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文化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曾经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现存丝绸之路上的藏文化遗产，属于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的产物。就汉藏文化关系而言，河湟、河西地区是二者交流最为密切的地方之一。在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佛教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藏文化及其相关的文化遗产，凝聚着多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是多民族共创和共享的结果。
关键词：丝绸之路 藏文文献?藏传佛教艺术
当我们谈到藏文化时，首先联想到的是茫茫雪域高原，联想到的是西藏，而很难将丝绸之路和藏文化联系在一起。实则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在丝绸之路东段河西走廊一带曾经有过重要的影响，至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丝路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4年6月22日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也为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上的物质类藏文化遗产的概要式梳理，来探讨丝绸之路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从历史中寻求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的启示。
一
丝绸之路正好处于藏族聚居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边缘地带，其支线吐谷浑道（或名青海道）穿越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上的便利，藏族及其先民（如古代的羌族）也曾活跃于丝绸之路的部分区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居民之一。如从吐蕃时代算起，藏族在丝绸之路的活动历史以及藏文化之传播，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吐蕃时期。公元633年吐蕃灭吐谷浑，占领青海湖地区，吐谷浑道处在吐蕃的控制之下。约在公元632年左右，吐蕃势力首次进入西域。公元 670年，吐蕃一度攻占安西四镇，西域丝绸之路南道受吐蕃控制。之后，吐蕃趁“安史之乱”，占领了唐朝的陇右、河西等地，蚕食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区，占领于闻等丝路重镇，吐蕃人成为丝绸之路之主宰者约近百年时间。期间，吐蕃的官员、军队及平民移驻河西、陇右等地，并对其他民族实行“吐蕃化”政策，使吐蕃文化不仅传入以上地区，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吐蕃内乱后，虽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吐蕃统治被推翻，但吐蕃人并未退出这一地区，而是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吐蕃文化亦得以保留。
（2）宋元时代。宋代有大量的吐蕃人生活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渭河上游等地，河西的藏族部落曾建立过凉州六谷部政权，后被西夏所征服。河湟地区的藏族建立过青唐政权。渭河流域等处的藏族部落正好处在宋夏交界处，或受西夏统治，或受宋朝管辖。其中，青唐政权热衷于对外的商业贸易，保护丝绸之路交通和中西商人，使青海道再次得以兴盛，青唐城（今西宁市）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一站，城内专门开辟有供西域胡商居住的区域。元代一统后，处于河西地区的藏族大部分在甘肃行省的管辖下，河湟地区处在宣政院下属的机构管辖下。与吐蕃时代相比，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大规模东渐，颇得西夏统治者和蒙元统治者的尊奉和有力的扶持，使藏传佛教在河西等地广为传播，并受多民族的信仰，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宗教。
