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藏何时进入到早期金属器时代？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最为重要。文章认为，近年来在拉萨发现的刻有牦牛图像的青铜镜，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通过对曲贡遗址考古出土的带柄镜的比较，可以发现曲贡石室墓所出青铜带柄镜具有同样纹饰，由此确认这类刻划牦牛图案的青铜镜的确切年代和铸造工艺。再由此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相比较，对于西藏高原早期金属器产生及其相关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起点，现在看来可以从曲贡遗址早期地层中发现的这枚青铜箭镞的年代为起始点，即距今4000年前后。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也相继进入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青铜和铁器这两个时代可能的分界线约可划定在距今2000年前后。但同时使用铜铁两种金属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制作曲贡镜和牦牛镜这类被学者们称之为“藏式有柄镜”系统的带柄铜镜，其母型应是来源于北方欧亚草原和南亚印度河流域，但却在镜身形制、镜背的錾花工艺、装饰纹样、镜柄与基座的接头方式、合金成分等方面，体现出西藏高原本土的特点，并且与青藏高原东麓川西北、滇西北等“西南夷系统”的青铜工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很可能通过“石棺葬文化”形成的“文化传播带”发生相互之间的影响。
关键词：西藏考古;早期金属时代;文明标志;石棺葬文化
作者简介：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委员。
一、西藏“牦牛镜”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
2017年，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西藏牦牛博物馆”征集到一件青铜带柄镜，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由于这面铜镜系由社会征集而来（以下简称此镜为“牦牛镜”），因此缺乏任何考古出土背景资料，对其真伪、年代等问题都曾经存在疑问。根据有关资料信息披露，此镜镜面为铜制，镜径14.6厘米，边缘厚0.5厘米，镜面下有特制的基座，可以安插镜柄，基座和镜面系一体化铸成。引人注目的是，这件铜镜是由铜、铁合制而成，镜柄为铁制，已经腐蚀，但尚附有铁柄锈蚀后余下的残迹。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此镜的镜面与铁柄系分体铸造，然后再将铁柄嵌入到基座之中合铸成型。（图一）
令人感兴趣的是，此镜镜背的装饰图案十分复杂丰富，体现出西藏高原带柄镜铜的诸多特点。首先，从总体上观察，镜背的纹饰带是以中心的圆纽向外呈同心圆式展开，最内环有两重“S”形的连续涡云纹，其外为一周连续菱形纹，最外环为连续的勾连涡云纹。这些纹饰的形成，明显有铸镜工匠们在艺术上精心的设计与规划：整个纹饰带的分布均衡、流畅而富有动感，由中心层面有序地向外层层展开，具体技法上则采用了刻划、密点凿刻等多种方法，形成密如针眼一般的麻点纹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镜背纹饰接近基座的位置，用阴线镂刻或凿刻的方式（有学者称之为“錾花工艺”） 刻划出了一尊“剪影式”的牦牛纹样，在牦牛纹的下方，还可辨识出至少两个象征山峰的三角形。正是由于这尊牦牛图像的发现，此镜被学术界称为“牦牛镜”。
这面“牦牛镜”的发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先后有薛江、李永宪等人均发表过意见。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面铜镜究竟是古代的文物，还是后人仿造的古物？镜背上凿刻出的这尊牦牛图像，是当时的设计图案，还是后人补刻上去的图案？在没有考古出土背景资料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很难回答。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围绕此镜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类似这样的带柄青铜镜，在西藏高原并非孤例。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不得不将目光重新回到20世纪80年代在西藏拉萨西郊曲贡遗址墓地考古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带柄镜上，试图寻找到破解“牦牛镜”之谜的科学路径，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二、曲贡遗址墓地中出土的“牦牛镜”
1990年，考古专家对拉萨市西郊发现的曲贡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并在随后发表了考古简报和正式的考古报告。曲贡遗址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晚期的考古遗存主要是一批土坑石室墓，在其中一座编号为M203号墓的曲贡石室墓中，出土了一面带柄青铜镜（以下简称为“曲贡镜”）。据考古简报和报告所示，这座墓葬系用砾石石块整齐有序地堆砌成石室，墓口上堆有砾石块，平面呈不完整的圆形，墓底仅存有少部分的头骨和肢骨，死者为一名约22—24岁的男性，葬式为二次葬。墓内一共出土有两件随葬器物，一件为陶罐，一件即这件带柄青铜镜。这面带柄青铜镜出土在这座土坑石室墓墓内北端，出土时距墓底深44厘米。
