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侯孟良（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小军（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关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时代新征程中，深刻践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内在要求以“结合”立足中华文明的宏阔视角，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文明特性：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原则规制
中华文明饱经沧桑又历久弥新，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传承至今的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嬗变过程中，中华文明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独特的品质和特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高度总结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蕴和价值指向，同时规制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塑造的主要内核。
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的首要特性，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标志。以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厚德载物等哲学思想和处世观念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引领价值，表现出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旺盛生命力。只有从历史连续性出发，才能够认识中国的古代，理解中国的现代，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塑造必须要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坚持推进“第二个结合”，建设符合文化现代化要求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品格，也是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避免发展停滞的内生动力。在漫长的文明演化中，中华民族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持续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达到新高度、取得新突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创新精神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必须要坚持守正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守住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以“结合”的创新形式，创文化现代化建设之新。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纵观数千年历史，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念，奠定了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现实依据。中国各族人民的文化交融、情感依赖、经济依存、政治共通等境遇使国家统一成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必须要以国家统一为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思想智慧的深度体现，兼收并蓄的宝贵品质使中华文明能够长期保持活力和繁盛。在佛教东传、西学东渐等思想文化运动中，中华文明始终能通过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来汲取新的营养，造就“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新时代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注入新元素。
和平性源自中华文明长久积淀的和平思想，是中华民族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的价值指向和实践追求。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停止对和平的歌颂和追寻，无论是“太平盛世”的政治理念、“以和为贵”的处世原则，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都证明了对和平的追求已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必须践行好这一理念，向世界弘扬中国“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时代抱负。
文明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实践本质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变革与进步，是人类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不可逆的历史性演进，而文化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表征出不同国家在各自现代化道路中的文明特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光辉历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且积极的影响，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以“两个结合”为逻辑起点对中华文明进行传承赓续和创新发展，从而实现以先进文化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文化现代化的内在统一。
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文化演进始终与文明发展历程相交织，贯穿于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开展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中。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文化在蜕变和成长中指引中华文明持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代化探索中，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发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智慧，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细密勾勒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文化品格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核心构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集中体现了传承中华文明、进行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和思考，将“两个结合”提升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的战略高度，并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经由结合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势必会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多贡献。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既满足人民的精神文明需要，使人们向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愿景前进；也深化了对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以价值引领促进发展理念和方式创新，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并进。
文明创新：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致思路径
当前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面对当今世界激烈的文化竞争和意识形态碰撞，应以传承中华文化为立足点，从多维层次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要坚持走自己的路，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为文化形态的形成凝心聚力；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向，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稳步向前；坚持人民立场，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现代化建设应充分体现人民诉求，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最终目的。只有坚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充分发挥文化自信深沉持久的力量，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层面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入贯彻“两个结合”，发挥“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的重大作用。守正创新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塑造的方法论遵循，二者具有内在关联。在践行“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既要守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正道，也要创造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新路，如此才能使“结合”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映射中国特色，彰显中华历史文化积淀。另外要注重对“第二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理想信念、美德及智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丰厚的文化滋养和鲜明的民族标识。对“民惟邦本”的人本精神、“勇者不惧”的斗争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是形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必由路径。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要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秉持开放包容，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一方面，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含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中，是党领导人民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基础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样态。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锻造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应在实践中不断弘扬和赋予其时代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提供助力。同时在世界文化激荡的当代，发展繁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动力源泉和方向引领。另一方面，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新时代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超越文明隔阂，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学习多元文明优秀成果。在不断沟通和借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体现中华文明演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民族底色，新时代要在中华文明视野下持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原则、本质及路径的规律性认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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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刘硕（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政治担当和历史自觉。党的自我革命来源于党的性质宗旨，熔铸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拓展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具有宏阔而深刻的内涵。
从本质属性看，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九十五年多历史、执政六十七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回答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本源性问题。
从理论逻辑看，无产阶级政党是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本质属性，这种批判性和革命性不仅仅是对着资产阶级政党而言的，从一开始就是对着无产阶级政党本身。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列宁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曾经讲道：“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使命，能够做到“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具有自我革命的深厚基因。
