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
干春晖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09-06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支撑公共外交、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智库应注重提高全球性议题设置和研究的能力，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积极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组织建设，创新国际传播技能和方法，主动开展智库外交，做好国际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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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可以说，智库国际化发展是中国智库建成世界一流智库的必由之路。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国际影响力提升速度相对较慢。中国智库在国际上进行议题设置的较少，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和活动不多，在全球宣传发声的渠道还需要畅通，效果还需要改善。这种现状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
中国智库国际化的意义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先导、理论动力和重要推手。在研究国内外问题时，中国智库必须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中思考问题，熟悉国际研究界前沿情况，才能推出更多、更好的世界一流智库产品和人才，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提升我国公共外交能力的重要举措
一流智库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中国智库作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话语权的重要载体。相比于政府外交，智库外交具有特殊的优势，国际对话交流相对容易，方式更加灵活，因此是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大外交的重要环节。
增强中外人文交流成效的重要方式
智库通过人员互访、知识交流的方式，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中国智库应当以更开放的姿态走向国际舞台，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从而增进互信、促进和平，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智库国际化的内涵
朱旭峰等从 4 个方面研究智库国际化，包括研究领域国际化、交流活动国际化、组织结构国际化和影响力国际化。王辉耀认为智库国际化体现在研究领域国际化、全球化，研究视角国际化，人才队伍国际化，影响力国际化，以及传播方式开放性等。赖先进?将智库国际化发展分为研究领域国际化和全球化，研究视角国际化，智库产业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智库分支机构设置的全球化。本文认为智库国际化内涵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研究领域国际化
人类面临着经济发展、人文交流、国际关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智库的研究领域和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本国国内，而拓展到区域和全球性公共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立百年来，其研究视角从以美国为核心转变为全球视野，研究领域也由聚焦美国本土经济、外交、治理、城市等议题，逐步拓展到全球经济、国际秩序、气候环境、社会就业等议题。
研究机构国际化
在智库不断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其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征，逐渐开始全球布局。一些智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调研中心；有的与海外智库、政府机构、高校及企业合作建立分中心、研究中心；还有的通过为当地智库或研究机构提供资助等方式，在全球“开枝散叶”，成为一类新型的跨国组织。智库的全球布局，有利于其及时掌握海外市场动向，为项目研究前期的区域和国际调查提供了渠道；这样既可以解决研究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又可以整合当地资源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从而真正融入全球事务研究。
野村综合研究所是日本智库的代表，在世界不少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及地区设立了国外分支机构，积极搜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交流合作国际化
在信息化时代，交通工具便利化的当下，全球各地智库间和研究人员间的交流互动也愈加频繁、顺畅。除了传统的面对面实地调研互访，网络语音、邮件、视频连线等已成为智库日常工作之一。积极参与和主动搭建全球性或区域性的智库交流平台，举办大、中、小型的会议活动是全球智库合作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
此外，通过组建智库网络、智库联盟、国际智库合作组织来实现聚智、聚力、聚资源已成为一种趋势。智库“联合体”越来越多。“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是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合作机制中“二轨外交”的一个活动平台，是“10+3”国家领导人会议正式认可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机制。
成果传播国际化
国际化智库有大量话语资源和话语能力，注重运用其专业能力、跨国关系和网络资源，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手段，提高其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1.充分发挥传统会议论坛和媒体的作用。在国际性会议论坛、国际性报纸、期刊、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将出版的专著、论文翻译成多国文字进行推广。
2.活跃于各类社交媒体。建设多语种且个性化的网站，开设新媒体账号，以获得更多国际受众。
3.与知名国际媒体建立常态化沟通合作机制。设立媒体关系部门或者专职联络人，精准投放研究成果，达到较好的国际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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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将其出版物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分送各国政府、联合国代表团、非政府组织、决策者、专家及新闻机构，并将研究所的出版物免费送给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促进其成果享誉世界。
智库人才国际化
人才是智库组成的核心要素。一流智库重视吸引、留住、使用和培养各国优秀人才，促进人才的多元化。
1.重视发挥智库领军人物国际知名度的优势。
2.通过向海外派遣研究人员，以中长期驻扎海外的方式，拓宽研究人员全球视野，提高自身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3.以全职/兼职/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等方式引进国际人才。同时，向海外招募实习生和留学生，设置青年人才培养项目，为智库注入国际化多元化的“新鲜血液”。
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于 2014 年创办了国际事务领导学院，为世界各地人才提供学习机会；从而，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的青年学者一同学习交流，培养了一大批国家事务方面的领导人才，同时也拓展了智库的人才储备，搭建起智库未来的人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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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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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国内外日益复杂的形势，以及国外顶尖智库在国际化方面的实践经验，中国智库整体的国际化水平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比如：整体上对智库国际化的认识还不够，国际化程度高、全球影响力大的知名智库不多；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还不够，引领全球性议题设置的能力不强；缺少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对研究人员的国际化能力培养不足，机构在海外的基地还不够多；国际宣传推广上，新媒体运用还不充分，效果还有待提升。有鉴于此，对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提出 6 个方面的建议。
提高全球性议题设置和研究的能力
全球性议题的设置是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策略。这要求智库及时、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既要做好热点问题的及时性研究，又要做好重大问题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诚如美国智库报告、学者文章时常都能被中国决策者批阅，中国智库应有能力针对全球性议题，做出被外国领导人关注的研究成果。
提升智库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
要充分发挥各类型智库在国际交流中的优势，提高国际合作交流的质量。国家高端智库和党政军智库拥有更多接触国外高级别智库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机会，高校智库拥有更多联系国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渠道和资源，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时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智库国际交流合作不仅包括在本国构建各国驻华使领馆、主要国际大企业、外媒驻华记者的日常联系网络，还要推动与境外智库、学者、媒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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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智库还要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网络，组建由中国主导的智库联盟、智库联合体等，整合并利用这些平台网络中的国际化资源，共同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产品，促进跨国、跨领域、跨专业的长期交流和务实项目合作。
积极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组织建设
要解决目前中国智库国际化人才紧缺的问题，就要创新方式方法，“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探索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新模式。
1.打造中国智库领军人物的国际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2.建立智库特聘专家、咨询委员会、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机制，到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国际组织中物色智库人才；
3.招募海外实习生和留学生，乃至吸引外国专家为本机构研究提供智力支持，提升国际人才的比例；
4.派驻本机构人员赴国外开展中长期访学和实地调查研究；
5.做好本地人才国际化能力培训课程，不仅针对研究人员，还要对管理人员进行国际化能力培训；
6.探索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调研网点，与国际智库合作创办研究中心，吸纳当地研究人员，掌握各国第一手的资料信息，共同合作开展研究工作，实现智库组织机构的国际化。
创新国际传播技能和方法
