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张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毛泽东同志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称为党内“共同语言”。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深入开展。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就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世界观主要回答“是什么”，方法论主要回答“怎么办”。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解释蕴含其中的规律。对一个政党来说，只有全党同志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个党才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做到心明眼亮、意志坚定，在关键抉择面前不摇摆，在艰难困苦面前不畏缩，在危机重重面前不消沉，信心百倍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深刻改变了中国。这种强大的、极具说服力的伟大真理力量，不是源自于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某个具体条目，而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总的指导原理”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而这种科学性和革命性，源自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说过，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无从谈起。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学习理论要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邓小平同志指出，“照辩证法办事”，“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全党同志“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深刻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要理解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强调对“六个必须坚持”，要在学习贯彻中认真领会。这次主题教育再次对此提出明确要求。新征程上，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学好用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就一定能够走好团结奋斗的必由之路，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六个必须坚持”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深刻总结和充分运用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六个必须坚持”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十个明确”中，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四个坚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根本价值立场。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真正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精神特质。“十四个坚持”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十三个方面成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等等，都充盈着这一内在气质和精神风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这一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同时，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其中，“十三个方面成就”从各领域问题、矛盾、风险、挑战切入，用解决措施展开，以重大成就收尾，坚持问题导向的鲜明风格尤为突出。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十个明确”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都贯穿着这一重要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视野大境界。“十个明确”中，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个坚持”中再次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三个方面成就”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等等，都凸显了中国特有的大国风范、大国担当。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用宽广世界眼光和宏阔国际视野，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总之，“六个必须坚持”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必须始终掌握的基本点，也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牢牢掌握的基本点。只有准确把握“六个必须坚持”，才能更好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思想方法才能搞对头，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才把得准，确保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六个必须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新时代则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这一重要思想之所以行，就在于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跨越百年历史长河，“六个必须坚持”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语言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从内在逻辑看，“六个必须坚持”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进行了拓展、延伸，为其注入了崭新内涵。
坚持人民至上，既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又彰显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担当和真挚情怀，旗帜鲜明宣示了我们党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揭示了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坚持自信自立，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自尊心和依靠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空前增强，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中国人民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
坚持守正创新，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立破并举、改革创新的巨大勇气和政治魄力，又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立场、方向、原则、道路上毫不含糊、坚定不移，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以党的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红色江山基业长青。
坚持问题导向，既坚持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又抓住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面对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我们党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和政治优势。
坚持系统观念，既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又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矛盾错综复杂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醒，贯穿着我们党善于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应对复杂局面、推动事业发展的深远战略考量。
坚持胸怀天下，既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贯原则立场，又展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六个必须坚持”不是凭空产生的无根之花。这些重大论断，既融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又汲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宝库的丰厚滋养，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时代表达。我们要重点学习、深刻领悟、全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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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旗文稿》
执笔：王飞（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深入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和挑战，阐释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探讨了加快推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措施，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基础研究中要立足我国实际，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围绕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把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一、深刻把握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迫切需要。我们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夯实坚实根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均是建立在基础研究的突破之上。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这与近代力学、热力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标志是电力的应用，这是电磁理论突破引发的成果。20世纪40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标志是原子能技术、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这是在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上产生的。基础研究的突破，极大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进而会引起产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基础研究是根本的源动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要素增长的驱动力逐渐减弱，科技进步对增动力、调结构、转方式的贡献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坚持需求导向，组织高水平的科学家、技术和产业等方面的专家，凝练核心基础科学问题，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做大做强基础研究，提升“从0到1”的原创能力。