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两大历史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能够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对的、改正错的，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依靠自己努力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从现实逻辑看，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我们党将自我革命同治国理政实践紧密结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应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体现出一以贯之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发展变化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党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是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精神品格，是坚持不懈同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作坚决斗争的勇气和担当。
从目的指向看，自我革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四十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目标。党的先进性，是指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人民群众愿望，使党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纯洁性，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与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党的自我革命，“革”的就是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必须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当前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勇于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清醒认识各种可能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危险因素，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全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自我”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行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目的就是全面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断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是我们党防止病变、强身健体的重要法宝。要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消极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突出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肌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是我们党强基固魂、塑造自我的内在动力。要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是我们党革除弊端、永葆生机的关键举措。要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是我们党增强本领、提升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四个自我”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具有十分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旨在形成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科学完备的实践行为体系。
从历史脉络看，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我们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辩证关系，强调“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要深刻认识两个答案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准确把握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两者相互促进、贯通融合中将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要求党必须坚守人民立场、勇于自我革命；党的本质属性和长期执政地位，要求党在接受人民监督的同时，依靠自身力量纠正失误偏差。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在党的性质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上，实现高度统一。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两者的切入点是一致的，都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风政风、消极腐败等突出问题；两者的实施路径是一致的，即依据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通过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两者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即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要把握好两者的内在一致性，整体谋划和推进，在生成路径、作用机制、效能发挥等方面有机融合，走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时代新路。
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相互促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人民监督是外在条件，要求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我，纠偏补弊；自我革命是内在依据，要求党勇于刀刃向内、常思己过，不断适应人民需要。勇于自我革命才会真正欢迎人民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接受人民监督有助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不断实现自我升华。要创新二者协同互促的有效载体和方法途径，将党的自我革命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结合起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同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为有序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结合起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时代要求看，自我革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蕴含着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沉思考，也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讲到：“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也讲过，“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从根本上讲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高度使命感，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组合拳”，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将纪律约束管在实处、深入人心，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好干部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推进自我革命筑牢组织基石；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坚持以上率下、抓住“关键少数”，坚决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不断夯实自我革命的政治责任。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是系统观念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的运用。要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统一性，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础性，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始终在制度轨道上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以刚性制度约束推动形成良好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要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集成性，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全面性，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施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做到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切实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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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着力”重大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旗帜鲜明置于首位，成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
“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振聋发聩。迈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任务艰巨繁重。越是此时，越需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确保责任落实上的“严”。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负有重大政治责任。把责任担当化为干事动力，首要的就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加强学习、研究、阐释，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为杂音噪音干扰，不为错误思想迷惑，在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上及时表明态度、亮明立场。
推动改革创新上的“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生命力在于把准时代脉搏，在于不断改革创新。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贯彻与时俱进的思想教育理念、舆论引导理念、文化发展理念、阵地建设理念；直面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结合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现实条件加强研究探索，不断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创造新方法、丰富新手段，以技术创新赋能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传播创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搞得更富时代感和吸引力。
强化法治保障上的“实”。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制定出台英烈保护法；制定第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进入新时代，立破并举、激浊扬清，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我们必须坚持强化法治保障，以刚性的法规制度提供有力指导和支撑，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打造人才队伍上的“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引导他们融入时代发展，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把握正确方向导向的能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能力、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能力、加强网上舆论宣传和斗争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方针已定、方向已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我们一定能不断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篇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经济日报评论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习近平文化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新境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精神力量、宏伟目标和实践途径进行了深邃思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包括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这是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也是我们继续前行的伟大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自信的力量，离不开中国精神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深邃的理解。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表达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和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文化自信是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深沉的力量，是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文化自信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文化自信逐渐成为包括文化立场、文化使命、文化发展战略及其实现路径等内容的较完整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等重要判断，说明对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对先进文化的坚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从精神或思想深处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认同与选择；说明文化自信是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深厚基石，民族文化中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前进动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明支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实现的，是在这二者相互契合、相互成就的过程中成就的，也是在充分借鉴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中达到的。