对于这件带柄镜的有关情况，在《拉萨曲贡》报告中有过较为详细的描述：
镜面呈圆板形，经处理后镜面光洁，略呈拱弧形。镜背中央微隆起，边缘有一周突起的尖棱，尖棱的截面为三角形。镜柄为铁质空心圆柱形，表面锈蚀严重。柄端有一扁环，与柄体连接，成倒“T”字形。柄体中部有一道宽约1.2厘米的铁箍。柄与镜面有约10度的夹角。镜背纹饰分为两部分：位于中央的是勾连涡云纹与鸟纹；靠近镜边缘的是勾连涡云纹组成的纹带。纹饰由琢錾工艺加工出的点状凹痕组成。中央以点阵组成一个圆，圆内衬出四组勾连涡云纹，圆外上方用点阵组成鸟的形象。二鸟相向。鸟为小头，短腿，扇尾。外圈勾连涡云纹环带共饰八组勾连涡云纹，因锈蚀局部漫漶不清。
将曲贡出土的这件带柄镜和新发现的拉萨“牦牛镜”进行比较，两者具有十分显著的相似性特征：首先，从镜形上看，都是带柄镜。曲贡遗址的发掘者认为“M203所出铁柄铜镜明显不属于古代中原传统的圆板、具钮形制的镜系……曲贡的铁柄镜很可能来自中亚，尽管它身上的特征并不完全与之等同。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来自南亚”。其次，从制作材质和工艺上看，它们都是铁柄铜镜，是将铁、铜两种金属器合为一体制作出的铜镜。再次，从镜背的装饰性纹样来看，两者之间也多具有共性。例如，纹饰的布局特点相同，都是从中央向外围采用多重环带组成纹饰带；纹样特点以勾连涡云纹为特征；纹饰的加工方法也相同，由麻点状的点阵凹痕（曲贡发掘者称这种工艺为“琢錾工艺”）形成“剪影式”或称之为“阴影式”的纹样。但是，“曲贡镜”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者在报告中却没有提到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曲贡镜”上是否也有和拉萨新发现的“牦牛镜”上同样的牦牛图案呢？
带着这个问题，西藏的考古工作者再次对现收藏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内的“曲贡镜”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经过多次认真的清理除垢之后，在“曲贡镜”接近镜柄基座处，大致上与拉萨“牦牛镜”相同的位置上，观察到也用麻点凹纹琢錾出了一尊牦牛的图像。牦牛头生两角，躯体硕大，背上有隆起的峰状，四足踏地，似在奔走之中，头向和拉萨“牦牛镜”上的牦牛图像也完全一致。这是过去没有观察到的重要考古现象（图二），对于拉萨“牦牛镜”的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曲贡镜”的再观察所得出的这个新线索，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曲贡镜”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有科学的考古背景，由此我们知道此镜下葬的年代，就是它的年代下限。曲贡石室墓的年代，考古发掘简报定得较为宽泛，认为其“上限相对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在吐蕃时期，约公元六、七世纪”。在《拉萨曲贡》考古报告中，通过对曲贡石室墓与周边地区同时代的“石棺葬”“石棺墓”等墓葬之间的相互比较，报告的撰写者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年代范围：“曲贡土坑石室墓与川西、滇西以及新疆的少量石棺墓的年代，都处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初年的春秋至两汉的年代范围内”。与西藏山南、拉萨、日喀则等地发现的“石棺葬”进行比较之后，发掘者认为与这些墓葬的形制相比，带有明显的原始性，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因素，曲贡石室墓要相对早于这批墓葬，“因此，将曲贡石室墓相对年代的下限定在公元初年前后是合适的”，“我们以为，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笔者认为，曲贡的发掘者们提出的这个年代范围，大体上是较为可信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早在距今约2000年前后“曲贡镜”下葬之前，其制作和使用这面铜镜的工匠和墓主人，就已经在这面镜子上凿刻出了这尊牦牛图像，可以完全排除后期补刻的可能性。
如果“曲贡镜”上的牦牛图像和铜镜的制作与使用年代相当，这就证明这是当时的西藏先民们刻意创造出的具有高原文化因素的艺术图像。从牦牛图像的成像原理上看，它和镜背纹饰带上其他的图案一样，都是采用了所谓“琢錾”的技法，形成麻点凹纹点阵的“剪影式”造型。这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整个图案的布置显然是事先设计规划的结果，牦牛图像和其他纹饰带之间是和谐而整合的一个整体，可以基本上排除后期补刻的可能性。换言之，“曲贡镜”上的这尊牦牛图像，就是镜背纹饰的组成部分，是原创性的考古遗存。
基于对“曲贡镜”上牦牛图像的肯定性结论，我们可以进而比较新发现的拉萨“牦牛镜”。如前所述，由于两者在镜型、材质、图案纹饰题材，以及制作工艺手法等各个方面的高度相似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拉萨“牦牛镜”虽然现在已经丧失了它的考古出土背景，但其也和“曲贡镜”一样，不仅年代接近，而且由于同样都“琢錾”凿刻出了牦牛图像，应属于同类产品。
据多年来的调查情况表明，类似于“曲贡镜”和拉萨“牦牛镜”这样的带柄铜镜，过去在拉萨和藏南、藏东南一带也有过传世品发现，多被收藏于佛教寺院。如前人著述中已经多次被提到的德国容格夫妇收藏镜、法国私人藏镜等，很可能都属于此类铜镜。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在西藏山南乃东区温区河谷进行调查时，也曾在一座寺院中发现了一面带柄铜镜，调查者观察后认为“其样式与上述铜镜整体风格一致”。综合分析上例材料，笔者从总体上推测，这类铜镜应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信仰传统，也具有较高的制作工艺水平，且主要流行和发现于西藏中部地区，故可以将其归纳为西藏带柄铜镜中的“东系”，以区别于西藏西部地区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其他类型的带柄铜镜。
