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亮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3月03日第09版）
内容提要
“三个务必”源于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体悟、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党肩负使命任务的深刻把握，对于新征程上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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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是我们党洞悉历史规律、立足时代方位、把握时代大势作出的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使命担当、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对于新征程上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建设百年大党的经验结晶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着极强使命感、责任感的先进政治组织。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精神源泉。在使命感、责任感的召唤下，在伟大实践、理论创新、精神传承中，我们党先后提出了“两个务必”和“三个务必”。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警醒全党的作用，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解决了党内存在的许多突出问题。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同时，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基于对党内存在突出问题的深刻洞察、对“两个务必”的传承弘扬，我们党提出“三个务必”，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在增强历史自觉中把握历史主动，不断用实绩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蕴含百年大党的使命担当
“三个务必”源于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体悟、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党肩负使命任务的深刻把握。“三个务必”是一个整体，具有系统性，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又各有侧重，具有针对性，体现了我们党对推进大党建设的前瞻性思考和战略性谋划。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一大纲领鲜明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的二大制定了党为之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为《政治周报》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一百多年来，我们党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对初心使命的认识日益全面深刻。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不仅包括物质富足，而且包括精神富有；为民族谋复兴，不仅要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而且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我们要加强对党的初心使命内涵的理解，结合时代变化、实践发展，更好把对初心使命的坚守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自觉。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始终强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锻造出中国共产党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秀品格，成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两个务必”就是着眼全国性胜利即将到来的情势，提醒全党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在党的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名言。在推进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2013年7月在西柏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在二〇一四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共同谱写伟大祖国发展的时代新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为“三个务必”中的一条，既体现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的优良作风，更彰显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完成艰巨使命任务的历史清醒。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中国人民素有斗争精神，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反动派的屠刀、面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矛盾，我们党带领人民顽强斗争、奋勇拼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新时代，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昭示百年大党的“常青之道”
“三个务必”揭示了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成功密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征程新使命新考验独有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必将引领全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等一系列原创性观点，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三个务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创新党的建设理论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它是对“两个务必”的继承和发展，揭示了党长期执政的基本遵循，体现了党长期执政的本质要求。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不断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对党的建设布局进行科学完善，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同时要看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二十大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号召广大党员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三个务必”涵盖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多方面要求，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抓手。踏上新征程，我们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不断增强全党践行“三个务必”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新高度。
谱写新征程绚丽华章的政治保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既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新时代新征程把准前进方向、谋划发展大局、制定科学政策，又要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只有牢记和践行“三个务必”，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才能在风高浪急中锚定目标任务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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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海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之一，就“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战略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历史判断和战略布局。我们要站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扎实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超越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毫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模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优先的现代化提供了示范，也为人类社会处理现代化历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选择。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人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发展。不管人类能力有多强大，也无法独立于自然界而实现发展。中华民族自古倡导“天人合一”，古代先贤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等诸多智慧，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思想启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工业文明的优势是规模化生产使商品迅速丰富，缺陷是对全球资源消耗和污染转移。要解决这些生态危机必须从人类自身出发，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省工业文明，以尊重自然的心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的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彻底改变了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化解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环境与发展二元对立的矛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而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路径。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要求