中国智库要在国际互联网平台上构建多维度的传播体系，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显示度，提升国际影响力。在新媒体时代，应充分借助国际化的新平台。例如，通过 Twitter、Facebook、Youtube、Instagram、LinkedIn 等互联网社交平台，探索传播方式的革新。有研究选取中国 40 家影响力较大的智库，对其在以上 5 个国际新媒体平台上的账号进行分析，发现 65% 的智库没有开设过任何账号，在 5 个平台上均有账号的仅占 7%。这导致中国智库在国际新媒体舆论场上的话语权丢失。
主动开展智库外交
中国智库要发挥好自身优势，做好国际问题的深入调研和精准分析，做好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者”；配合重大外事活动及主场外交活动开展相关智库论坛，借助重要高端访问或外事活动扩展智库“国际朋友圈”，做好“支持者”；积极参与各类国际会议论坛，对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发出中国声音，做好“代言人”；组建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增进国家间的联系和合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促进者”。通过多方面探索和实践，努力使智库的国际化发展逐渐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智库外交”，使“智库外交”成为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国际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中国智库要建立和完善国际化发展的相应措施和机制，做好体制机制保障。
1.在智库机构内部组建专门的国际部门，将智库的国际化工作统筹管理。
2.制定国际交流、国际项目合作、国际人才引进培养等相关文件规定，让国际化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
3.智库要在每年的运作经费中拔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国际交流合作，还可以通过基金会渠道募集资金来确保国际化工作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
作者：干春晖，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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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法治路径
李建伟等
来源：光明网 2022-09-08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数据正在成为数字化时代重塑国家安全态势的关键力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之际，2022年9月2日，上海市国家安全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国家安全法治前沿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顺利召开，本届论坛主题聚焦“数字时代与国家安全”，探讨《数据安全法》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数据治理体系，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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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多位实务专家和律师与会。与会专家分别围绕数字时代国家安全基础理论与基本制度、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立法执法司法问题、数字时代企业合规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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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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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与政治、经济、军事、网络等安全领域交织叠加，在重组安全要素、重塑安全结构、改变安全格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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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变革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深刻挑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余南平指出，颠覆性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产业链变革而引发的经济和科技安全性问题。同时，新技术变革还可以在传统安全领域带来非对称性的降维打击和威慑能力，对国家军事安全带来重大的颠覆性影响。因此，要高度审视新技术变革对国家安全带来的系统性和复合型新挑战，要以技术生态和技术标准塑造的视角去审视国家安全问题，要关注在新技术变革中国家整体未来竞争力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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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内涵外延和时空领域，塑造了国家安全的新态势。上海市国家安全法研究中心主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庆寺教授指出，必须充分认识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的变化与特点。数字技术成为国家间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合法手段，关键基础设施成为网络攻防对抗的重要战场；网络空间军备竞赛不断加剧，具有国家背景的供应链攻击和网络攻击行动正与日俱增，智能化、自动化、武器化的网络攻击手段层出不穷；依靠智能算法驱动的政治机器人通过散播虚假信息，对目标国广泛实施计算宣传和深度造假，安全威胁更加隐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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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总体性和全方位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董春岭指出，我们需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充分利用数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数据主权、数据出口、数据隐私等安全问题；需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通过推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更好地塑造新时代的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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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年科技竞争的立法趋势和司法案充满对华冷战思维，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有效防范。国际关系学院知识产权与科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郝敏教授指出，在不断泛化的“国家安全”大旗下，美国在打击遏制科研领域所谓“中国影响力”和“知识产权威胁”方面日益加码。美国将正常的中美科研合作和交流视为重大和需要高度关注的威胁，并以立法形式将科技研发“武器化”和“国家安全化”，严重地影响到中美正常科研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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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数字时代网络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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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亟待构建安全稳定、繁荣有序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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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最前沿。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指出，网络安全议题的涌现提出了数字时代国家安全能力的建设问题。这种能力不仅包括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客观能力”，还包括影响乃至引导信息分布与流动，继而塑造特定受众国家安全认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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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数据传输的载体，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息息相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鲁传颖研究员认为，网络安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互联网技术层面的问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内容安全、网络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对此不仅要有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也需要有战略、法律和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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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系统与网络系统深度融合，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来源。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奇松认为，理论上，网络空间存在的风险同样也会在太空系统中出现。美国采取各种措施提升太空系统的网络安全，如太空信息与风险共享、研发太空系统的网络攻防技术等等。对此，必须强化太空系统的网络安全措施，例如整体太空系统产业供应链的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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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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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不断进步与科技的创新发展紧密相连，数据安全法治化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必然结果，数字与网络改变了信息形成、存储和传输的方式，但并没有改变国家管辖权的大小和行使范围。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袁发强指出，要充分运用地域管辖主权维护数字时代国家安全。首先必须更新国家管辖权基础的过时观念，在基础理论方面要把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主权区分开；把涉外管辖权与法的域外适用区分开。其次，要结合数字信息安全的特点，科学、全面地制定我国立法管辖的地域因素，为执法提供行使管辖权的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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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国家安全法律规范是维护数字化时代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李建伟研究员指出，一是立法确认数字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二是立法禁止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三是立法规范私人数字代币的发售与使用；四是把握和运用好数字货币的主权性与超主权性；五是建立健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监管机制；六是对数字货币国家安全法治进行专门系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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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中，电子证据制度需要发展和完善。