三、“曲贡镜”与拉萨“牦牛镜”的文化因素分析
由拉萨“牦牛镜”的发现引发的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曲贡镜”的再观察，最大的一个收获是确定了这两面铜镜上牦牛图像的真实性。而牦牛图像的出现，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是极为深刻的。众所周知，牦牛号称“高原之舟”，是青藏高原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拉萨曲贡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曲贡先民已有大量驯化家畜，这些家畜品种以牦牛、绵羊和狗的数量较多，其骨骸在遗址各处堆积中都有发现。发掘者认为“曲贡人驯养的家牦牛牛角较细，个体也较小，这是现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家牦牛证据。现在分布在亚洲中部的牦牛，都源于西藏地区，现在可以更明确地说是源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河谷地区”。汤惠生先生甚至认为：“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当人们在高原地区定居之后，牦牛的驯化才变得至关重要。生物学告诉我们牦牛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地区便生育不蕃了。由于有其他牛种的竞争，低海拔地区的人们一般不选择饲养牦牛，而牦牛正是3000米以上海拔地区最佳的饲养动物，人们若想长期定居高海拔地区，牦牛便是唯一的驯养动物。”由此可见牦牛与高原史前人类，早在数千年前便已经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正是因为生活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的原始先民们长期对牦牛的驯养和观察，对其生活习性和高原适应性特点的高度认知，才赋予了牦牛特殊的文化标志，使其成为与“对鸟”同等重要的符号加以重视，并将其慎重地以艺术形式在铜镜图案中加以表现。相对而言，“对鸟”纹的流行地域和时代都较为广泛，对此还可以另文加以探讨。但牦牛图像在铜镜纹饰上的出现，则给了后世一个清晰、明确的信息：这只可能是在青藏高原——进而言之只可能是在西藏高原的腹心地带——所铸造出的铜镜上，才会被其创作者们打上属于自身文化系统和传统风格的烙印。因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曲贡镜”和拉萨“牦牛镜”虽然在镜型的总体式样上体现出受到非中原文化系统的带柄镜的影响，但在具体的纹饰、图案上，却选择了高原先民们最为亲切、熟悉的母题，体现出其本土化的鲜明色彩，是西藏高原自身文化的产物。
这里还要附带讨论一个问题：“曲贡镜”和拉萨“牦牛镜”可能的时代功能。在曲贡遗址墓地中，共发现了6处石台遗迹和2处祭祀遗迹，发掘者推测其均可能与墓祭活动有关。结合所发掘的第M203号土坑石室墓来看，死者属于青年男性，年约22—24岁，所以可以基本上排除这面铜镜是作为女性死者身前使用的装饰性（如化妆用镜）器物。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将其作为具有巫术性质的“法器”随葬入墓，这种习俗在东亚地区具有“萨满”原始文化特点的墓葬中极为多见，铜镜的主人多为具有“法力”的巫师，用铜镜作为其施行巫术的“法器”。曲贡遗址墓地的发掘者已经关注到，“曲贡人有人祭和牲祭仪轨，死后施行土坑石室单人屈肢葬、二次葬和二次合葬”。由此可见曲贡遗址墓地的丧葬仪轨已经比较复杂化，这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复杂化。这位随葬带柄铜镜的青年男性，是整个被发掘的墓葬中唯一随葬有金属器的死者，他的身份可能非同一般，而这面刻划有对鸟、牦牛图像的铜镜，主要的功能不大可能是生活用具，而极有可能是原始宗教仪轨中使用的法器。
如上所述，由于“曲贡镜”牦牛图像的确认，使得我们对没有考古出土背景的拉萨“牦牛镜”，以及以往在拉萨河谷和藏南、藏东南等地流传于世的其他几面带柄铜镜的制作年代和时代功能，也相应地有了一个可供参照的粗略背景，有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思考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若干问题。我们推测，早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这里开始流行制作和使用青铜镜。这些铜镜主要的时代功能可能与具有原始宗教“萨满”特点的巫术法器有关。为了制作这些铜镜，当地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熟悉西藏高原远古文化传统的工匠集团，他们不仅能够采用铜、铁等金属制作铁柄铜镜，而且还在铜镜的镜背精心设计和凿刻出麻点状的纹饰带，其中“S”状的连续涡云纹是其主要的装饰性主题，而牦牛图像则是专门设计出的具有高原文化符号的标志。
接下来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铜镜的材料、工艺是否源起于西藏本土？是否与西藏高原周边地区有过某种联系？这些问题整体牵涉对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基本认识，需要结合近年来西藏考古的新发现再作思考和论证。