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是强国基石，高水平的原始创新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中微子振荡、铁基超导、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类脑芯片、纳米材料等基础前沿方向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但我国科技工作仍面临诸如芯片、高温空间发动机等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其根源在于基础研究跟不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加强多学科融合的基础研究，统筹部署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努力建设科技强国。
二、新时代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科技界努力拼搏奋斗，我国的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智能造”、“中国芯”、“未来车”、“数据港”等技术加快发展，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新时代10年来，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也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能力”，深刻阐明了加强基础研究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后劲、夯实科技强国基础的极端重要性，指引我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注重基础研究，加大科技基础建设，聚焦原始创新能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科技自立自强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新时代10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自立自强迈出坚实步伐，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历史和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建设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强国等。我们必须加大基础科学和前沿领域的投入，筑牢国家科技基础，抢占前沿技术的制高点、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要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基础研究的根扎得越深，创新之树就越枝繁叶茂。新时代10年来，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加强，化学、材料、物理、工程等学科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成功组织了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怀柔一号”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成功发射，“慧眼号”直接测量到迄今宇宙最强磁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毫秒脉冲星，新一代“人造太阳”首次放电，“雪龙2”号首航南极，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62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成功问世。散裂中子源等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通过验收。科技自立自强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历史性、突破性的重大成就。
三、加强基础研究战略部署，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围绕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支撑平台”、“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六项工作，为新时代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基础研究处于科研链条的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其前瞻性、战略性和系统性布局，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首先，要有前瞻眼光。要善于“高处”想好问题，“低处”找准问题，超前布局变革性的新技术，及早谋划、有的放矢。其次，要有战略思维。针对国计民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从产业需求和实际应用出发，凝练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开展基础性研究，加强底层技术攻关，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最后，要有系统观念。基础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之间形成良性系统循环。
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首先，健全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基础研究是公益性事业，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是主体。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因此，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捐赠、设立科学基金等多元化投入。其次，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制。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的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实施差异化管理和国内外同行评议，针对基础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在经费拨发、日常管理、评判考核等方面形成与应用型学科有所区别的支持模式。再次，构筑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是实现基础研究重点跨越的重要条件。支持基础学科、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
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支撑平台。构建分工明确、定位合理、优势互补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首先，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探索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独立责任主体申请和承担国家科技任务的机制，支持其围绕孕育重大原始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和解决国家重大科技问题开展研究，发挥其引领作用。其次，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和前沿科学中心。优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骨干力量，差异化开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基础研究的定位与布局。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吸引国内外一流基础学科和前沿科技人才进行合作交流，打造开放创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学科和前沿科技高地。再次，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础平台。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大方向，瞄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学，超前建设科学数据中心，搭建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础平台。完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最大限度发挥平台作用。通过项目合作、人才交流、学术研讨、共同攻关等多种方式，强化不同类型基础研究创新基地的协同。
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首先，打造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加大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其次，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政策。在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要充分考虑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之间的差异性，完善分类评价制度，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由于基础研究普遍周期较长，解决基础科学问题需要花大力气、找好方法、不断试错，要完善对其长周期支持政策。再次，坚持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源源不断地培育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但竞争中也蕴含合作机会。在加强基础研究内部支持的同时，积极推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首先，实施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战略。聚焦全球性挑战，布局新兴前沿领域，整合全球智力资源，推进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打造优势领域“长板”，补上薄弱领域“短板”。其次，建立深层次基础研究合作机制。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计划，倡导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和引导国内和外籍科学家参与研究和任职。办好一流国际学术期刊和学术交流平台。引导促进民间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吸引国际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为我国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再次，加大基础研究计划对外开放力度。提升科研机构、大学、实验室和创新团队开展国际合作的能力，鼓励我国科学家主动“走出去”，积极参加全球各类基础研究学术团体。积极参与筹备基础研究领域国际性学术交流会议，主动设置前沿议题，逐渐增强我国在基础研究中的话语权。
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是滋养创新精神、强化创新动力的基础性社会生态环境。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的接续奋斗，我国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西迁精神、探月精神等，共同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首先，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强化社会科普责任，促进科普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构建新时代大科普发展格局。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开展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科技成就的活动，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其次，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科学精神。广泛宣传基础研究领域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典型，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传承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心系人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光荣传统和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再次，强化科学教育。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构建校内、校外有机融合的科学教育体系，激发青少年探索欲、好奇心、想象力，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投身科学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科技知识，增强把握科学发展规律的能力，提升科技创新治理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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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贺震（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智库]特邀研究员、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员）