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副院长王勇教授指出，首先，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其次，提高业务流程合规性，主要是明确电子证据地位，解决电子证据非法排除与瑕疵证据补正问题，解决跨境在线取证问题以及解决技术侦查电子证据举证质证问题。再次，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培养。最后，提升电子证据取证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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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需要不断加强法律保障。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佘杰新和助理研究员陆沈曈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法律各层级法律之间有待衔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范围认定、运营者责权等内容需要明确和细化，安全保障机制制度尚需健全。因此需要在考察和借鉴国外立法基础上，统筹安全与开放，细化内容规定，构建层级明确、互相衔接的安全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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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给国家利益注入新内涵，在国家安全执法司法中要准确识别和衡量国家利益。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科研智库专报编辑部主任党东升副教授指出，我国法律对新型国家利益的保护还需进一步完善。一是相关法律需要进一步清晰化、可操作；二是要提升国家安全执法能力，加强对新型国家利益的行政保护；三是司法机构要变革理念，积极探索非传统安全领域新型国家利益的司法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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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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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实践来看，随着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不断完善企业数据合规管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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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跨国流动存在泄露和被窃取的安全隐患。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倪建平教授指出，要进一步完善跨国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管理制度建设。首先，要从立法和行业监管方面不断完善国内数据跨境流动，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其次，要通过跨境执法合作机制来参与和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建立，不断增强我国数据治理话语权和影响力；再次，执法部门对我跨国企业的数据合规难题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导引、支持和培训，不断激活跨国企业审慎制定针对法律冲突的合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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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风控管控体系是企业数据合规管理的首要任务。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海晓博士指出，首先要进一步强化安全合规的理念，需结合自身业务进行数据识别、梳理和盘点工作，对于可能涉及重要数据、国家核心数据、处理用户数量到达百万级别以上的产品和业务线进行重点关注，及时开展合规自查和整改。其次，应建立可执行的合规程序，执行数据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设立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义务、合法开展数据出境活动义务等。最后，需重视与合作伙伴或第三方的尽职调查，防范因上游数据提供方和下游数据使用方的不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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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博士管晓薇指出，中国境内存续的企业都应当构建符合企业发展的国家安全保障导向的合规风控体系。企业应自行构建国家安全台账审计制度、列出数据安全审计统筹方案、实施数据应用过程鉴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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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赵嘉炜律师指出，数据安全法律相较于其他法律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数据安全法》中关于涉及数据安全审查相应细则需要尽快落地，以帮助众多有需求的企业可以有法可依，避免合规风险。对于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数据安全审查，尤其需要专业机构的参与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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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郑凯方律师认为，企业数据合规宜从四个层面入手。第一是加强顶层管理设计，设立专项数据合规委员会和数据安全官，构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加强企业顶层数据商业模式的管理与改造；第二是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制度规范，同时配套监管举报制度、审计与追责机制；第三是根据企业情况强化技术支撑；第四是构建“人人合规、事事合规”的合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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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阜信息科技公司总经理胡彬指出，数据安全治理应当以数据资产的安全使用为愿景，通过专业的数据安全治理团队、明确的数据安全治理策略和流程，从安全管理规范、安全技术支撑、安全持续运营三个领域协同，打造立体防御体系，全方位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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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刘明指出，企业必须在不同的跨境流通规则体系内建立数据存储和利用的区域性闭环。在数据出境合规体系建设上，阿里巴巴坚持最小够用、非必要不出境原则，尽量减少数据出境的风险；同时将数据跨境合规要求融入业务流程，定期开展合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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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多，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不断增加，必须提高数据安全意识和数据治理能力，深入把握数字化时代国家安全的特点和规律，完善数据安全法治建设和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建设，构建全方位的数据安全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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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时代，如何让代际沟通更顺畅
刘汶蓉等
?来源：光明日报 2022-09-08
社会转型期，家庭关系、代际关系，每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新媒体的“聚光灯”下，代际差异和冲突也被无限放大。代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关注代际关系有利于推动各群体的互相理解，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对家庭、社会、文化等方面有着怎样不同的认知和看法？当下代际关系有哪些突出特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数字化，给代际沟通提供了哪些可能？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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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后留在大城市还是回老家？什么时候结婚？科学育儿还是经验育儿？你喜欢的网络圈子，父母了解吗？长辈转发的养生信息，你会打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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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散见于每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处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背后牵涉到一个家庭乃至两个群体的情感维系，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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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两代人或者多代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年龄段的人，由于社会境遇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其关系具有合作与冲突、团结与疏离共存的复杂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等，代际冲突在现实生活、网络世界多个层面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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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与网络交织，代际关系呈现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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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层面的选择，两代人之间出现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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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工作、生活……涉及个人成长、发展的问题，家庭成员习惯一起商量来“拿主意”。但很多时候，交流沟通却不是那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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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就业，到底听谁的。