（3）明清至当代。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等地仍得延续传承，明代对藏传佛教釆用多封众建的政策，积极发挥藏传佛教在稳定西北边疆中的作用，甘青地区出现了几座受到明朝政府支持的藏传佛教寺院。受到宫廷扶持的这些藏传佛教寺院，往往兼具汉藏两种文化传统，特色鲜明。清代时，丝绸之路东部主干道上藏传佛教文化逐渐衰微，但河西走廊的两侧即祁连山和内蒙古地区则较为兴盛。而明末清初占据西域的卫拉特蒙古，建造寺院，翻译佛经，大力弘扬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西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仍然保持了多元特性。到了当代，藏族仍是河西等地之居民之一，而历史上的藏文化遗产在丝绸之路沿线仍有保存，并时有新的发现。
二
丝绸之路上的物质类藏文化遗产（包括具有藏文化因素者）极为丰富，而且历史悠久，最早的有上千年的历史。随着敦煌学、藏学、西夏学等学科的兴盛，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许多学术领域的空白正在得到填补。但已有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属于专业化的研究，局限于某个时代，或某一区域，缺乏对丝绸之路藏文化的宏观性和通论式的研究，没有打破时空之间隔。对丝绸之路某一区域文化的纵向的、系统的研究中，因涉及的文化种类繁多，多数作者缺乏藏文化的知识背景，再加上史料的缺乏，故研究不得要领。因此，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由于丝绸之路藏文化涉及面宽，又延续上千年，本文亦难以全面展开论述，而是拟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加以梳理，作分类介绍。
（一）文献
1.纸质文献
（1）吐蕃时代的写本。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分藏法国、英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藏经洞藏文文献的总量没有精确的统计，大致有一万多个卷号，其数量在藏经洞文献中，位居第二。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英国的斯坦因(A.Stein)所得敦煌藏文文献种类较多，价值最高，深得学界重视，有近百年的研究历史。目前，法藏和英藏的敦煌藏文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出版至第16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出版至第6册。中国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主要在甘肃，占国内所藏的90%以上，已完成编目，但尚未整理出版。“国际敦煌在线”(IDP)也陆续以图版形式，在网络上刊布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各类文物，其中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全部完成数据化，英藏大部分也完成了数据化。近年，还在西藏发现了抄写自敦煌的与藏经洞文献相类似的吐蕃写本。国内外学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经济、法律、语言等世俗文献方面，而近来佛教文献受到重视，成为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新趋势。
（2）西域出土吐蕃文献。出自于阗等地，也有上千卷号，现藏大英图书馆。主要研究成果有托玛斯所著《关于中国西域的藏文文献和写本》（第二卷），对出土自西域的600件文书进行了转写、翻译和注解，等于以转写的形式首次刊布了这批珍贵的文献。之后，日本学者武内绍人专门研究古藏文社会文书，主编有《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中的中亚古藏文文书》，于1997至1998年间出版，分为原文影印件、目录本和词汇。出土自西域的藏文残片、碎片等尚未整理，也未数据化。
（3）西夏时代的藏文文献。藏文也是西夏境内流通的文字之一，尤其是藏文佛教文献在当时深受重视，无论哪个民族的僧人，都要背诵政府规定的藏文佛典。黑水城遗址中出土有藏文文献，现藏俄罗斯、中国、英国等处。俄藏黑水城藏文文献共有60多个编号，300多页，内既有写本，也有木刻本，并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藏文印刷品。装帧形式有梵夹装、蝴蝶装，以及单页装的护身符。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还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此类在俄藏中有18件残片。英藏1件西夏文献上也有藏文注音，约近170个词。