时隔5年，第二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于7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阐释、新发展，是坚定不移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宣言，是我们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准确把握。
深刻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这四个“重大转变”，既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就的系统总结，又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高度凝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这些成就，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保持必胜的决心和信心，继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挑战
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3.2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去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有所回升；我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面积的55%……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仍然严峻，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到来，我们要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挑战，发扬铁军精神，知重负重、知难克难、知责担责，把握新形势、研究新问题、谋划新举措，在建设美丽中国新征程上不断展现新作为。
深刻把握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这是我们党总结新时代10年的实践经验，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本次大会的重大理论性贡献，我们尤其要着重把握好。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这是居于管总和引领地位的，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世界性难题，但并非无解题。我国新时代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且正在继续证明，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质量发展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两者能够做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以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这既是系统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践中的深化运用，也是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工作思路的具体体现。我们既要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治，实现重点突破，又要强化协同，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多赢。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这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是遵循自然规律，积极有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的实践要求。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首先要充分尊重和顺应自然，给自然以休养生息的足够时间和空间。在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进行适当的人工修复，实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结果。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这体现了外因与内因辩证统一、相互联系、互相转化的关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既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也需要激发全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群的内生动力。要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增强不同责任主体的行动自觉。处理好“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既要内与外结合，也要稳与进统一。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做。我们必须坚定目标和方向，牢牢把握工作重点、节奏和力度，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深刻把握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污染防治、绿色低碳发展、碳达峰碳中和、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体系等6个方面，对重点任务作出了部署，既讲清楚了干什么，又讲清楚了怎么干，为未来五年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对表对标，把握好关键点着力点，在谋深谋细谋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宏伟蓝图变成施工图，把重点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
深刻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原则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中的第一个。党的领导是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设美丽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深刻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要求，坚持党对生态文明思想观念的领导、对生态文明战略规划的领导、对生态文明重大工程的领导、对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领导、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领导、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领导、对生态文明组织保障的领导。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强调的是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是说由党包揽一切。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政府承担起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的责任，社会组织和公众承担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监督的责任，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格局。
要深化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大会精神上来，以更加有为的精神状态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力谱写生态环境保护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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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振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网信事业的重要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战略、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必须加快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这些年来，党中央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产业不断壮大，数字经济规模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二。不过，与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迫切需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创新监管机制和完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来加以解决。同时还要看到，全球范围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如潮涌、数字化转型步伐加速，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新领域，数据安全风险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迫切需要探讨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目前，各国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一，对于数据权属与跨境流动、数字货币、数字税、产业安全等问题，在理念和操作上也不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密切观察、主动作为，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我们要发挥自身数字经济规模等优势，加快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并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随着我国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等，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加快完善。今后，还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发力。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数据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要加快出台数据产权保护、流通交易等方面的相关规则制度，推动数据资源有序流通、创新应用。对于数字平台和数字企业，要完善促进其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消除垄断和市场壁垒，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保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提高数字化发展的安全水平。
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数字经济治理是系统工程，需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实现各方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推动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媒体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在数字化发展中实现协同共治，制定监管规则，明确各自责任，创新监管技术，改进监管手段，探索联合监管方式，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同时，还要完善行业标准和自律机制，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和争议解决途径，健全多元治理机制。