绿色发展理念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也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协调各方关系、凝聚各方力量，化解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各类矛盾和难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战略定力，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将各项措施落实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各环节。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民心工程和民生工程，集中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啃“硬骨头”、消“老大难”，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努力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奋力书写人民至上的生态环境答卷。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积极探索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实现路径，加快建立健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因地制宜壮大“美丽经济”。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让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有利可图”，特别是将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同时，人与自然共同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统筹考虑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以及环境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强化综合治理、协同治理。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驾护航。“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强化生态环境的全方位保护，建立健全事前预防、过程监督、事后追责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建立差异化的绿色发展评价考核制度，发挥引导、激励、约束的作用。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解决中国式现代化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点任务
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以高标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针对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性矛盾，以生态环境保护倒逼结构调整与优化，实现产业生态化、能源绿色化、交通低碳化。强化生态保护与资源节约意识，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推动绿色旅游、有机农业、绿色建筑等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的发展。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升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使绿色生活成为新风尚。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以高标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十四五”时期，污染防治和生态治理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要求也更高。坚持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象精准和措施精准，以高标准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针对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重要区域跨介质、多行业、全过程的污染治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开展协同创新、综合治理。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技术开展攻关，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生态环境重大领域和关键问题上不断实现新突破。
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既有利于满足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又有利于社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全面增强。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制度，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的生态环境成效评估。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总抓手，科学把握污染防治和气候治理的整体性，以结构调整、布局优化为关键，强化源头防控，优化技术路径，加强科技支撑，注重机制创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多层面、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充分考虑能源安全保障的需要，以更为科学、稳健的方式推进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
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支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采取多种方式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构建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方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自觉性，形成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突出社会治理，加强城市和乡村社区层面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强化基层自治能力，充分调动基层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是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加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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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黄泰岩、黄东辉（中央民族大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把握其中蕴含的理论内涵和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刻认识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区域协调发展不是要求各地区实现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整齐划一，而是应在符合各地区实际的情况下，通过发展谋求各地区之间的协调与动态平衡，在突出地区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平衡。要看到，合理分工是优化发展的前提，优化发展是合理分工的判断标准和目的。新时代新征程，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其中包括以下几部分的内容。
其一，在我国这样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全国各地区要共同走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协调推进，为各地区充分发挥本地比较优势创造稳定持久的基本前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打造国家整体竞争优势。其二，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国家层面，必须遵循整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向，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像我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解决“卡脖子”问题，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一国内部的区域层面，各地区的产业选择和产业体系构建可以依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其三，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向效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推动特色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形成分工效应和集聚效应，从而大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
总之，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在“发展”上，充分发挥各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合理分工构建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就是要求在“协调”上，充分发挥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整体规划形成“一盘棋”下的合理分工，既在全国层面整体推进，又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精准把握着力方向
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具有长期性。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区域协调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指引，贯穿经济活动全过程，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落实好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区域政策体系，以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持续提升政策的实施效果。具体到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各地区要依据创新发展的要求找准自己的创新领域和赛道，构建自己的创新优势。例如，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区域，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研究的比较优势，加大科技攻关力度，解决“卡脖子”问题，努力成为全国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高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则要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成为制度创新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各地区要依据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特色竞争优势。协调发展注重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在于缩小区域、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各地区要找准比较优势，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此外，各地区还要依据绿色发展的要求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求；依据开放发展的要求，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依据共享发展的要求，加强合作联动，提升发展包容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以坚持全国一盘棋为前提。