四、对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再认识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最初由童恩正先生提出。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他认为“西藏的石器时代究竟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铁器又是在什么时候传入的，这些问题，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还难以答复……所以我们还不能在考古学上划出独立的铜器时代来，暂时只能概括地称为‘早期金属时代’。根据最概括的推测，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尤其是西藏高原各地不断出土的新资料，对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认识也在不断改观。
首先我们必须提到，拉萨曲贡遗址早期地层发现的灰坑H12当中，曾经出土过一枚青铜镞。这枚青铜镞的时代，发掘者认为“约当中原夏商之际”，对于它的来源及其工艺特征，发掘者给予了高度评价：“从铜镞形态看，……遗址出土的玉镞，形态与铜镞也很接近，表明铜镞当为本地铸造，不是远方的舶来品。铜镞合金配比合理，是比较标准的锡青铜，而且成型方法是铸造，不是冷锻。这说明当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而且由此可以进一步推知，高原金属冶铸的历史，一定早于这枚铜镞……我们有理由说，生活在高原的藏族先民，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就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器时代的步伐。”
虽然这枚青铜镞在曲贡早期地层中尚属孤例，据此便认为早在4000年前西藏高原先民已经跨入青铜器时代，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加以佐证。从本文所论“曲贡镜”与“牦牛镜”的发现情况来看，这些铜镜的制作年代最早也不会超过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和曲贡遗址中出土的这枚青铜镞的年代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两者之间是否是连续发展的同一青铜文化也存在着疑问。所以，西藏青铜时代的出现能否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则还需要更多的考古线索综合考虑。
新的考古发现表明，进入到距今约3000年前后，西藏高原各地发现的早期金属器不断增多。在西藏中部腹心地带，李映福和哈比布对西藏堆龙德庆嘎冲遗址发现的冶炼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西藏高原至迟在距今3000年左右，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西藏西部格布赛鲁墓地中，曾发现过一批早期的铜器和铁器，共95件，其中铜器87件，包括铜扣饰53件、铜铃20件、铜戒指1件、铜镞4件、铜刀1件、铜柄1件、铜针7件；铁器共8件，因锈蚀严重，可辨识出铁镞和铁块等。墓地的考古学年代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年代为距今3600—3000年，晚期墓葬年代为距今2400—2000年，铜器主要出土在早期墓葬，铁器主要出土在晚期墓葬。从这处墓地的发掘资料来看，在距今3600—3000年前后，西藏西部已经出现了铜器，在距今2400—2100年，已经出现了铁镞等铁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铜和铁制作的箭镞都属于消耗性器物，如果没有当地的制作生产条件支持的话，仅仅依赖外来的输入品，是很难在当时社会中投入到实际使用的。换言之，在距今3600—2100年前，西藏西部地区已经有了铜和铁的生产，这也是西藏西部墓葬中提供给我们的最早的考古学证据。西藏西部皮央·东嘎遗址发现的卡基墓地中，考古发现了铁器和炼渣，李玉牛等通过对出土铁器的金相和化学成分分析，认为这一地区在公元3世纪左右可能已经存在着块炼铁冶炼技术，这种技术应属于“西北系统”，其来源可能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吕红亮则注意到，在青藏高原东麓边缘海拔3800米的川西北宴尔龙石棺葬中，发现过距今3500年左右的青铜器，其中有与朱开沟类型相似的草原风格的青铜器。这种将青藏高原东、西两端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的思路，笔者认为值得赞许。川西北宴尔龙石棺葬发现的青铜兵器年代“上限可到殷商早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发掘者认为这是“川西高原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棺葬”。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西藏带柄镜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现的青铜带柄镜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石棺葬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中，发现的带柄镜数量是最多的，包括川西北、滇西北高原在内，是这类带柄镜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而“石棺葬文化”系统从总体上看，是具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特点的文化遗存，在远距离跨文化传播上起到过重要的媒介作用。在我们研究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所谓“石室墓”中出土的“曲贡镜”以及同类“牦牛镜”时，将这些因素纳入由“石棺葬文化”所构建的“文化传播带”这一时空背景之中加以比较分析，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逻辑路径。