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数字安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加快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基础制度，针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应用，完善安全审查、算法审查、监测预警等制度，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推动行业、企业采用前沿技术防范安全隐患，特别是要实现头部企业、核心技术、关键设施、战略资源等安全可控。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从某些方面反映出我们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尚缺乏系统认知。抓住技术变革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重大机遇，亟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数字经济基本理论体系，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围绕数字经济增长、创新、产业组织等研究主题，采用案例分析、大数据分析、数理模型等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构建数字经济理论框架，阐释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指导数字经济治理实践，并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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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统一性”就是“五个突出特性”之一。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呈现出鲜明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统一性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考古证实，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辽河流域、北方草原文化区，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呈现出多元性色彩。但中华文明起源又表现出统一性，即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周边文明产生深刻影响，周边文明又有向中原文明内聚的特点。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用“满天星斗”来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火花”，“满天星斗”不意味着中华文明起源是各自孤立的，他提出的中国考古学六大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破除了中原中心论，又揭示了各区系之间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就是在这六大体系范围内“平衡又不平衡”中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华文明起源中蕴含的“统一性”因素被更多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实际就是对中国浩如烟海的考古资料中“统一性”因素的理论性总结。文明元素的统一性是统一政治共同体产生的重要因素。距今5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后期，中原中心地位更加突出，熔铸了各地区的文化因素，展示出兼容并包与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从这里率先走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将各地区的文明要素最终汇聚成了统一的政治实体。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以国家形态绵延不断传承下来的统一文明形态。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被彻底打破，那时统一的程度还不高，不仅邦国林立、族系林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十分松散，而且王的权力也很有限。虽然如此，统一性的步伐没有停止。三代不断建立巩固标志性的中央都城，加强王权、王畿力量和改变对地方管控方法，至周代，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统一的“天下共主”政治体制。以华夏族为核心，具有共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的多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本特征、思想基础以及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秦汉至明清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巩固发展时期。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是积极有为的治国理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秦的统一、两汉的统一、西晋的统一、隋的统一、唐的统一、北宋的统一、元的统一、明的统一、清的统一，尽管统一的程度、力度和主体民族各有差异，但都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特性的典型表现。中国没有分裂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历史上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衰落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此，中华民族无论怎样分裂、分裂主体来自哪个民族，最后都要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一个鲜明的特点。
统一性有牢固的制度保障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历史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主流方向的核心，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的载体。没有统一性作为根本保障，中华文明就失去连续、创新、包容、和平的基本平台。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不断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走向统一的历史。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历史实践中创造积累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必然趋势，是数千年中华制度文明不断巩固发展的结果。
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统一性的重要标识。先秦是统一性制度建设初创时期。夏朝国家结构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方国部落联盟”，有人认为是“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无论学者如何看待，夏朝不是一个孤立的城邦国家应当是共识，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建设中已经出现统一性要素是没有疑问的。商朝国家结构中的统一性因素在增强，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都反映商朝对方国的控制力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有人认为商朝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国家”。周朝的国家结构性质也有不同意见，但以礼乐制度、分封制度为基础构建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统一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家的发明，先秦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先秦国家统一性不断增强的关键所在。思想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追求“统一性”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主流，要求“定于一”“天下为一”的呼声高涨，一个顺应社会经济发展，代表新的历史潮流的“统一性”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即将降生。
秦汉至明清是统一性制度建设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统一性的制度建设创造了历史条件。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相继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各种措施，将战国以来各自为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规范划一，奠定了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2000多年传统社会统一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大体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的统摄地位不可动摇。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制和军机处，从郡县制到行省制，都是为了保障中央权威的贯彻实施。二是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没有意识形态的统一，就没有政治统一的思想基础。汉代，经过思想家推崇改造，并经汉武帝认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既满足了尊君一统的现实政治需求，又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相契合，成为历代“统一性”的思想基础。三是重视以民本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措施制定。以大一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性”理念，主张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一统”的盛世或治世。因此，历代统治者尽管不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但在整顿吏治、发展生产、调节贫富、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治理政策制定上，还是可以看到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延续不断的制度建设，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本保障。