武威金刚亥母洞也岀土有少量的西夏时期的藏文文献。武威张义小西沟岘西夏禅洞出土有西夏时期的藏文写本（5片）和印本（1片）。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发现过藏文佛经残片，是西夏时期雕版印刷的。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发现一批墨书西夏文陀罗尼和一页墨书藏文陀罗尼，藏文与部分西夏文陀罗尼正好能对应。
西夏时期的藏文文献，既有延续自吐蕃时代而流传于河西的文献，也有后弘期从西藏传入的佛教文献。黑水城等地发现的西夏时代的藏文文献尚未得到系统整理出版，研究成果亦较为稀少。
（4）元明清时期的写本和木刻版文献。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等地广泛流行，藏传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后历经清末民国时期的战乱和动荡，许多寺院被毁，但至今文献仍有保存。河西永登、古浪、永昌等地皆有藏文文献，其中武威博物馆所藏最为丰富，主要是元明时代的写本和刻本，不少文献有写经题记，纪年多用明代皇帝年号，具有浓郁的地区特色。其中有明代朱砂红字《甘珠尔》印本（其来源尚不明了）等珍贵文献。
莫高窟北区共计23个石窟内发现藏文文献整叶、残叶和残片115件，现存于敦煌研究院。内容除佛教文献外，还有医学、数学、占卜等方面的文献，时代可能是西夏到元明时期。
清代藏传佛教盛行于新疆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曾经建造过规模宏大藏传佛教寺院，因此新疆遗存的藏传佛教文献数量亦颇为可观，现藏新疆博物馆等处，但尚未编目整理。
2014年甘肃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进行危岩体加固时，在一岩洞内发现了藏文佛经的纸张残片，该研究所共清理出佛经残页近千片，其时代尚未断定。
此外，丝绸之路沿线还出土有译自藏文的西夏文、回鹘文、汉文、 蒙古文文献，反映了藏传佛教在各民族中的传播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翻译自藏文的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数量庞大，主要出土于黑水城、亥母洞、莫高窟北区石窟等处，现藏于中国、俄罗斯等国。
2.简牍文献
吐蕃时期因纸张缺乏，遂在木简上书写，用于军情传递、书信往来，及户籍记录等档案文献的登载。吐蕃时期木简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本土几无保存，主要出土自丝绸之路沿线。1907年斯坦因在新疆于阗等地获得藏文简牍398支，1914年俄国的马洛夫(S. E. Malov)在新疆罗布泊等地获得若干简牍（后刊布6支），1959年、1973年、1974年在米兰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一批藏文木简。吐蕃藏文木简现藏于英、俄、中等国，国内主要藏于新疆博物馆。王尧、陈践编著的《吐蕃简牍综录》收英、俄、中等国所藏吐蕃简牍464支，是目前收简牍最多的一部书。之后，吐蕃木简又有发现。青海都兰吐蕃墓中，10号墓出土11支木简，血渭1号大墓出土若干木简（已公布7支），南1号墓出土1支，南2号墓出土1支，南3号墓出土2支，血渭6号墓出土木简1支，都兰科肖图墓等亦有出土。都兰吐蕃墓因盗墓猖獗，破坏严重，已遭挖掘的墓中到底岀土过多少木简，尚不得而知，部分木简还散藏于民间或部分收藏家手中。据“新华网”等报道，2013年对米兰古城遗址再次发掘时，又出土了一批藏文木简和文书等，共300多件文物。
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发现的一件藏文简牍（藏武威市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时代应晚于吐蕃。该简牍为长方形，一端正中有柄。简牍的正、反面均有墨书藏文字，正面12行，背面6行，其中部分字迹已比较模糊。内容是“烟祭祈愿文”，即给神灵献祭，祈求神灵保佑的祈愿文。这块简牍内容完整，对研究当时的民间信仰有极高的价值，也说明藏区简牍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吐蕃之后的分裂时期。
藏文简牍分藏各地，目前的展览和保护都不够理想。解读方面的许多难题尚未解决，总体研究有待于深入。
3.碑铭石刻
藏文碑铭石刻始于吐蕃时期，其中立碑的习俗借鉴自唐朝。丝绸之路沿线的藏文碑铭石刻数量虽然有限，但历史跨度较大，一直到了当代。
（1）吐蕃碑铭石刻。
扁都口石佛寺石刻，位于甘肃省民乐县扁都口石佛寺摩崖，时间为公元806年，有石刻佛像和题记。青海都兰血渭吐蕃3号墓碑，共出土4块石碑，分别刻写墓主人之姓名。青海都兰其他墓中出土6个长方体石碑，其中一块碑上有吐蕃王妃之名。巴基斯坦斯卡杜刻石，时间为吐蕃时代，上刻祈愿文。
（2）西夏、元代碑刻。
《约?格君遗嘱碑》（g?yo dge'byung gi zhal chems rdo ring yi ge），位于青海西宁市大佛寺，时代约在公元10世纪初叶。