只有在国家区域整体发展战略中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是必须遵循全国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战略，在全国整体发展中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相比较而形成的优势，区域比较优势就是相对于全国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战略需要而言的，如果偏离了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区域比较优势就失去了科学的判断标准，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划分政策单元，对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等制定差异化政策，分类精准施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二是必须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协作体系，在相互协作中发挥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地表现为其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的产生形成了协作的必要性，分工的发展又要求协作要相应深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推进区域分工协作，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三是必须精准识别和不断强化比较优势。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如果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就可以集合成国家的整体竞争优势。例如，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价值创造作用；生态功能强的地区则要得到有效保护，创造更多生态产品。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基础。只有构建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才能为区域分工协作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而且区域分工协作越深化，越需要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一是畅通生产循环。发挥区域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必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并以其为“链长”，整合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实现生产循环的畅通和安全。二是畅通分配循环。发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必须要以合理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为前提，形成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之间的合理比例以及两部门内部的合理比例，保障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和消费资料的市场实现。三是畅通流通循环。发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必须要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前提，形成健全的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资源流动障碍，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和产业集中，形成集聚效应；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商品和服务能够依据市场信号自由流通，实现优胜劣汰；规范市场秩序，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四是畅通消费循环。发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必须以能够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为前提，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优势产业，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牵引新供给，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实现供需适配；另一方面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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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叶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发展乡村美育，是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举措，承担着为乡村青少年儿童培根铸魂的重要使命，关系到乡村青少年儿童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的养成。但在乡村美育中，一些观点往往将美育狭隘地理解为艺术教育，将其局限在学校甚至课堂教学有限的空间内，甚至习惯于用“阳春白雪”的文艺眼光审视乡村生活实践，认为乡村和乡村学校缺乏美育师资、课程资源等。凡此种种，事实上割裂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生活本质的内在联系。加强乡村美育，应着力加强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乡村社会实践。
以乡村社会实践推进乡村美育，要树立乡村社会“美的自信”。乡村社会美的存在是发展乡村美育的前提，是培育乡村青少年儿童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源泉。历史地看，乡村社会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也曾历史性地代表过当时人类的先进水平。但时至今日，这些发源于乡土社会的美的历史形态，已难以跟上社会生产水平和审美需求，但其中蕴含的“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即美的本质，却是永恒的。现实地看，乡村社会的土地依赖、自然风貌、生态景观及其情感伦理，不仅在个体意义上有着涵养心性、体味人生的教育意义，更有超越个人的实现物我、人己、天人和谐共处的美育价值。推进乡村美育，就是要让存在于乡村社会的美的自然形态、历史形态、伦理形态与现代生存、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树立乡村社会美的自信。
以乡村社会实践推进乡村美育，要强化乡村社会“美的表达”。美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美的感受，不仅因为其中蕴含美的本质，也因为其特定的感性形式。平心而论，乡村社会不缺少美，但那些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地方性的成果、技艺，往往因为感性形式的缺乏而显得凋敝，遮蔽了其美的本质的显现。为此，推进乡村美育，既需要目光向内，又需要视野向外，即向内寻求富有地方性的美的各种形态，向外寻求通识性、普遍化的表达形式，在“普遍”与“地方”的双向沟通中，以在地化的方式构建乡村美育空间，加强乡村社会美的表达。
以乡村社会实践推进乡村美育，要培育乡村社会“美的主体”。人是美的创造者，也是按美的规律实践着的历史主体。乡村社会“美的主体”的培育，既是乡村美育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乡村美育发展的主体力量构成。应该承认的是，相对于“美育”更具体的艺术教育，确实有益于青少年儿童通过“艺”的形式，通达“美”的本质，即在“游于艺”中通达“道”。但必须要看到的是，一旦“艺”脱离了乡村生活、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艺”就会成为空洞抽象的知识、技巧，无益于“美的主体”的自我觉醒。培育乡村社会“美的主体”，正是要突出青少年儿童在乡村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其在乡村社会实践中的主动意识、创造能力与情感认同。近年来，劳动教育在育德、育美、育智、育体中的重要价值的显现，恰恰说明了只有当青少年儿童成为自觉能动的社会实践主体，其德、体、智、美诸方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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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谢迪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阐释，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的深化与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性逻辑和外在特征性规定作出了明确界定。这一界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有利于从思想理念上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路径上坚持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充实和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放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认识和推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地位时，就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放在社会主义发展史高度上去表达的：“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1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10年。所以，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的高度去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证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科学分析，将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分成两个阶段：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现代化。现代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进行革命性的解构，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现代工业、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现代化是不彻底的现代化，是在私有制的前提和两极分化的结果上的现代化。这种不彻底的现代化还需要新的现代化替代，替代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完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现代化锻造第二阶段现代化的阶级力量：现代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列宁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高阶段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论述了作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推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反动力量。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之后，其腐朽与寄生性就已经达到了极致，不可能推动现代化了，必须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现代化来替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代化。1917年之前，中国人走的是第一阶段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因为1917年之后的时代是属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第一阶段现代化失败之后，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最终探索并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这一道路的成功，证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动力和成效衰落、社会主义现代化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科学预言。