“我爸是中学老师，从小学开始，寒暑假我都在补习，很少能出去玩。考上大学后，父母又催着我赶紧准备考研，我不想只天天埋头学习了。从那之后，跟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僵。”26岁的小高坦言，父母一味追求成绩、高强度管理，曾导致他心理压力很大，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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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的经历并非个例。不少年轻人表示，父母喜欢左右自己的人生。小邱毕业于一所知名院校，从小在学习上没让父母操过心。找工作时，她没有听从父母的劝导，而是进入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做新媒体策划。“我喜欢新奇有趣的工作，让我每天坐在办公室按部就班，很别扭。”但每次休假回家，父母总是讲某某亲戚的孩子又考上公务员或进入事业单位，试图让她“回心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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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这么多年，没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或是进入一家大公司，总觉得不踏实，也担心她以后受苦。跟亲戚朋友讲起来，还有点没面子。”近年来，新业态兴起，很多90后做起了网络主播、短视频up主、文案策划等，这些选择却很难被年长一代接受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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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生育观的不同，困扰着两代人。“只要跟我妈打电话，她总催着我找对象，让我在30岁之前结婚，不要像邻居家的姐姐那样‘剩下’。”27岁的侯女士硕士毕业后，来到外省工作，目前单身，为了催她结婚，母亲去年到侯女士居住的地方住了大半年：“她嫌我对自己的事不操心，我俩吵了几次架，她生气回去了，我也没回老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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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晚婚、不婚的年轻人，变得多了起来，这让年长一代难以理解。采访中，“三十岁”是一个被频繁提到的年龄。很多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在此之前结婚，早点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已经退休的李女士说：“我不指望孩子取得多大的成就，只希望他能早点结婚。但只要一提这事，他就敷衍两句挂了电话。”不少人采取语言督促、安排相亲等方式，试图将传统的婚恋态度传达给子女，但效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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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婚恋观迥异，生育选择也成了代际之间容易引发争吵的话题。“工作压力大，自己都顾不上，实在没有余力养孩子。”“我们那时候生俩孩子，还不照样养大？也没有你们现在这样费劲。”由婚恋、生育引发的冲突，让家庭的温情被冲淡，代际间产生了新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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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如何抚育，引发意见不合。“医生告诉我，小孩爱出汗，要适时增减衣物。但老人总担心孩子着凉，给包得里三层外三层，为此我们没少争吵。”34岁的周女士，经常因为幼儿照料的细节问题与父母产生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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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饱为止，还是适量喂养”“是规律作息，还是困了自然会睡”“是宠着孩子，还是早点树立规矩”……当前年轻一代多是双职工家庭，祖辈参与育儿的比例较高，养育观念不同，成为代际冲突的一大内容。年长一代往往延续个人育儿传统，更多带有经验色彩；年轻一代善于从网络获取知识，学习现代养育理念。经验育儿，还是科学育儿，由此导致的观念相悖、沟通不畅，引发两代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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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际冲突由现实扩散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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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各年龄群体都有了互联网表达途径和方式，日常生活中的代际冲突逐渐向线上扩散。“新媒体的发展让代际冲突有了更便捷的呈现平台，一些原本隐藏的问题都被公开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琚晓燕说。由于网络的匿名化特点以及较强的情绪感染力，一些普通的话题讨论也被渲染成两个群体的代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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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网络行为偏好不同。“我爸妈很容易大惊小怪。有时在朋友圈发点个人感慨，他们立刻打电话过来，问我是不是最近出什么事了。为了避免误解，只能把他们屏蔽掉。”年轻一代喜欢在社交媒体分享个人生活动态，因担心长辈不认可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少人选择“屏蔽”或“拉黑”长辈。而年长一代更偏好转发健康养生、“心灵鸡汤”类文章，这类信息却被年轻一代视为冗余、负担，唯恐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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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间关注的话题不同，既增加了误解产生的可能，也让沟通的频率降低。几位长辈反映：“给孩子发信息，他一般就回复一句‘好’‘知道了’，自己的事很少跟我们说。”“女儿一般一周打一次电话，问问我们身体怎么样，其他的事，她讲得比较敷衍，我们也不好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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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沟通出现阻隔。“我在家族微信群中对长辈转发的养生类谣言进行辟谣，他们非但不相信我，反而把我移出了群聊，然后继续转发那些谣言。让人哭笑不得。”有青年网友说，长辈对自己的劝说很排斥，“总感觉亲人会害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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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学会使用智能手机没多久的宋女士说：“有时候碰到点不会的东西，想问问孩子，他有点不耐烦，说我们什么都不懂，网上的东西不要乱点、瞎转发。”很多年长一代更愿意求助于同龄朋友，或者相信陌生网友的信息共享，几代人之间针对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产生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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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将不满转移到网络中。“被父母谩骂后如何调整心态”“父母总是打压我，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豆瓣“原生家庭抗争会”小组有12000多名成员，他们纷纷倾诉或反思与父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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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节假日，社交媒体上便会出现大量关于“如何怼亲戚”“怎样与‘刁钻’的长辈‘斗智斗勇’”的讨论，引发不少青年网友共鸣，这类话题经常被大量转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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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00后”等年轻群体，长期浸润在互联网中，相对于长辈更有技术和信息优势。同时，社交媒体的用户主要是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的网络群体印象更多呈现负面化。老年人成为数字空间的“弱势群体”，缺少发声的意识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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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际冲突背后的多维成因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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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代际关系的理解不同。“我们不了解孩子的工作，很担心他过得不好，每次想打听打听，没说几句孩子就烦了。”“每次回家都热乎不了三天，我爸妈就开始评判我，从学习、到工作，没有一件是他们满意的。”期待了解和期待理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折射着两代人对代际关系的不同看法。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认为，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拥有的生命周期、时代经历、立场观点的差别，使得代际关系必然存在冲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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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成长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崇尚独立自主的生活，在对长辈“孝”的同时，更希望能有平等的代际关系，如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相互尊重、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流与沟通，而非一味的“顺”。但很多年长一代，往往把孩子视为自身价值的延续，站在自己的角度设计孩子的学习、工作或生活。在孩子成年后，依旧不愿放弃教育和引导的责任，试图继续约束或控制子女。一方是“振翅欲飞”，另一方仍是“紧抓不放”，沟通不畅乃至发生冲突都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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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界限不清，相互卷入过多。“买房是父母出的首付，有时候花销大，手头周转不开，父母也会给我钱。”很多子女在工作、成家后依旧需要父母给予经济、生活照料等多方面的支持，“啃老”“代际依赖”等现象大量存在。另外，年长一代参与年轻一代的幼儿抚育，老人牺牲自己的退休生活来帮忙照顾子女及下一代，“三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情况比比皆是。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界限不清、牵扯过多，使得两代人相处时不容易把握分寸和尺度，很容易产生过度保护、过度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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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上的不独立，使得子女与父母的情感关系也变得复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分化，用来衡量子女和父母在情感上分离的程度。