聚焦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以问题为导向成为区域乡村史研究的基本取向。通过不同区域不同问题的呈现和学术解读，可以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多样性和多面性提供丰富的区域样本，具体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域差异及其特征。
推动乡村史研究在新征程上实现新发展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乡村社会历史变迁既从一个侧面深度映射着这一历史性巨变，也以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彰显我国道路选择、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文化更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去思考和回答，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去总结和提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这一中心任务为乡村史研究指明了学术方向。
做好乡村史与城市史的融通研究。乡村问题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既往的乡村史研究与城市史研究相对分立、融通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历程中，努力统筹城乡发展。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主动顺应世界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体现，也表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一些国家牺牲农民利益的现代化根本不同，我们将农业现代化置于“四个现代化”之首，努力推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同共进、平衡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旨在跨越城乡对立和工农失衡，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之中。面向未来，要加强学术融合、学科对话，深入推进乡村发展与城市变迁融通研究，这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乡村史研究开辟新领域的必然选择。
深化乡村社会建设研究。在当代史学发展进程中，乡村史研究属于社会史范畴?；毓耸费?，对于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社会建设问题，史学界很少将其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对相关内容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附属于乡村建设运动或乡村建设思想研究。近年来，虽有相关主题论文发表，但或侧重于社会学话语体系，或为当代社会建设论题作历史铺陈，鲜有历史学专题研究的深度解析。事实上，从历史学视角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深入探讨蕴含其中的乡村社会建设问题，科学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学术命题的要义，对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突破区域化研究视野的局限。具有区域化取向的乡村史研究使得研究主题更为具体、研究内容更为翔实，在一定意义上深化和细化了相关研究。但也要看到，过度的区域化取向会遮蔽历史学探求总体发展趋向的学术诉求，甚至可能使乡村史研究走向碎片化。乡村社会区域发展中的异质性，无论是江南区域还是华北区域，抑或长三角地区或珠三角地区，尽管有着不同的发展特征，但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样本。因此，乡村史研究应当突破区域化研究在视野上的局限，在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获得时代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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