统一性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出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也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统一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基础。特别是秦汉以后，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以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稳固下来，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共同体意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历史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紧紧融为一体。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古今不同，内涵不同，但我们应当科学借鉴“统一性”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统一性是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共同信念的坚强基石。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体，也是深植于中国人民心中的信念。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更多是灾难。维护统一的根本是制度，统一性的制度建设不仅是历史中国也是当代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制度建设告诉我们，必须继承统一性的制度遗产，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分裂国家的企图，用制度把各族人民牢固凝聚在一起。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寓于多样性中的统一，是多元一体的统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是消除文化差异性的统一，而是在坚守中华文化统一性立场的同时，又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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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褚松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十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充分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从讲政治的高度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体系，逐渐形成“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大环保”工作格局，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抓紧研究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认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清单，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健全考核评价体系，不断增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本领。这一系列重要举措，有力提升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生态环境治理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启动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统筹推进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大力实施防护林和天然林保护修复、退耕还林还草、矿山生态修复、“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等一批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面积持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趋势得到有效扭转。这一系列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有力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强化法治保障，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修订，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构建起科学严密、系统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通过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制定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保障生态安全的法律，修改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法律，立改并举，着力解决过去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存在的违法成本过低、处罚力度不足问题，统筹解决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存在的该硬不硬、该严不严、该重不重问题。经过不懈努力，覆盖各重点区域、各种类资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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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必然举措。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和科技进步态势，如何更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着力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进一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重要性紧迫性凸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合作深化使得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紧密相连。但是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深度调整。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并进行政策调整，加快推动产业链区域化、近岸化和本土化布局。新冠疫情等冲击也使得全球产业链发展由成本和效率驱动，逐步转向更加注重安全。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也使全球产业链面临新的变量。
我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但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重要作用，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一方面，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是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内容。我国产业链体系日益庞大、日趋复杂，在具有巨大发展潜能的同时，潜在风险隐患也明显增多，必须把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当成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去抓。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我国产业链体系完整、门类齐全，增长潜力大，发展后劲足，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根基。促就业、保民生，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都离不开产业链的安全稳定。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新挑战，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新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以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作用。
推动产业链提质增效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对增强产业链韧性、维护产业链稳定的作用日益显著。
一是有效促进产业链循环高效畅通。产业链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各个环节的畅通，数字技术能够减少链条上对经济技术可行性的制约因素，为产业链循环体系畅通提供重要保障。一方面，可以稳定企业的生产运营秩序。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制造环节，能够实现决策优化、精准控制、自动化生产等，通过数据分析、信息挖掘和预测等，为企业制定精准的战略计划。另一方面，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强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关系。通过推动要素资源互联互通、集成共享，有效解决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和渠道不畅等问题。
二是有效强化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链环环相扣，必须确保在关键环节、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才能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在这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具有强化作用。数字技术嵌入研发设计、生产等环节，能推动创新动力变革，减少创新成本，提升创新效率；以“云+网+端”为特征的共享平台有助于整合创新资源要素，协助企业实现产品研发创新与技术突破，促进企业研发能力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工业电子商务平台互联互通，汇聚研发、生产、运维等核心制造能力，能够实现快速自动应对关键环节的缺失，推动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无缝对接，增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把控能力。
三是有效提升产业链韧性。产业链韧性主要是指产业链的抗冲击强度及其完整性。只有提升产业链韧性，才能应对各种不确定、难预料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企业之间知识技术整合、信息交流等更加便捷高效，进而优化产业链的空间布局。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推动企业逐步实现智能化生产运营，产品工艺不断升级，形成独特竞争优势。通过对数字资源整合分析，还可以保障生产安全并迅速应对产业链中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应对冲击的能力。
四是有效增强产业链弹性。产业链弹性主要是指产业链遭受突发事件冲击后的恢复能力。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要素配置，能有效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化解产业链上因时空分离而引致的问题；通过搭建要素共享平台，能有效降低断链风险，有助于实现企业间资源的集成与对接，提升产业链的灵活应变能力；通过形成协同网络，能够增强产业链的可靠性，使得产业链集群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企业基于各类平台分工协作，推动网络效应和协同效应不断增强。
构筑产业链竞争新优势
当前，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面临一系列挑战。产业链存在“卡脖子”的技术短板，产业基础依然薄弱，同时产业链发展不稳定、不平衡，核心竞争力不突出。对此，需把加快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作为抢占全球制造业竞争制高点的主战场，把产业数字化作为产业链发展的新引擎，构筑新的产业链竞争优势。
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和平台。数字基础设施主要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支撑社会生产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是数据要素的重要载体，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进一步推动产业数字化，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坚实支撑，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发挥大幅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以及推动产业链优化集聚与融合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要增加数字技术投入，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最终产品的创新程度不仅取决于产品所在行业，还取决于其中间投入品所在行业。产业链创新力综合反映了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中间投入品所在行业的创新程度，体现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创新过程中。数字技术持续创新，能够促进产业链各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促使生产方式转变、发展动能增强、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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