自我分化比较良好的个体，他们与上一代能够在自主与亲密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既维持正常家庭关系，也能实现自在相处。反之，代际关系就会在控制与逃离之间反复摇摆。”琚晓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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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使得不同世代的社会观念产生分化。随着社会转型加快，对于婚姻、事业等“人生大事”，不同世代呈现大相径庭的理解。以婚姻为例，在年长一代看来，婚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其中包含着生活保障、后代繁衍、道德传递等多重符号意义。子女如果晚婚或不婚，整个家庭都会面临社会舆论压力。在年轻一代看来，婚姻的个体意义要高于社会意义，他们注重个人的情感体验，认为“这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对于婚姻选择更加谨慎。在观念不同、意义分化的情况下，代际交流沟通易变成“自说自话”，或是针锋相对。针对这些话题的讨论，背后还隐含着两个世代对社会话语权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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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获取偏差，导致代际文化碰撞。年轻一代从广阔的互联网上获得文化资源，成为主要的文化消费主体，构建起一系列文化语境、话语符号。而年长一代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变迁，大多只能被动适应。文化碰撞中，代际的对话空间、共知的意义内容被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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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字原住民，年轻一代发展出各类网络亚文化，如“二次元”文化、“粉丝”文化、“恶搞”文化等，一般都带有娱乐性，以及一定的批判性。年长一代在文化选择方面相对传统与保守，很难适应或接受网络亚文化。如一些青年将“丧”文化等作为情绪宣泄的一种表达手段，却被长辈斥责，认为其消极、非主流。“我只是换个恶搞或者有点‘丧’的头像，爸妈就会嫌我心态不阳光，解释了也没用，后来就懒得说了。”在此背景下，年轻人选择在亚文化圈层中寻求共鸣和慰藉，有意地廓清文化边界，使得代际间的文化圈层愈加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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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算法推荐和“流量”逻辑，催化并放大了代际冲突。在新媒体环境下，算法推荐机制对用户进行个性化传播，由于两代人之间在教育水平、兴趣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接收到的信息不尽相同。差异化的信息环境使代际共享信息越来越少，增加了两个群体进行互动的难度，各自的“信息茧房”越发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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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平台和账号故意制造冲突话题、给代际关系贴标签等，以“吸睛”来实现“吸金”。他们将一些有关于老年人或者年轻人的新闻，通过故意歪曲叙事、夸大修辞等“话术”，制造代际虚假冲突，以此收割“流量”，使代际冲突成为一种可以被消费的商品。例如一些自媒体账号选择性地忽视有关老年人的正面新闻，故意突出极小部分老年人违背社会公德的事件，并在传播时使用刺激性的字眼，通过“标题党”及假新闻，制造受众对“熊老人”的刻板印象，导致年轻一代产生对年长一代的“抽象愤怒”，进而造成非理性的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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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化为畅通代际关系提供平台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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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为代际沟通和对话提供了新的平台，展现了代际互动的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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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立友好型代际关系。《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施行，为增进家庭和谐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应进一步将政策落细落实。刘汶蓉呼吁，要进一步开展对于代际关系、家庭关系的研究，从社会发展学的角度，推动建立友好型代际关系。加强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知识的普及，让个体更好地理解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能够积极地看待和处理代际关系。培育更多的公益性服务组织，对有需要的人群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关系沟通调解等。琚晓燕建议，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都应提升沟通技巧和代际关系处理能力。在情感上，学会共情、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在行为上，提高独立自主能力，保持适当界限，如此，既能收获温暖安全的亲密关系，又能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上互相尊重，减少代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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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凝聚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转化、开发利用提供了新路径，同时也为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开拓了新空间。近年来，一大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在多平台播出，引起年轻一代追捧和热议。要进一步创新传统文化融合式传播，让更多青年沉浸式体验，将优良传统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为代际开展对话和沟通提供“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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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体齐发力，弥合“数字鸿沟”，扩大对话空间。随着社交媒体用户群体不断扩大，幽默的“表情包”、俏皮的流行语，也开始在年长一代中流行，不少人对此很感兴趣，积极地学习并使用。但也有很多老年人仍有畏难和恐慌心理，应帮助他们改变思维定式和认知偏见，适应数字化生活。应兼顾社会各群体的需求，提高数字产品和服务设计的包容度，注重适老化改造。在技能方面，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帮助年长一代提高数字产品使用熟练度、使用频率等。在素养方面，提高他们对于网络谣言、虚假信息、网络诈骗的鉴别力，促进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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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化反哺”，搭建交流沟通平台。重视“文化反哺”对于消弭代际冲突的重要作用。在线上、线下搭建有利于代际互动和沟通的平台。线上方面，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发论坛、社群小组、应用程序等，搭建代际沟通的数字平台，让两代人“有的聊”“聊得来”。线下方面，青年和老年群团组织、社区等，可定期举办活动，开设情感沟通的小微课堂，同时，鼓励年轻一代在文化、技术等方面“反哺”年长一代，发动“银龄”志愿者在就业、婚恋等方面为青年提供咨询与服务，让两代人以互帮互助的方式激发认同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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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络监督，对“收割”代际冲突流量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某些网络“键盘侠”故意将个体矛盾上升为代际冲突，以及一些平台和自媒体账号为吸引眼球过度渲染代际冲突，此类行为具有隐蔽性，却对代际关系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不能任其蔓延，破坏健康的网络生态。应加大监管和惩治力度，为数字空间的代际对话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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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拟现实技术如何服务智慧城市建设
邓智团
来源：成都日报 2022-09-01
城市治理是对城市发展、规划、建设全部内容和流程进行计划、协调和控制。城市不存在没有治理的发展、规划和建设；离开城市发展、规划和建设，城市治理不复存在。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治理效果和水平，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对当下的成都而言，要深刻认识元宇宙可能导致的城市分化，突破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困境，增强城市规划的理性和系统性，主动作为，规避风险，抓住机遇，通过科学规划助推城市智慧治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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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的实质是全面、深度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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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这个来自科幻小说的概念，蕴含着对未来经济社会的无尽想象。虽然概念内涵还未统一，但一个基本共识是，元宇宙本身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依托技术系统集成构建的与现实世界共融共生的虚拟世界，涉及到的技术至少包括量子计算、移动互联网、VR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生物技术等，衍生出的产业更是复杂庞大，正在成为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底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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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看，元宇宙并非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全面、深度的数字化。所谓全面是包括事件、物体、环境和人的全面数字化，所谓深度则是与当前互联网数字技术相对应的更深层次的数字化，如孪生城市以及“人的孪生”形成的数字化生存等。因此，要构建形成真正的元宇宙绝非易事。即使最初级的元宇宙也包括十分丰富的要素，一般认为构建一个真正的元宇宙至少需要8个关键要素：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元化、随地、经济系统、文明。其中沉浸感、低延迟是最为关键的技术门槛，近年芯片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游戏技术、AI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的迅速发展，为元宇宙应用场景开发提供了巨大技术支撑。