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嵌入社会主义内在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人的发展的平等机会”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价值追求是建立一个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共产主义。在这个理想社会中，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没有了，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的全面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本质上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一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在国家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文明蒙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曾尝试选择过改良道路、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当时条件下始终行不通，“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企图将中国变成其资本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新领地，实现“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才真正成就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追求，是由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核心理念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区别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以实现资本增值为基本逻辑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资本、搞不搞市场经济，而在于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以“资本为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的是实现“两个解放”，即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以“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立足点，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利己主义”法则。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体”或“社会”的价值为基本遵循，以实现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为价值追求，并借助“制度—实践”的系列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来落实，要控制资本垄断、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对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冲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由民主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产生了无数引领世界潮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四大发明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态、盛唐时期大气包容的人文精神，农耕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头，独领风骚数千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近代以来，清政府腐败无能，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欺凌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落伍了，更谈不上什么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才正式开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李大钊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复活”与“复兴”虽有一字之别，但意思基本一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尽管邓小平没有明确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但他制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振兴中华民族”概念。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江泽民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并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再一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并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梦”。自此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的最强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续、迭代与创新，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生机，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构建起人类文明新秩序、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三：国家、社会、公民的和谐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和谐统一，形成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一幅国家、社会、公民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妙价值追求图景。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展现的是国家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富强”既表征国家的富饶强盛，又指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构成了经济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构成了政治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文明”表征的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上的繁荣，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构成了文化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构成了社会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展现的是社会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自由”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平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注重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公正”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崇高追求；“法治”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遵循的规范与秩序运行。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展现出公民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爱国”反映出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敬业”体现出对职业与工作负责的品格，“诚信”强调信守承诺、言行一致，“友善”体现良好人际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上的价值追求，相互贯通、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统一体，共同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发展现代化社会、培育现代化公民提供驱动力和价值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资本逻辑”先发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其资本、技术、市场主导优势，通过殖民、战争、掠夺等手段，收割后发国家的财富，塑造了以“自由市场、三权分立、普世价值”组合起来的“现代化”话语霸权，并将其包装成现代化的普世价值和先验要素标准，强制其他国家遵守，构筑起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和空间，加剧了南北对立、两极分化，引发世界动荡不安。
中华民族崇尚和平、推崇和谐共融、以和为贵，传统文化中充溢着深厚的和平大同主义情怀，和平已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脉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来没有产生“资本逻辑”的土壤，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扩张之路，历史上“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中，始终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过得好。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炮制出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现代化发展和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始终信守“决不称霸”的承诺，以“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对冲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和平发展之路，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作为一个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对历史上遭受过“资本逻辑”企图将中国变成资本扩张和殖民掠夺新领地带来的民族危机、文明蒙尘的苦难记忆犹新，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或正在遭受的西方资本主义移植的西方模式“现代化”痛苦感同身受。中国式现代化“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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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阿平、邓竹音（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关系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只有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始终保持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创新活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只有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传承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文化的浸润和加持下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精神文明或者文化力量对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作用，精辟论证了共有精神家园对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等一系列精神领域的巨大影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了目标方向和路径指引。
科学文化认知的形成，离不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民族文化工作的指引。要深刻认识到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衍生、发展、提炼、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文化成果的集大成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找到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思想智慧和行为品质，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与民族格局高度一致。
科学文化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鲜明特质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识。要深入学习领会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具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中，要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不是单一的精神文明，而是紧紧扎根于中国多民族大团结的现实国情，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的各民族繁荣发展、安居乐业。之所以能够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各民族在数千年的融合发展、冲突弥合中深刻发现必须紧密团结的整体认知；之所以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于中华民族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前所未有，需要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奋斗。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在思想层面的最终指向。培育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就是要实现中华儿女对民族文化在思想和行动各方面全领域的充分认同，就是要从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的高度来全面理解、科学解读民族文化。