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优势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在1917年之后，进入“双期叠加”的复杂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现代化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现代化已经开始。两条现代化道路、两种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在同一个时间序列上实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大的物质特别是技术基础，固守第一阶段现代化模式，并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作为一个过程的现代化在这些国家继续发展。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第二阶段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准备不够、实践经验有限，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在物质技术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实施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激烈竞争的巨大压力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现过困难与挫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两条现代化道路、两种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竞争的历史结果。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并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的挫折而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高举社会主义现代化旗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这条道路、这套理论与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特别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结果相比，显示出了巨大优越性和明显的比较优势，证明了不通过西方“教师爷”提供的现代化道路和方案，也是可以成功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甚至可以取得更大的现代化成就。《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原则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实践成就和理论意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大地上的开花结果。按照历史逻辑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能够克服其他现代化道路和理论的缺陷。现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理论不能说它是不成功的，但这个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性条件：那就是依靠殖民和掠夺，特别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占领市场、掠夺资源。显然这条现代化模式的前提条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战争已经不能带来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内生型现代化，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对外平等合作开放，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条现代化道路克服了恶性竞争而最终导致战争的现代化模式，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有效性，当代和未来的现代化，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社会主义原则，就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理论结构与实践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外国侵略遗留诸多消极因素（国家统一、领土争端）的不利条件下，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理论与实践，解决了这些历史、现实的复杂问题，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理论解决复杂问题的可行性和可靠性。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复杂的，这就特别需要像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学习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运用社会主义实践方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会相信并运用社会主义，这是世界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在苏东剧变的社会主义低潮时期，邓小平就充满信心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19JZD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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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洪昌、冯天浩（贵州财经大学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数字化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
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同时也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应有之义。迈入新的历史时期，数字化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令乡村治理共同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治理结构扁平化。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在于强调“一核多元”的管理架构，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格局。这有助于有效降低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成本，实现权责适配，提高治理效能。二是治理主体多元化。通过数字信息平台建立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机制，可打造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治理主体在数字化空间中不断延伸与扩展，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有助于促进多主体间的互动通畅，强化各主体间的信任感，促进多元主体关系网络耦合。三是治理资源共享化。将多元数字治理手段置于乡村社会各个场域，可增强工作统筹力、组织覆盖力和管理智治力。这有助于实现横向功能扩展与纵向权力延伸双轮驱动，推进社会公共资源向乡村倾斜，实现成果共享、发展共赢。四是治理价值再生产化。通过凝聚乡村社会的理念共识，构建数字治理的新伦理规则，有助于树立乡村振兴的“德治”意识。在乡村治理范式转型过程中促进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可提升治理共同体的韧性水平，拓展价值范围。五是治理工具数字化。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区别于其他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特征就是引入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具有工具属性和数字化特征，在提供乡村公共服务便利时，可实现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各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延伸空间治理尺度，强化社区情感维系。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数字化治理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式。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与拓展，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指引。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就是要重塑治理理念、激发主体动能，优化治理工具、增强治理能力，锚定目标效能、增进人民福祉。
人人有责：重塑治理理念，激发主体动能
以数字化之“力”，重塑治理理念，推进人人有责。在本质上，共同体是理性与感性叠加的有机结合。在此意义上，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化动态资源与基层治理力量的有机结合。为此，亟须理念重塑和路径优化，并发挥多元主体智慧，整合优势力量，激发主体动能。
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机制。党建引领从根本上确保了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制度设计及制度供给，以党的全面领导激发各治理主体的行动自觉。党建引领强调的是密切联系群众，把广大群众组织好、凝聚好，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议题和事务。在确保多元治理主体充分发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促进多元主体功能耦合和治理效能提升。同时，充分考虑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见表达和诉求回应，进而保障信息共享和利益表达制度的完备化。
另一方面，激发多元主体动能。无论是协商民主还是社会协同，都需要培育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因此，应强化基层群众自治能力，转变数字化服务理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进治理工作。在数字理论与实践、法治规章等方面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群众的数字化素养，激发群众参与动力。尤其在法治意识、责任担当、宽容以待、共情能力和理性协商等方面，应做到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辩证统一。推动社会资本投入乡村建设，鼓励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参与家乡数字化建设，并加大社会组织的服务购买，协同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保障整体数字安全，促进群众收入多元化，持续激发各方主体积极性，扩大社会经济效益。
人人尽责：优化治理工具，增强治理能力
以数字化之“力”，优化治理工具，推进人人尽责。人人尽责，就是将主体职责显性化，要求所有主体各归其位、各担其责。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创新数字化治理工具，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工具的迭代更新，有助于社会事务处理得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符合各方群众的共同利益。
