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是黄河源头汇水区和主要干流区，其境内干流长度达 1694 公里，占黄河总长的31%，干支流流域范围涉及 2 市 6 州 35 个县（市、区），国土面积达 27.78 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出境水量达 264.3 亿立方米，占全流域径流量的49.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战略中，黄河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有着特殊重要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黄河源头地区特殊的生态和气候条件决定了统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方面目标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必须整合国家和黄河流域等多方力量，跳出源头地区的区域局限，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统筹配置资源，做到共治共建共享，科学规划，高质量发展，确保一江清水永远向东流。
一、立足国家战略，科学规划源头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在黄河源头这样特殊的区位和生态条件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学严谨的谋划不可或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等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所以黄河源头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所有工作都应以实现国家战略为依归，同时在融入国家战略中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源头地区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和最大的潜力都在生态，只有保护好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才能对整个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对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有所贡献。
从生态保护而言，国家已经成立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启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制定出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黄河保护法》，正在制定《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等，黄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并且在现有的顶层设计和法制保障下，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取得预期的成效。
但从社会发展而言，包括黄河源头在内的三江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和全国同步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破解长期以来制约发展的特殊瓶颈和问题，既不能为了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同时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使区域内社会发展长期迟滞，必须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步实现。同时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在生态优先的既定战略下，在国家公园和核心保护区范围内，传统畜牧业已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必须找到与生态保护目标协调一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思想认识。
二、给予黄河源头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以特殊政策保障
黄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是“国之大者”，从国家战略出发，源头地区责无旁贷理应担当源头责任，守护好山宗水源。但黄河源头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是一项十分繁重而且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需要大量的社会成本与持续的资金投入，而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一直以来主要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发展，经济能力难以全面承担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任。
要全面实现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国家战略，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包括生态保护和治理修复的投入机制、上下游利益协调的统筹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以及保障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等。
首先，黄河源头地区最大的责任是生态保护，最大限度地提高流域水源涵养能力。目前黄河源头局部地区仍然存在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等严重问题，区域性生态安全格局尚未稳固形成，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局部区域生态退化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因此，加大对重大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的投入，加强退化草地和沙化土地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和林地保护的投入保障十分重要。
其次，在社会建设方面，以着眼于同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实现生态环境平衡稳定的同时，加大对社会建设的保障力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按照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目标要求，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城镇化与生态移民。
三、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黄河是我国唯一的一条实行全流域计划配水的大河，出台配水方案的直接动因是黄河断流的发生，从黄河断流和黄河分水方案不难看出黄河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在增强。对各省区界定配水量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河断流和水资源稀缺的问题，但是这个方案对促进沿黄各省形成用水节水的激励机制和平衡上下游利益调控的作用不大，因此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而言作用非常有限。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整体目标是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源头区域与中下游之间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源头区域的核心目标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中下游地区的重点更多的是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推动形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度体系和经济产业布局结构。如果随着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水需求无限增加，那么配水方案再科学也是无法做到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因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根本的是保证黄河要有源头活水。
目前，黄河水源中近 50% 来自源头地区，因此，核心的是保护好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保证源头地区源源不断供给足量的水资源，这是上下游共同的目标，也是共同的责任。
从目前看，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源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一定的约束和抑制，作出了一定的牺牲，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滞后。对源头区域而言，人口、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必须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配置，不仅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约束，而且在源头区域还要付出生态保护的巨大成本，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上下游利益关系持续存在，不能有效支撑黄河流域生态的可持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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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生态移民
三江源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是历史过程中社会再生产的自然结果，一些高海拔区域中人与社会的存在既不利于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发展，长远看，对环境脆弱区域的人口进行空间布局调整是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
同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建设等，使得大量的游牧草场被禁牧、限牧，部分游牧人口需要被转移。但是移民安置和移民社会发展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慎重进行。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而言，黄河源头生态移民主要还是采取根留草原、非牧发展的模式更符合实际。
一是从传统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解脱出来，参与生态保护的国家战略以实现参与式发展。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已吸纳当地 1.7 万名游牧民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这种非牧化的生态移民模式是最适合三江源游牧民的模式设计，无疑是成功地参与式发展项目。
二是考虑到三江源地区广大游牧民非农化适应能力较弱的实际，选择和开发一些游牧民能够参与式发展的项目，如生态体验与旅游、国家公园管理员等。
三是城镇化与非牧化安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给予源头区域特殊的支持，选择交通便利，气候条件较好的地方，规划建设具有便捷的公共服务的乡村社区，将分散在草原深处的大量人口转移出来，进行集中安置。
五、传承、保护、弘扬黄河源头地区生态文化
黄河之水源出青藏高原，一江清水向东流，一方面是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是生活于斯的各族人民在与环境适应中形成的一整套生态伦理和文化，河源文化中的这一内涵应该是黄河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特质，也是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文化支撑。以往对河源文化的界定囿于青海东部的河湟文化，实际上河湟文化所指主要是分布在青海东部“三河”地区的多民族、多元文化，而从河源文化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而言，这样的界定显然存在不足，不能完全涵盖和体现河源文化的全貌。
在空间上从东部的河湟地区到三江源河源地区，尚有千余公里的干流和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而正是这一广袤的区域涵养了黄河近一半的来水量。
从人与社会的角度考察，这一广袤的区域基本是高寒游牧区，与河湟文化不同，这一地区广大游牧民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与自然环境谨慎适应，形成一套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为核心价值的生态伦理。千百年来大河东流，滋润华夏，与河源地区各族人民适应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生态文化息息相关。
因此，需要进一步挖掘河源文化的内涵、特质以及源头文化在整个黄河文化体系中的定位等，加强对具有良好生态文明理念的黄河源头地区文化生态的保护，在更高层次上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推动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六、以特许经营权实现广大游牧民参与式发展
黄河源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是广大游牧民，他们适应当地的环境，了解当地情况，对家乡的山水自然有感情，他们身上承载着一套适应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因此对参与生态环保工作有热情和意愿。从长远看，吸引他们参与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项目并使他们得到发展是实现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
此外，自然生态与文化资源相结合的文旅融合是适合三江源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青海黄河流域的旅游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在整个黄河流域独树一帜，昆仑、黄河是中华文化中的标志物，“河出昆仑”“导河积石”，一方面讲的是青海作为河源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讲的是青海黄河源头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青海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黄河和长江源头是龙脉之祖，可以在三江源地区举办类似内地祭祀皇帝、祭祀炎帝等中华人文始祖大典的形式举办祭昆仑大典、祭黄河大典等，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流域共同体认同。可将黄河源头、长江源头和昆仑山列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国家公民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和“地球第三极生态体验基地”，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满足人们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的愿望。可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户外运动产业、特色文化产业等，发挥好国家公园的科普、教育、生态体验功能。
所以，授予广大游牧民一定的特许经营权，让世世代代以草地畜牧业为生计的游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事业而实现转型发展，是黄河源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于更高层面上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保护中华水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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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顶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