甘州《西夏黑水桥碑》，又名《黑河建桥敕碑》，是西夏传世的两通碑刻之一，现藏甘肃张掖。其碑阳为汉文，碑阴为藏文，西夏乾祐七年（公元1170年）立。汉藏文字内容相同，王尧先生认为藏文是汉文的翻译。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石》，元代宗王速来蛮立于公元1348年为，现存敦煌研究院。其上方用正楷横向书写“莫高窟”三字，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观音像的上方与左右方刻汉文、梵文、藏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6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外围为功德主题名（共有95个人名）。
另外，丝绸之路沿线藏文“六字真言”的石刻较多，时代从西夏延及元明清。如甘肃永昌圣容寺对面东南部山体上刻有汉文、藏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回鹘6种文字的“六字真言”，时代属于元代。青海岗龙石刻遗址中，也有藏文“六字真言”刻石。定西黑山李家峡石崖上有“六字真言”石刻，但时代未定。新疆南部若羌县红土岭、宗昆尔玛一带也发现了 “六字真言”石刻堆。
（3）明代碑刻。
青海乐都瞿昙寺是在明朝政府的资助下建立的，寺内原有7通碑刻，即永乐六年《皇帝敕谕碑》（ta’ming rgyal po’i lung gi rdo ring）、永乐十六年《皇帝敕谕碑》（rgyal po’i lung gi rdo ring）、永乐十六年《御制瞿昙寺金佛像碑》（rgyal pos gser sku la bstod pa’i rdo ring）、洪熙元年《御制瞿昙寺碑》 （rgyal pos mdzad pa’i go’u dam sde’i rdo ring yi ge）、宣德二年《御制瞿昙寺后殿碑》（rgyal pos mdzad pa’i go’u dam sde’i rgyal kyi rdo ring）、宣德二年瞿昙寺前山门《皇帝敕论匾》（此碑现已不存）。以上尚存的6通碑刻，碑阳为汉文，碑阴为藏文。这些碑文在研究明代藏传佛教政策、汉藏文翻译、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
甘肃岷县宣德四年《御制大崇教四碑》（ta’ming rgyal pos ta’i thung kya’u sde’i gtsug lag khang bzhengs nas ya mtshan che ba’i rnam thar rdo ring），现藏岷县梅川乡大崇教寺右侧碑亭。岷县大崇教寺为明代藏传佛教名刹，亦受皇家之扶持。该碑文字用汉藏两文，藏文是汉文之翻译。
甘肃武威宣德五年《重修凉州百塔志碑》（lang ju mchod rten dkar po gser du bcos pa’i dkar chag），原立于武威百塔寺，现存于当地一农户家。百塔寺为西藏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赴凉州与蒙古宗王阔端会谈西藏归顺蒙古事宜时的主要驻锡地贡噶坚赞办于此寺圆寂。碑文记述明代汉藏上层重修百塔寺一事，亦用汉藏两种文字。
甘肃武威正统十三年《重修凉州广善寺碑》（lang ju’i rgya yag dgon gser du bcos pa’i rdo ring）。广善寺在武威，藏语称为“rgya yag dgon”，即著名的天梯山石窟寺，明代属藏传佛教寺院。碑文亦用汉藏两文，但内容不尽一致。
甘肃永登红城镇感恩寺嘉靖四年《敕赐感恩寺碑》（ta’tning rgyal po’i lung gi kan ngen zi rdo ring）。感恩寺是鲁土司所建，嘉靖赐寺名。碑文为藏汉两文，但内容有所不同。
（二）佛教绘画
1.石窟壁圆
（1）吐蕃时期。以莫高窟（1987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榆林窟壁画为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佛教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由于敦煌学的发达，学界对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及艺术风格、吐蕃特色等方面有了深入的认识。一般认为吐蕃时期，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现存约56个。总体而言，吐蕃时代延续了前期的画风，画家也是当地人，但部分壁画掺入吐蕃文化之因素，或受吐蕃佛教之影响。
第159窟之《吐蕃赞普礼佛图》、《吐蕃赞普听法图》，描绘有吐蕃赞普、官员、侍女等之形象，衣冠等是吐蕃式样，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有些壁画有吐蕃之风格，如第14窟、156窟窟顶壁画菩萨，第76窟的《八塔变》等壁画，被学界确定为具有吐蕃波罗风格。敦煌壁画绘制的金刚力士像的装束与吐蕃勇士装束相类似，如第154窟、107窟、139窟、20窟的壁画和雕像中，金刚力士之装束与吐蕃勇士所着之甲胄相近。第250窟的金刚力士塑像披有虎皮，时称“大虫皮”，是吐蕃王庭用以奖赏勇士的。