从这个层面来说，元宇宙并非某种单一技术，而是技术集成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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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元宇宙的本质是全面、深度数字化，但要实现真正的元宇宙，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近期来看，元宇宙技术更多可能是与游戏、社交、旅游、教育、医疗和政务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从当前众多世界顶级企业加速布局元宇宙可窥一斑，以虚拟在线的方式推进相关领域的数字化赋能，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也在快速迎来突破；基于元宇宙的政务服务已在不少城市开始推进，如韩国首尔就把政务服务的元宇宙建设作为突破口；旅游和文化领域的元宇宙建设，则更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线上博物馆、数字图书馆和在线展示、视频会议等。从长远来看，随着元宇宙技术不断突破，特别是随着穿戴设备和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可能实现人的数字化生存，最终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实现共融共生，工作、生活、游戏、娱乐、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等会发生彻底变革，届时个体将拥有数字身份及数字资产的数字孪生个体而与现实世界并存，真正地迎来元宇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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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理性规划注重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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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城市安全。规划要促进发展，也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方面，要谨防资本泡沫。从技术发展阶段看，元宇宙要经历技术导入期到转折点再到展开期的漫长阶段，若用力过猛，导入期势必造成过度投资、重复投资的风险。正如在近20年里出现的世界性的互联网泡沫或光伏泡沫等引发的投资风险一样，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尽可能沉着冷静，把握自身发展阶段，遵循技术发展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地规划和投资建设。另一方面，要注重数字安全。城市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建设安全城市成为城市共同诉求。在信息化时代，数字化城市安全运行的关键是网络安全，数字化的关键则自然是数字安全。元宇宙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的系统集成，在数字文明推动下，元宇宙安全包括数字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和网络安全，以及虚拟世界安全引发的现实世界安全等。因此，地方政府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确保“数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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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伦理风险。从工业革命开始，前5次技术浪潮让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实现了从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转变。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韦伯对此曾有深入讨论。他在《经济与社会》中将标识现代性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注行动要追求最大的效用，价值理性则关注行动的伦理和美学价值等。韦伯认为，现代化社会中人们过于关注工具理性忽略价值理性，而带来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风险，引发现代性危机，技术的发展需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判断。在地域性的社会中，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合作、仇恨、冲突等各种各样的邻里关系的基础，然而，网络技术则推动形成“脱域化”社会，让一切关系都超出了地理空间的限制，而数字技术塑造的社会，无疑减少面对面交流机会，将加剧孤独感和社会隔离，对于网络交流的过度依赖会导致与现实世界的严重脱离。因此，互联网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不一致，元宇宙技术亦如此。元宇宙给我们工作生活带来便利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从工具理性来看，元宇宙是积极的。但元宇宙营造出的与现实世界体验高度一致的虚拟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所谓的“后人类社会”，却很可能会给“人”本身的存在带来挑战。元宇宙技术可能会把人与人之间因现代分工而不断拉开的距离进一步拉开，让人们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个体，直到人性被物化而与真实个体完全分离，导致参与者的道德“钝化”，最终导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倒挂，引发人类社会伦理危机。因此，对元宇宙技术的规划与开发应用，更迫切需要我们强化道德、伦理和法律的规范，让元宇宙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避免伦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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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系统规划升级公服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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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推进元宇宙城市的规划建设，升级公共服务。元宇宙技术作为一系列技术的系统集成，应用广泛，特别是公共服务可以成为城市运用元宇宙技术的突破口。我们知道智慧城市概念相对较早，成为数字时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升级的总概念，而近年兴起的孪生数字城市已成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抓手，国家也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上海、浙江、天津、广州和深圳也在开展示范性试点项目，加快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加快规划建设升级版的数字孪生城市——元宇宙城市，以城市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实施，以元宇宙技术深化“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协同”等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创新。与数字孪生城市的根本差异是，元宇宙城市叠加了“人的孪生”，数字化生存的人可以在元宇宙中体验和实现工作、生活和娱乐等现实世界任务。通过在复刻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城市或完全虚拟城市中叠加人的孪生功能，打通并融合包括CIM、公共服务系统、城市物联网、车联网等大数据系统，有可能彻底改变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特别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现实场景或虚拟场景建设，将城市治理解构为基于元宇宙的场景治理，大幅提升城市治理或社会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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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元宇宙产业生态圈规划，提升产业能级。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元宇宙底层核心技术创新，以及感知交互的新型终端研制，探索建立元宇宙技术标准、规范和伦理原则等，打造元宇宙产业生态圈，进而推动城市功能升级。在元宇宙被誉为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技术王者”的情况下，要积极布局元宇宙产业，加快元宇宙应用服务。一方面，要遵循产业和技术变革的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元宇宙产业，如依托显示屏产业基础发力VR/AR显示器，依托汽车产业和制造业基础发力智能汽车、物联网和车联网等元宇宙相关产业。另一方面，依托不断集成壮大的元宇宙技术，推进元宇宙技术的场景应用，发力基于元宇宙技术的游戏、社交、办公、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政务服务等，加快元宇宙技术的内容创造和终端场景应用开发，成为元宇宙服务应用的先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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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韧性城市 应对极端天气
陶希东
来源：大众日报 2022-09-06
受全球人口增加、城市发展、工业增长等因素影响，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使得暴雨、飓风、洪水、高温、干旱、严寒等极端天气灾害，成为一种常态化风险。特别是今年夏天，国外各地和我国部分城市出现的极端高温，给民众生命健康、经济正常发展造成严重危机，也让城市安全运行面临一次大考。降低运行风险，保障城市安全，有哪些新思路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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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内外实践，理性认识气候变化趋势及其对城市安全威胁的内在机理，分析国内外城市气候治理的共性问题短板，进而提出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灾难的韧性城市策略，对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中国特色城市安全韧性道路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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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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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温持续升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趋势。过去二十年，“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熟悉的词汇，但到底是变冷了还是变热了呢？对此，国际权威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洋温度都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全球变暖是当今毋庸置疑的气候变化大趋势。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报告指出，至少在过去的2000年中，全球地表温度自1970年以来的上升速度比任何其他50年期间都要快。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约1℃，除非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否则21世纪将带来超过1.5℃和2℃的全球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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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的结果则是引发气候系统变化，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和强度随之增加。