必须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维度，客观把握审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综合与个体的关系。从连续性上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不断、薪火相传的伟大文明，这种独特性代表了中华文明内部所具有的符合历史规律、符合时代需求、时刻自我革新、善于解决矛盾等众多优秀品质。从创新性上看，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担新使命的品格，决定了中华文明不停滞、不僵化，始终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从统一性上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团结包容，面对重大风险、重大挫折也始终团结在一起的伟大历史。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总是能以强烈的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从包容性上看，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代替多元，而是以多元文化聚沙成塔、汇涓成河，在共同精神家园、共同文化元素、共同生活情感的指引下解决矛盾冲突、凝聚起强有力的共情共识。从和平性来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并没有侵略压榨他人的基因，各民族的团结也是以交流互鉴为内核。正是由于和平性的存在，才将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将多样化、多元性的文化整合为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在众多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如《诗经》《楚辞》《史记》等都涵盖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共同生活交流的记载和情感表达，唐诗宋词元曲的描述对象均贯穿着中华各民族风土人情。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向内凝聚，才决定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同心同向的良好态势。
必须从民族精神纽带、国家共同道德基础的维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底色。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融入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才能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温润环境。
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实现意识生成、意识延伸、意识发展，还要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以“美美与共”为原则，在充分理解认识、高度认可认同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以文化实践为平台，以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场景，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更高层次、更新阶段跃迁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具体到民族团结工作中，就是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兼容并包思想，推动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之融汇于日常生活中，使共同面对风险挑战、共享繁荣发展成果，逐渐演变为各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特质。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深入推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以现代文明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创新，必须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宏阔历程中，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在文化发展逻辑中，从各民族共同书写且传承创新的文化力量中，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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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吴隽雅（河海大学法学院）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指出：“要根据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新期待，加大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集中解决力度，着力抓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发挥好先行探索示范带动作用”。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为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提供法治保障，助推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果，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人们从环境中获得的幸福感越来越强。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需要依靠法治力量。在污染天气应对、大气面源和噪声污染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生态文明法治都为防治行动和手段提供了法律遵循，并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有力手段，有助于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等一系列生态安全制度，不断促进生态环境法治优势、制度优势向生态治理效能转化。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保障，有助于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减少低效率低质量，促进企业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和清洁生产改造；有助于进一步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的市场机制，为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趋完善。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为人民群众打造宜居生态环境、美好生活环境。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近年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制定长江保护法、黑土地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修订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范更加明确具体，增强了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还有其他大量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形成并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新征程上，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做好生态环境领域法典编纂和立法修法工作，构建科学严密、系统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重点领域生态法律法规，推动其他国家机关和地方健全完善配套法规和标准，保证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落实落细，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实施。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严格执法司法，确保法律刚性和权威。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之间数据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对接程序、沟通协作方式等，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实施质量。积极发挥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监察监督、公众监督、媒体监督的作用，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实施监督合力。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法治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提升人民群众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参与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培养多层次、全方位生态文明法治人才，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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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旗文稿》2024/1
作者：韩喜平（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辩证把握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对于在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基础上，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做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把“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作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更好统筹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与安全这个“头等大事”，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深入领会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重大意义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坚持践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必须深入领会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水平安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条件，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既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要通过深入推进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以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并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各种风险隐患不断暴露，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短板凸显。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面对复杂严峻的新形势新问题，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才能加快补齐安全发展领域的短板弱项，才能加快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安全能力，更好保障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新的发展实践进行了重大理论创造。其中，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重要论断是对党关于发展与稳定辩证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提出是对发展与安全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的理论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强保障，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充分考虑到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的独特性，把安全的阈值确定得更充分一些，把发展的举措准备得更丰富一些，坚持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以筑牢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安全网，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系统把握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一是要清晰认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相互作用。重点是把握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统一性，处理好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的平衡性，把总体范畴和系统观念贯穿到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高水平安全的全过程。二是要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互为支撑、协同共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破解当前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归根结底要靠高质量发展；而只有实现高水平安全，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广大人民群众才能集中精力为推进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三是要积极引导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国内矛盾和风险加剧变化。夯实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支撑保障，要用动态思维理解和审视，加强对发展和安全形势的前瞻分析和动态评估，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和着力点，持续寻求发展与安全的均衡点，在充满变数与挑战的现实环境中，找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最大公约数。
面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壮大物质技术基础，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又要通过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环境，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面临深刻调整，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与各种风险挑战的集中显露期处于叠加状态，要求我们能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过程中对潜在的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化解风险于源头，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另一方面，提高重大风险化解能力，以高质量发展为治本之策，坚持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增强发展竞争力，坚持以发展质量的提升赢得发展主动权，从而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应对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安全挑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保证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重要领域安全不动如山；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关乎国运兴衰、人民福祉、发展大计，要构建复杂风险应对格局，提高重大风险应对质量，使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更可持续、更有保障。