吐蕃佛教中，密教的色彩较为浓厚，因此吐蕃统治时期，河西等地的密宗特色的绘画和造像不断增加，也为这一地区的佛教艺术带来了新的风格，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者认为，8世纪左右起，在敦煌壁画中，千手千眼观音等密教题材之所以增多，与吐蕃密教佛典的翻译、流行、普及等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有些窟内有藏文题记，成为吐蕃时代开凿之标记。部分汉文题记也反映出该洞窟与吐蕃时代有关，如144窟的“蕃任瓜州都督大虫皮康公之女如祥”，第158窟窟门北壁上的“大蕃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等。部分研究者认为“宜”字是吐蕃姓氏，并断定158窟壁画是吐蕃画师所作。
榆林窟中第25窟之《弥勒变》壁画上有古藏文题记，说明这一著名的洞窟开凿于吐蕃时代。其壁画绘制毗卢遮那并八大菩萨等，显密并存，部分画面具有吐蕃密教之特色。还有唐蕃民俗场景，如《嫁娶图》。榆林窟第15窟壁画中也有吐蕃因素，如其中的天王图像，被学界视为吐蕃北方天王像的早期例证。
吐蕃的佛教艺术对于阗、龟兹的石窟壁画也产生了影响，如学者言道：“我们现在于阗、龟兹石窟中的壁画、雕塑中，以及文书、典籍里，均可见到吐蕃文化的成分。藏传佛教在龟兹佛教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龟兹佛教不可不对藏传佛教给予一定的重视。”西域佛教美术中的藏文化因素，尚是有待研究的新课题。
尽管吐蕃佛教艺术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缺乏对吐蕃艺术之整体性研究，许多问题仍不很明了。
（2）西夏时期。自吐蕃末期起，吐蕃佛教在河西等地得以传承延续，并对西藏佛教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西藏兴起的各种教派，又向东传播至河西等地，使这里的佛教面貌发生变化，旧的传统和新的风尚之间实现了融合。河西乃至新疆东部的丝绸之路沿线，藏传佛教均得到传播和发展。西夏占领这一地区后，对佛教采取了推崇和扶持政策，藏传佛教极为兴盛。莫高窟等佛教圣地一如既往地得到了保护，并开凿了新的洞窟。西夏以及以后的元朝所开凿的洞窟中，其壁画的风格是汉藏融合、显密并存，藏传密教特色尤为显明。西夏时期开凿的莫高窟第206、491、398、462、464、北77窟、4号塔楼，榆林窟中的第29、2、3窟，东千佛洞的第2、5窟，五个庙石窟的第1、3、4窟等，均有浓郁的藏密风格。甚至有学者认为莫高窟第462窟、 464窟、北77窟等窟壁画或雕塑都是西夏时期藏传美术的集大成者。莫高窟著名的密宗洞窟——465窟的开凿时代或认为是西夏，或认为是元朝，其壁画内容展示了藏传佛教后弘期所传无上瑜伽部密法之本尊坛城，及印度著名密宗修习者的画像。
西夏腹地的贺兰山也发现了藏传壁画，如山嘴沟石窟壁画，以山间裂隙和自然岩洞建成石窟，其间出现了西夏王的图像、西夏上师、大成就者密哩咓巴、汉装藏式的佛顶尊胜和上乐金刚双身像等，壁画中汉藏佛教题材和绘画风格已融为一体。
（3）元明清时期。甘肃肃南县马蹄寺、文殊寺石窟内有西夏、元代的藏传佛教壁画、造像等。宁夏固原的须弥山石窟也有元代藏传佛教绘画。甘肃永靖县炳灵寺自吐蕃占领起，成为吐蕃重要的寺院之一。现炳灵寺石窟中保存有元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壁画，如第3、4、6、70、82、87、136、138、141、143、155窟中有藏传佛教上师画像、密宗本尊像、坛城图等。炳灵寺石窟的后800年历史以藏传佛教为主，但研究相对薄弱。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区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寺院，部分寺院历经战火和动乱仍得以保存至今，如青海乐都的瞿昙寺，甘肃永登的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东大寺等，这些寺院中的壁画大都保存完整，而且绘制精细，汉藏艺术共存，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甘肃永登元代皇室后裔鲁土司家庙城镇妙因寺中，有宣德年间绘制的汉传、藏传佛教壁画，主殿藻井图案极具密宗特色；鲁土司所建红城感恩寺有依照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审定的北京粉本制作的《六道轮回图》。显教寺（现已改成汉传佛教寺院）经堂藻井仍保存有明代绘制的密宗坛城画；鲁土司辖区内规模最大的寺院是东大寺，现存寺主鲁迦堪布活佛之囊欠（指活佛之府邸），其中经堂墙壁上有清代所绘《西游记》连环画，占了经堂左右两个墙面，如此完整的《西游记》壁画在国内也是罕见的。
2.卷轴画（唐卡画）