如果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除了引发海平面上升、冻土融化、海岸变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等外，将会直接引发极端高温、城市热浪、特大暴雨、超强飓风、长期干旱等极端天气。但因人类活动强度的差异，这种影响将会在不同地区之间，呈现干、湿、风、雪、冰不同组合的变化，有些地方甚至会面临极端高温干旱、极端热带气旋、重大流行病等复合型极端威胁。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不同国家、地区或城市，出现因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超过40℃的超高温热浪等现象，预示着人类已经到了必须改变行动、遏制气候变坏、加快建设韧性城市/韧性国土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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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尤其是特大超大城市更容易面临极端高温的威胁，这主要归因于城市特有的热岛效应，即随着城市“矿化”程度的提高，植被绿化越来越少，透水地面越来越少，钢筋混凝土吸收更多的太阳热量，导致城市的温度通常要比周围农村地区高出2-4摄氏度。对人口密集的特大超大城市而言，极端天气不仅导致更多民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损失，还会引发包括金融、商业、农业、交通、能源等多领域的次生灾害和连锁危机。如美国纽约2012年遭受的最强飓风桑迪，造成至少43人死亡，摧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和约25万辆汽车，纽约市的经济损失约为190亿美元。作为危害最大的极端高温和城市热浪，除了造成人类因热射病死亡、大量动植物濒危外，还会引发农业危机、城市设施故障、水资源危机、电力供给短缺、劳动效率下降、火灾蔓延、污染增加等生产力损失危机，进一步恶化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今年我国重庆、成都等地因超高温天气引发的山火、缺电现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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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对的短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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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多发易发的极端天气灾害表明，在应对极端天气方面，人类尚未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城市规划建设与韧性治理体系仍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总结国内外城市的实践来看，主要反映出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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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城市当局和市民群体对极端天气的危机意识欠缺。虽然极端天气确确实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威胁和挑战，但因气候变化的缓慢性以及极端天气发生的偶然性、空间差异性，许多城市或地区的人们，对极端天气尤其是极端高温的认识还不够广泛深入、准备不足，甚至在一些从没经历过极端天气事件的地方或城市，人们可能不认为高温是个问题。认真汲取教训，改变思维、决策和行动方式，防患于未然，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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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对极端天气冲击的抵御力有限。强大韧性的基础设施是城市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危机能力的首要硬防线。但事实表明，特大超大城市往往面临着能源运输、桥梁隧道、地下管网、防洪排污等基础设施存在年代久远、标准偏低、超负荷运转等问题，当出现极端暴雨、高温、飓风时，就造成“城市看海”、火灾集中爆发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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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高效、公平、敏捷的韧性治理体系存在欠缺。大多城市缺乏专门应对极端天气的总体性韧性发展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依旧存在，危机应对的整体性治理能力不足。对极端天气的数字化监控监测、精准预防、快速反应能力不够，基于社区的城市内涝地图、城市高温地图不够清晰，防范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针对弱势群体、老旧小区、城中村、边缘社区等特殊弱势人群及集中空间的关注度不够，极端天气给上述空间及人群的更大损伤，充分暴露了城市治理面临着健康、机会、发展等社会不公平的挑战，这一问题在西方城市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少数种族型社区及民众往往承受着极端天气带来的更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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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城市生态绿色建设、存量更新、用地结构调整、节能环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有限，城市的亲自然、亲社会程度欠佳，放大了极端天气的易损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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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建设“韧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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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普遍比较认可的定义，韧性城市是指面对各种重大风险和公共危机，具有有效预测、预警、应对并从中恢复的综合能力的城市。暴雨、高温、严寒等极端天气是全球性风险，但因地因城因时差异，不同极端天气事件导致国内外城市的损害程度不尽一致，韧性建设路径也存在差异，我国城市的韧性建设相对滞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韧性城市”命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又进行了相关顶层设计。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地也将韧性城市建设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或纳入城市总体规划。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2022年长江流域个别城市极端高温引发的电力困境等现象，更加凸显了加快建设韧性城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应对极端天气，建设韧性城市，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统筹采取以下建设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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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结合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要因时因地因城因人制宜，建立健全有战略性、针对性、指导性的韧性城市规划体系。既要编制总体性韧性战略规划，又要制定针对不同类型极端天气的专项韧性规划和城市特殊空间的韧性详细规划等，制作清晰的社区高温灾害地图、城市内涝脆弱地图等。在规划内容上，南方沿海发达城市应该更加侧重极端暴雨、极端高温、超强台风，北方内陆城市可更侧重极端高温、极端寒冷、极端暴雨、极端暴雪等灾害的防范。以规划为引领，扎实落实，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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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面实施城市硬件设施的升级改造，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灾害的硬抵抗力。对防洪设施、排涝排污、老旧小区建筑、能源网管、桥梁隧道、高空设施等，由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出力，有序推行适应性更新改造，尤其要扩大防热、防寒防冻等现代建筑材料的应用，共同构筑坚实的“铜墙铁壁”，提高对极端天气的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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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实施更加公平包容的城市防灾救灾政策，提高极端脆弱人群及生存空间的防灾抗灾能力。针对户外作业者、低收入群体、残疾人、失业者、城中村、老旧小区、边缘社区等特殊群体和城市空间，要实施倾斜性的资源配置模式，配置防极端天气灾害的必要性设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增强弱势个体或家庭、弱势空间的韧性能力，降低极端天气带来的易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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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因城制宜、因灾制宜，做好最充分的应急储备和保障。如围绕极端高温、极端严寒，要注重做好农业生活物资储备、生活生产水源供给、灵活高效的电力储备、快速高效的消防救援等保障，确保人民群众、经济生产平稳度过极端危机时刻。围绕超强台风、超强暴雨等急性冲击，要做好民众安置空间、应急交通、应急网络通信等保障，妥善处置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民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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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按照天地合一的自然理念，更新优化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路、方法和策略，努力打造亲自然城市、生物城市。城市规划要充分遵循地理地形条件，符合科学规律，适度留白，增加绿地面积，增加透水路面，加大屋顶绿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城市水道畅通、保持气候通道畅通，积极打造公园城市、亲自然城市、生物城市，以强大的自然力，防范消解极端天气灾害的发生及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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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李海生