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
文化强国之路是中国道路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践需要和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对文化发展的时代意义的深刻把握所作出的战略判断。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推动文化的发展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看，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中来审视。建设文化强国，以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是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历史带来的启示，体现了文化发展历史规律与时代逻辑。当前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内容与重要领域。因此，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世界听清、听懂中国的声音；不断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使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世界舞台不断彰显。
文化强国建设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及其伟大实践。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新观念，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心声，更新着文化的内容，推动着文化的创新发展。新时代需要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来书写新时代的文化。
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创新。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全方位的创新版。这种变革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文化的创造就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华文化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必须结合时代需要和实践发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两个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需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历史性、具体性等特点。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世界性的学说或文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包括各国历史文化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判断，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宝贵价值。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键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它们体现了数千年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既为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而赞叹，又为它上下求索的唯实精神和反映天人、知行、人伦关系的深刻而丰富的辩证思维而钦佩；既为中国古代贤人志士怀抱高远的理想境界、担当精神、家国情怀、民族气节而感动，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亲民敬民、人际和谐的强大内聚力和政治智慧而赞赏。新时代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中国立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要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体现民族性和继承性统一起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和构建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要注意体现民族性继承性。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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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文丰安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整合数据资源，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同时要求健全基层智慧治理标准体系，推广智能感知等技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通过自动化手段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对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通过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形成了不少基层数字化治理的经验。但同时，基层治理方面也存在不少挑战。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各自为政，不愿将资源和信息共享，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上下联动不够顺畅，治理任务过多地转移到基层，形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导致了治理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失衡，进而限制了基层治理主体的行动能力。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发展带来治理对象更趋复杂化，进而产生基层治理对象离散、无序和低组织化等。此外，虽有技术引入，但实际治理效果不理想、数据共享意识淡薄、“信息烟囱”出现。因此，要结合基层治理的具体情境，重塑基层治理的结构和功能。数字化技术将为基层治理困境的化解提供新的路径。
打破部门融通壁垒，构建综合数据共享平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意味着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需要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建立数据汇集整合、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有效手段。“一体化”数据平台通过大数据手段采集、研判、共享信息等方式，及时处理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和矛盾，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群众困难。建立数据开放机制，积极推动公共数据信息的开放与共享，与社会、群众建立起畅通无阻的数据输出与反馈系统，通过搭建综合数据平台，进一步提升基层跨部门、跨系统的能力，增强政府对数据统筹协调能力。提高“一体化”数据平台数据使用效率，全面深入挖掘区域海量数据、实时更新数据和沉淀储备数据，提高社会治理部门对大数据的研究应用能力，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利用收集的大数据，打破人员、空间、时间的限制，提升政务数据信息的整合覆盖、分级管理、统筹利用和互认共享水平。
释放人工智能技术动能，构建全面智治社会模式。人工智能推动政府治理重心前移，智能感知、深度学习与智能算法的应用，可以更加主动预判、监测、处理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预测并尽可能避免灾害带来的影响，提升城市综合风险防治韧性。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提升交互性和个性化适应能力，根据不同对象的差异化特征，实现个性化的交流模式，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由于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催生出新产品、新业态，智慧购物、智慧医疗、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进一步提高纵深服务能力，智能交通、智能城市大脑等城市治理细分领域的智能化服务水平有效改善。人工智能技术将改进社会服务的使用体验，降低社会服务获得成本，打造更加完善的基层智能治理系统。
加快基层治理人才技能培训，提升基层治理数字素养水平。加大技术型人才投入与储备力度，着力健全人才培养与培训体系。积极加强对多元主体数字治理能力的教育培训，制定多元化数字能力培训方案，通过课堂、实地教学等方式提高社会治理人才队伍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应用、维护及后续开发能力。加大对有关人才的引进力度，扩大专业人才规模，增加专业性人才队伍，强化政府职能部门、高校、技术型企业等主体的协同联动，通过设立人才需求预测机制、人才引进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确保将最新创新成果尽快地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探索将第三方专业机构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基于其专业化的技术支撑、人才支撑，从治理机制创新、治理系统升级、治理模式转变等角度介入，发挥他们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改革，建立各方参与、充满活力的多元共治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发挥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等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新就业群体积极融入基层治理。加快构建网格化集约管理、一体化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文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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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10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作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进程，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丰富成果。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为汇聚各方共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实际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智力支撑、话语支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发展历程及基本内涵