新征程上，必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顺利推进。纵观历史，和谐稳定与和平安宁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挺进。然而，从外部环境看，世界变革动荡此起彼伏，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大国关系深刻调整、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等重大矛盾置世界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从内部环境看，在改革攻坚期突破利益固化、清除体制性障碍等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暗礁”和“险滩”。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如果高水平安全无法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就会更加曲折和艰辛。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准确把握“五个要素”处理“五对关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不断夯实长期以来我国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丰富人力资源、强大科技实力力，持续挖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等潜能红利，以巩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支撑构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既符合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愿望，又事关强国兴邦之大业，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三、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实践路径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关键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安全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前瞻性战略布局和先手棋，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基于我国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的深刻认识，以新发展格局促进新安全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充分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完善扩大内需有效制度安排，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等方面切实发力，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着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强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紧紧抓住创新发展主动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着力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在高标准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以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增强我国在世界市场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实现高水平安全，要着力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盯住关系国家和区域安全的科技、产业、金融等领域和重大基础设施，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夯实安全发展的基础。”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是在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背景下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内在要求。要筑牢国家发展安全屏障，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着力保障粮食、能源、金融、生态等领域安全底线，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不断提高经济韧性。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在推进传统能源高效开发利用与有效保障核心需求的同时，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推动传统能源网络优化与能源风险应急管控体系健全，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进一步强化能源战略储备，不断提升能源持续稳定供应能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加强对债务的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和有效防控，稳妥化解房地产、金融、地方债务等领域风险隐患。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坚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推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稳固粮食安全“压舱石”。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压实落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将生态安全风险纳入常态化、系统化管理，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机制，健全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和激励机制，强化地方政府责任担当，在生态安全保护中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持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突出实战实用鲜明导向，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推动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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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丁时勇（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重庆市委会主委）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则是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各地立足农村特色资源，面向市场需求，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力推动了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当前乡村“三产融合”发展还存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高、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用地保障与需求不协调等较为突出的问题，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有效破解。
以标准化集约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是推行农业“标准地”改革。分类设置规划标准、产业标准、主体标准、投入产出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等控制性指标，倒逼先进适用技术和设施投入，促进“标准地”要素聚合。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坚持“建、投、用、管、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突出“以用定建、建用一体”原则，引入“中”字头企业、国有企业等参与建设运营，提高资源配置质量，形成规模经营优势。二是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水旱轮作等，促进“一田多产、一水多用”。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下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现代生产经营方式，加快推进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科技化、信息化的农业基地建设，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承载力。三是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支持现代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实施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示范工程，推动一批适应性广、作业性强、可靠性好的小型轻简农机装备示范应用。加快“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建设，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乡镇全覆盖。
加快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优化发展布局。引导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的加工项目进产业园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加工项目向县城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聚，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初加工项目布局在村庄集中建设区内。鼓励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业联盟或产业联合体，培育形成粮油、畜牧等综合产值上百亿乃至千亿的产业集群。二是培育龙头企业。实施领军企业、“小巨人”企业培育工程，壮大亿元企业群体，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农产品加工企业。鼓励企业强强联合，引导发展加工企业集团，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上规”“上市”。三是健全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完善农业生产地方标准，支持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升级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推动农业特色化、集群化、融合化、标准化发展。
切实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一是盘活存量用地。推行乡村产业用地点状规划、点状报批、点状供地，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以村为单位全面摸排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宗数、面积、使用情况，对可利用的纳入乡村规划；因特殊原因无法利用的，纳入复垦计划或在村规划中规划为非建设用地。二是扩大增量用地。落实好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10%建设用地指标、省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安排不少于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等政策措施，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行“计划跟着项目走”，健全设施用地保障制度，对产业融合发展建设用地做到按需保障、应保尽保。有序开展乡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宅基地、“四荒地”等土地综合整治，结余的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乡村产业项目。三是拓展变量用地。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规则，允许村集体把集体成员依法自愿有偿退出的闲置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同时鼓励优先用于产业融合发展。探索实行“预留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依法被征收为国有土地的，可按被征收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为被征地村集体安排解决产业融合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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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李继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常纪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绿色低碳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建造。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传统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高，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制造业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不仅对缓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革新传统设计、制造技术和生产方式，提升绿色低碳技术、产品、装备、服务的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绿色制造是一种低耗、高效的现代化制造模式。从纵向看,这是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且成本可行的前提下，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要求贯穿于产品设计、制造、物流、使用、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以制造模式的深度变革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环境影响及碳排放最小化。从横向看，绿色制造涉及各行各业，既要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也需要在信息通信、生物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大力推进。
近年来，我国积极适应和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有关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和绿色产品等的评价标准陆续出台，绿色制造体系正初步形成。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底，国家层面共创建绿色工厂3616家、绿色工业园区267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03家，累计推广绿色产品近3万个，绿色工厂能耗水平整体优于能效标杆水平，绿色工业园区平均固废处置利用率超过95%。绿色制造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显现。