来源：经济日报 2022年09月01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提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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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系统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权威理论读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对于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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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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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核心理念、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全球倡议，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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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使命担当，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诠释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历史上，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还要看到，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环境都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站在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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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擘画宏伟蓝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揭示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既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还要与世界各国并肩同行，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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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谋划实践路径，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体现了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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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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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一系列创新理论指引生态文明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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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必须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出发，从单要素、碎片化治理转向协同、综合治理。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要针对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环境问题，贯彻系统治理理念，强化大尺度、跨介质、多行业、全过程的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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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发展打通“源头—过程—末端”治理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绿色发展是以全生命周期为视角，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改造来实现源头削减、过程控制，减少末端治污压力，打通“源头—过程—末端”治理全过程。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消费各环节，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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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丽经济助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壮大美丽经济，重点聚焦转化路径、转化机制等问题，实现生态优势到经济优势的高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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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助推碳达峰碳中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将缓解我国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在新发展阶段，亟需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推动绿色低碳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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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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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与伟大的实践相互激荡，科学的理论与非凡的事业彼此辉映。要坚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拓展和深化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不断提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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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党对生态环境科技工作的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科研生态，形成党建工作对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为我国生态环境科技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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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科技破解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科研的优先领域，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研的落脚点，切实产出更多有用、管用、好用的成果，推进生态环境科技帮扶行动，送科技、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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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科技创新作为促进“两山”转化的关键支撑，持续探索和丰富“两山”转化实践模式，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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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系统观念和协同创新，坚持全国一盘棋，汇集各方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近年来，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重大问题，集中多领域、多学科优势科研力量，协同开展跨介质、跨区域系统治理。未来，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要继续加强协同创新实践，不断完善体制机制，高效配置科技资源，释放创新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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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及早布局、协同攻关，打造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立足当下，要加快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补齐短板；面向未来，要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中争取更大主动权、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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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把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充沛动能和生动实践，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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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
魏安雄
来源：学习时报 2022年08月24日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前不久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的重要论述，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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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就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华文明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哪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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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就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深化研究阐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加强挖掘阐发，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强大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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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就要加强文化遗产、文物的保护利用。“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文化遗产和文物承载灿烂文明，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增强敬畏之心，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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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就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等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是与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分不开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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