从完成总体布局的“大写意”到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与其实践进程相伴相生。回顾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走过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快速发展带动相关理论研究迅速展开。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经历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从中国倡议发展为国际共识，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期间，学界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概念定义、本质属性、兴起原因、战略政策、运行机制、合作模式、发展动力、风险挑战等问题，并对共建“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的较深层次问题有所探讨。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呈现多点齐发的特点，成为现象级研究课题。第二阶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相关理论研究更加全面深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前行。学界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更加多元立体、综合全面。除了关注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发展、政策完善、合作成效、风险应对、产业安全等问题外，对其发展规律的学理探讨也更加深入系统。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向下一个十年，相关理论研究必将取得更丰硕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总的来讲，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要不断深化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规律性认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具体实践。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研究的基本内涵：一是学术使命。这一理论研究致力于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相互贯通、逻辑周延的理论框架、知识体系，注重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总结其发展规律、基本经验和借鉴意义。二是理论范式。这一理论研究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思维和跨学科方法，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三是主要概念。这一研究主要关注和运用的概念有：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国际合作平台、国际公共产品，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丝绸之路、丝路精神，等等，包括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理念、目标、合作内容、定位、合作方式、文化认同等。四是学科共生。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理论研究具有融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性，促进各相关学科融通发展。
研究特点与品格
经过积累沉淀，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展现出鲜明的特点与品格。
知行合一。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基于实践并服务实践，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理论的作用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宏阔实践提出了大量急需解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越透彻，我们在实践中的探索就越符合客观规律，就更具前瞻性、主动性、实效性，有助于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治理机制。这些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建设者和研究者紧密合作，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正向循环。如相关部委、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定期发布有关“一带一路”研究课题，提出实际需求，强化智力支持。在此过程中，我国一大批智库深度参与，为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了大量研究成果及对策建议。比如，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港口、航空、航天、油气管道、电力、网络通信等领域的合作中，有力推进了设施联通。再如，一些学者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青年国际交流合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和案例总结，助推民心相通。一些国外学者也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学问。
天下情怀。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彰显了中国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公心则立，众行则远。10年来，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多次写入联合国等多边合作机制文件中。不少研究聚焦“一带一路”为各国共同发展带来的机遇，不断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比如，有研究将共建“一带一路”视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在吸取过去经济全球化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上的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提出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理念。有研究提出，当前世界现代化需要从个别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变为以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助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通过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和发展模式，助力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促进跨大洲协力合作进入新时代。
开放包容。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定推进这一开放包容的共同发展进程，共建“一带一路”在风浪考验中彰显出更强韧性和更大价值。国内研究者坚持以长期视角看共建“一带一路”，坚定信心、保持耐心，对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持续进行分析研判，为在实践中提高规划决策水平、提升民生建设成效、规避安全风险等提供智力支持。坚持和而不同，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积极推进国际对话与交流，推进中外各种形式的共建“一带一路”跨学科研究，挖掘丝路记忆、丝路精神、丝路文明等人文资源，在厚植丝路记忆、密切丝路情感中增进共建国家民心相通，努力打造开放包容的共建“一带一路”学术共同体，凝聚共建国家合力，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理论创新价值
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新概念形成后，往往具有强大的刺激、带动作用，推动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实现新的提升，并将与之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研究质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概念。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从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向世界贡献了相应的国际公共知识产品。
当代中国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共建“一带一路”是这一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共建国家共同发展的实践探索，促进了对国际经济、国际关系、国际发展等理论的创新。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立包容共享的国际经济新体系，推动实现共建国家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对传统“中心—外围”格局的创新和超越；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中国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遵循平等，追求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尊重各国差异，共同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合作模式，这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在国际发展理论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作为建设重点，推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注重为全球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公共产品，探索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模式，丰富了国际发展理论。立足长时段、大规模、跨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践，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梳理总结实践中的创新经验，努力把经验提升为理论，展现蕴含其中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新认知新想象，开创了国际交往的新理念新范式，所蕴含的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生态观等重要理念，正在成为全球普遍认可的公共知识产品。10年来，越来越多的部门、组织、智库、学者深入研究这些理念，不断丰富完善共建“一带一路”的公共知识产品，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的全球性难题提供对策建议，注入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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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李安（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任研究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新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抓实抓细。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有利于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是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抓细的一项重要举措。
用鲜活故事滋润人心。讲一个好故事，让故事中蕴含的道理、思想、理念、情感等潜移默化地对受众产生影响，可以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善于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故事来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传递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红军长征途中的“彝海结盟”到抗日战争中成立回民支队，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积淀着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丰富故事素材。今天，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不断巩固，体现各族人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故事更加精彩鲜活。要联通历史与现实，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生动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讲清楚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讲清楚各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重要优势，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由各族人民共同讲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要解决好由谁来讲的问题。讲述者熟悉受众心理，就容易找到与受众的情感共鸣点，让故事打动人心、深入人心。这就需要各族人民都来当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讲述者，奏响各民族共话民族团结进步的大合唱。比如，加快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引导他们创作更多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艺作品。电影、电视等历来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在电影、电视创作中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文艺人才以主创身份参与创作，形成各民族共同参与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机制，努力以更加契合各民族受众习惯的形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以媒体融合发展提升效果。当前，全媒体不断发展，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新月异，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快速发展，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要继续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牢牢把握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舆论主导权。以影视、动漫、游戏、短视频等为载体，运用现代视听技术打造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新媒体产品，利用新媒体矩阵进行互动式、立体式、沉浸式传播，让互联网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把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国际传播的工作着力点，向世界更好展现我国各民族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以及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客观实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