整合上述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早在“曲贡镜”和“牦牛镜”发现之前，西藏高原的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便已经考古出土了年代较为明确的铜器和铁器，甚至还发现了能够反映其冶炼技术的铁器残块与炼渣，这都表明前人将西藏青铜时代出现的年代上溯到距今4000年左右，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但是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曲贡镜”和“牦牛镜”出现的年代，下限在距今2000年前后，明显要晚于距今4000年这个年代值，因此在青藏高原先民所经历过的漫长的“早期金属时代”中，对其文化因素和谱系还需要作更为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仝涛曾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曲贡镜”等3枚早期发现于西藏中部和西南部的铜镜，其镜背的装饰和中国西南地区“滇文化”等地的青铜器装饰风格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他认为西藏的这类带柄镜“镜背装饰具有统一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从而明确地将这类铜镜定义为“藏式有柄镜”。而李永宪则注意到，这类“藏式有柄镜”在形制上以“T”形接头连接镜柄与镜身的做法，在川、滇西部等西南山地出土的同类器物，以及高原东部石棺葬文化的出土器物有着相似性。此外在滇西等西南夷地区盛行以锡为主要合金成分的“高锡青铜”技术，也与“藏式有柄镜”合金成分相似，而有别于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系统的青铜器。因此，他指出西藏早期青铜器与“西南夷青铜技术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值得关注，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类或几类器物的传播，“而应是包括了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笔者基本赞同上述学者的意见。同时还要补充一点：“曲贡镜”和“牦牛镜”同时采用铜、铁两种金属合铸而成的作法，在“西南夷系统”的青铜兵器中也常常以“铜柄铁剑”“铜銎铁斧”等形制出现，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共性特征。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第一，“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起点，现在看来可以从曲贡遗址早期地层中发现的这枚青铜箭镞的年代为起始点，即距今4000年前后。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也相继进入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青铜和铁器这两个时代可能的分界线约可划定在距今2000年前后。但同时使用铜铁两种金属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个时期。
第二，“曲贡镜”和“牦牛镜”的发现表明，在距今约2000年前后，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拉萨河谷、山南谷地以及东南部地区，随着具有强烈的“萨满教”色彩的原始宗教的盛行，主要用作宗教法器的带柄铜镜开始制作和流行，其产地应当主要是在西藏高原，因此打上了“牦牛”这样具有明确地域和文化色彩的标志性形象。
第三，制作“曲贡镜”和“牦牛镜”这类被学者们称之为“藏式有柄镜”系统的带柄铜镜，其母型应是来源于北方欧亚草原和南亚印度河流域，但却在镜身形制、镜背的錾花工艺、装饰纹样、镜柄与基座的接头方式、合金成分等方面，体现出西藏高原本土的特点，并且与青藏高原东部川西北、滇西北等“西南夷系统”的青铜工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很可能通过“石棺葬文化”形成的“文化传播带”发生相互之间的影响。
总之，通过本文所论的“牦牛镜”和“曲贡镜”这类“蕞尔小物”，折射出一个宏大而深远的历史背景：西藏高原的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充分吸纳来自祖国内地的文化养分，同时也与周边地区的古老文明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交流，在经过自身的凝炼和创造之后，形成自身的风格和特色，早在距今4000前后，便进入到和中原文明具有同步性的“早期金属时代”，开启了不断融入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的先河，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极为深远的。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微信公众号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5期
为便于微信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