一方面，打造数字乡村治理“软件”队伍。数字赋能打破了基层人才的现实瓶颈，对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应丰富和扩展数字乡村治理主体，融合多方治理能力，打造具有数字化思维的“三农”人才队伍，同时要大力培育农村电商、新媒体建设维护、农村公共服务等领域人才。二是建立数字乡村人才库，通过网络招募志愿者，联合基层优秀骨干、新老党员、农村青年、新乡贤等方式，紧密联合高校、研究院等智库队伍，加强业务合作，加大人才交流，提升地方人才队伍质量。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人才考评机制，不仅要认识客观数字的重要性，更要关注治理效果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增强数字乡村治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构建，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基本保障。一是完善智慧农业设施。夯实数字乡村农业基础，推进新技术与农业装备制造衔接，有助于打破涉农数据失真和信息孤岛现象。健全基本信息网络保障，加快农村电商、邮政等物流服务点平台对接，配齐以县域智慧物流为中心的冷链仓储、包装等农业配套产业建设。二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设施。推广农村电子政务试点，发展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协作，加快实现城乡医保异地结算，以便为数字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保障。三是推广数字乡村应用场景。引导通信运营商、大数据、云计算、现代物流等企业投向乡村市场，助力数字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创新，切实提升移动应用使用效率。
人人享有：锚定目标效能，增进人民福祉
以数字化之“力”，锚定目标效能，推进人人享有。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精准把握目标定位，为广大群众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首先，治理模式是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为实现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应树立以共享为目标的数字化治理模式。一是通过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需数据资源交换体系，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资讯互通、利益互惠。二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使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协调有序、高效运行。三是通过强化治理主体在目标、态度、思维上的转变和统一，以技术治理为驱动力，确保治理主体共担治理责任、共享治理成果。
其次，目标效能是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把握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与乡村居民的实际需要，准确排查数字乡村治理中设计初衷与乡村组织承载力不匹配等问题，然后结合实际及时开展政策调试。把握目标主体需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做到技术重心下沉、服务下沉，确保准确落位，切实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能。
最后，分配公平正义是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保障。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价值归向，在于共同体成员公平参与发展及合理分配成果。让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成果，不能因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正义。同时，应在不同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阶段，推动分配机制的法治化、精准化、信息化；还应重点关注老年人、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需求，切实增进群众福祉。做到治理过程的公平与结果的共享，才能画好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数字乡村治理同心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多民族村落的文化互嵌与治理机制研究”（22XMZ02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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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贺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整体位于世界前列。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发达国家早在1950年前就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随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9.9%，即将迈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一系列基础制度不断完善，科技助力健康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便捷可及性较强。日本是当今全球老龄化最严重国家，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9.9%。其人口密度、人居环境等与我国近似，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一是建立以长期护理保险为基础的整合型养老服务体系。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主要面向第1号被保险者（65岁及以上国民）和第2号被保险者（加入医疗保险的40岁至64岁失能人口）。老年人接受护理服务费用可由长期护理保险支付，个人支付比例约为10%。经过20多年发展，日本持续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引入到老年人护理服务中，推动形成护理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形成居家为主的护理理念和社区综合护理体系。
二是大力建设医疗支援中心，提供社区居家健康养老服务。为了让居民能在长期居住的地区养老，同时还能接受日常照料和护理等服务，日本探索建设了一批辐射社区居家医疗支援中心，提供个性化保健计划、居家上门康复护理和预防等综合性服务。以慈泉会地区居家医疗支援中心为例，其主要负责老年患者出院之后、回到家中的医疗、康复、介护支援等服务，该中心已建立一支专业护理队伍，包括介护福祉士和护工37人，看护师、准看护师和保健师17人，理学疗法士17人，介护支援专门员16人，还有作业疗法士、言语听觉士、医生等。
三是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随着老年人照护需求持续增长、护理人员缺口持续增加、护理财政负担持续加重等，近年来日本进一步明确护理服务应用机器人技术的重点领域，设立高校和企业研发实验室和创新平台，建设长期护理信息系统大数据，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增添技术含量。松下、丰田、富士、赛博格等一批制造企业已向养老领域进军，逐步形成了移乘帮助（穿戴型）、排泄洗浴、情感陪护等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与此同时，推动建设长期护理信息系统，收集老年人各项信息，分析健康与营养状况，制定科学护理计划，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更精准满足老年人需求。
面对日益增长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仍显滞后，尤其是短距离、上门入户的“一刻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制度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尚未全面铺开，养老服务、医疗保险、长期护理等有待衔接；辐射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尚未织牢，民间资本进入具有公益性质的养老服务领域动力不足，养老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家养老服务科技含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等。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主要有以下方面建议。
第一，加快促进长期照护保险与社区居家层面的整合型健康养老服务衔接发展。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长期照护保险是降低维护老年人健康成本、满足老年生活需求的重要措施。我国已有49个城市启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但各地模式迥异，迫切需要加强统筹决策，加强基金运行监管，进一步总结经验，确定相对统一的推广方案。积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与原有各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衔接，完善配套机制。鼓励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当前国家明确提出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应以建立健全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为基础，加强辐射居家养老所需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疾病预防和精神慰藉等整合型服务供给。
第二，以社区为枢纽加快推进“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建设。社区是居家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枢纽，通过培育扶持和引入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社区和居家老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通过无偿提供场所、财政补贴、减税降费等措施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可持续性。整合社区卫生服务、养老服务等机构资源和职能，为居家老人提供连续性医疗和养老服务，支持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发展。鼓励发展护理型养老机构，满足失能半失能老人专业化照护刚性需求，支持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向社区和居家老人延伸。加快建立和完善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培养体系，加大对医养结合人才、养老行业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和养老护理员培养力度，支撑养老服务新业态发展。
第三，加快涉老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养老科技产品和产业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要积极应对旺盛的老年护理、健康和养老需求，加快推进与老年人多元养老需求相匹配的经济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瞄准与老龄化相关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健康等科技前沿，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推进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加快培育一批服务机器人龙头企业和智能制造园区建设，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等形成若干个服务机器人产业集群，形成一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养老科技用品，如家庭服务机器人、老人移动辅助智能产品等，抢占国际养老健康服务市场。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融入健康养老领域，强化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数据库建设，促进现代科技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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