推进绿色制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堵点和难点。大部分绿色制造评价标准都是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前制定的，对推进企业降碳的约束力度不足，支持企业开展碳管理和降碳的制度安排还不完善。与此同时，一些国际贸易措施和绿色供应链相关的规制给国内制造业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绿色制造的政策规范对企业的指导作用还有待加强。需采取务实举措切实推进绿色制造，使生产要素向绿色产业、低碳经济集聚集中，尽早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效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推进绿色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标准规范、政策制度、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支撑保障。
在标准规范方面，要完善包括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和绿色产品在内的绿色制造评价标准体系，重点补充或强化企业碳排放核算与碳减排管理的相关要求，尽快制定各行业、各类产品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核算的规范和通用标准。
在政策制度方面，由于当前绿色制造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同等性能的传统产品，仍需实施价格补贴、税收优惠及金融支持等举措，同时更好发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作用，引导下游消费者使用高品质的绿色产品，鼓励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持续投入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形成绿色产品供需良好态势。
在人才技术方面，要发挥人才培养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创新“双碳”科技和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加强有利于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的人才培养。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传统制造业实现材料、工艺及流程创新，助力绿色转型。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统筹兼顾。当前绿色制造的发展更多倾向于对园区级绿电供应、智能配电网、能源梯级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等基础设施的支持，未来碳排放统计监测与核算、绿氢供应、二氧化碳捕集等也将成为重要的低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补齐短板并适度超前布局，帮助制造业企业实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绿色转型。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加强工业园区的新型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绿色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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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陆君瑶（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与时俱进、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与理论构建中彰显出真理力量，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境界。“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遵循与思想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凝练、传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明确“第二个结合”所处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方位与时代底色，掌握其理论精髓与方法内涵，独立自主、守正创新地赓续发展中华文明，凸显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经由“第二个结合”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明确“第二个结合”所处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方位与时代底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发展。“‘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第二个结合”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互释与时代融合，在“结合”中形成新的文化有机体，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与文化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交汇、融合发展的思想形态，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理论内容、价值借鉴。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的理论环节。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指导下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文化形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扬弃和超越。“第二个结合”融合思想资源后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使其成为融入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精神脉络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凸显出中华文明的思想底蕴，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理论核心，不断赋予现代中国社会与世界历史文明发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在“结合”过程中不断构建、巩固的思想成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并在“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中介作用，持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巩固文化主体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化根脉与魂脉“结合”的有机统一，不断巩固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命题决定必然要始终坚守根脉与魂脉，二者的有机统一能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理论资源，生成具有创造性的现实成果及相应的理论价值，有助于探索和发掘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魂脉与根脉统一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国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与具体现实国情互相激活的有机统一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成果便是显著例证，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铸魂、守根的重要作用，凸显了文化主体性。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化主体性能够转化为文化力量与文化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由此，应在“两个结合”的科学指引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理论、现实的有机结合，凝练历史发展历程中文明成果的思想精华，并将根脉与魂脉结合的思想成果运用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不断加强、巩固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融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融合“第二个结合”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实现“第二个结合”的互相“激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互契合的思想前提，“第二个结合”赋予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内容，明确了转化与发展的主体、要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基于科学方法和正确路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转化为时代精华。在“第二个结合”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合发展的关系中，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自觉性与文化主体性，增强思想阐释力的历史性与科学性。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自觉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深刻认识与阐明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并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路径由普遍性、抽象性认识转化为具体性、综合性认识。
除此之外，应通过“第二个结合”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融合，总体性把握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发展脉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第二个结合”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融合过程中，不但要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应遵循“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传承方式，推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现实社会相融通，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方法遵循。
要在凝结、提炼理论的过程中强化“第二个结合”的融合度，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部分，在具体国情的现实实践中贯彻、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内容，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价值体系，并将其融入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脉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时代价值与思想活力。
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以“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指南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前提，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主动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思想动力。文明因交流得以发展、延伸，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有助于保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活力，促进形成与时俱进的文化成果，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应破除文化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思潮，对其他不同文明进行批判性吸收，在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时秉持文化自信、赓续历史传统，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依然绵延不断、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以“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指南，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创造文化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造符合当代中国现实的思想精华与价值观念，符合时代发展与世界进步潮流的文化成果。此外，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之中，融入于批判性借鉴、吸收外来文明的文化建构之中，体现于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基因的思想成果之中，创造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具有跨越时空魅力的文化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与客观社会现实之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开辟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创新的广阔前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中，我们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第二个结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经由“第二个结合”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持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坚持魂脉与根脉有机统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铸魂、守根的重要作用，并坚持文化自信、自立自强，巩固文化主体性。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第二个结合”要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相互融合，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方法遵循，使“第二个结合”融入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脉络，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主动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形成符合当代中国现实与世界进步潮流的思想内容，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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