（1）吐蕃时期的绢画。出土于藏经洞，是已知存世的最早的吐蕃卷轴画，与后世唐卡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如S.P. 32. Ch. xxxvii004是密教绢画，创作于公元836年，由吐蕃画师白央与汉族画师共同完成。其上有藏文题记：“龙年，我僧人白央为身体健康和作回向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而创作下列组画：药师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王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如意转轮王、回向转轮王等佛像。”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的E0.1148号作品同样 带有明显的吐蕃特征。编号为S.P.160.Ch.00401、S.P.168.Ch.00377、S.P.169.Ch.00376的三件作品，均有藏文题记。
（2）西夏及元代的唐卡画。武威金刚亥母洞一号洞内的佛塔中出土有7幅唐卡，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其中，《文殊菩萨》、《如意轮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坛城》和《十一面观音》三幅唐卡保存较好。《文殊菩萨》唐卡上，除主尊外，尚绘有药师佛、藏传佛教上师像及黑帽白衣的西夏官员像。该唐卡的艺术风格藏汉结合，绘制细腻，用色多为黄、赭色，色调热烈、明快、鲜亮，人物造型生动，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有藏传佛教《上乐金刚坛城》等6幅唐卡。宁夏青铜峡108塔出土有砖石雕刻和绢画，其中塔龛出土《千佛》唐卡。宁夏拜寺口双塔亦出土有《上乐金刚》、《上师像》唐卡各1幅。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了300多件佛画，大多被克兹洛夫运往俄国，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2009年西北民族大学、冬宫博物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上、下），使黑水城艺术品在国内首次得以系统出版。黑水城艺术品中，多有藏传佛教风格的画作或汉藏艺术双融的作品，在整个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代《米拉日巴事迹》唐卡，出土于敦煌莫高窟，藏甘肃省博物馆，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米拉日巴的生平事迹。
（三）建筑
丝绸之路沿线具有藏文化特性的建筑遗存和遗迹，主要是佛教建筑，包括石窟、寺院、佛塔等，以元明清时期的居多，以下择要介绍。
1.西夏时期的建筑遗存
杂木寺残存塔基，位于武威市古城乡八五村兰家庄，塔基下有刻画，画面分上下两排，上排五佛，下排四佛，两排之间以联珠纹相隔。右下角有藏文题记。时代约在西夏末与元初。
宁夏青铜峡108塔，其建筑式样是藏传佛教覆钵塔（又称为喇嘛塔），出土了不少藏传佛教文物，因此也可列入与藏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之中。
2.元代建筑遗存
萨班灵塔遗址，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在百塔寺建了规模宏大的灵骨塔，至今仍保存有塔基。
瓜州藏密特大坛城遗址，其时代或归为西夏时期，位于河西走廊西头的瓜州县境内，距瓜州县城约6公里。该遗址是通过航拍发现的，被视为河西遗址考古上的一大突破。迄今为止，瓜州藏密特大坛城遗址仍是藏传佛教乃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室外坛城，被人称为“佛门第一坛”。但其时代背景、文化意义等方面，目前尚无深入的研究，仍然是个谜。
3.明清寺院建筑
以青海乐都的瞿昙寺、甘肃永登的妙因寺、感恩寺、东大寺等为代表，反映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布局、构造、装饰等诸多方面的特点。
甘肃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历代多次重修，原属藏传佛教寺院，明中后期改成汉传佛教寺院。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开始，明廷对大佛寺进行重建，历经9年完成，明成祖赐寺名为“弘仁寺”。此时建于大佛寺内的土塔，为覆钵式佛塔，属藏传佛教密宗金刚宝座塔。这座别具特色的土塔，是中国现存不多的金刚宝座式佛塔之一。
（四）其他
1.造像
上述藏传佛教寺院及相关洞窟亦有藏传佛教的众多造像或具有其特色的造像，如上文所言莫高窟中的力士像等，遗留最多的是明清时代的造像。
（1）泥塑及擦擦像。
金刚亥母洞出土米拉日巴泥塑像（评为国家二级文物），为泥质彩塑，可能是西夏末期或元代造像。亥母洞出土的擦擦像则难以计数，而且造像种类繁多，有佛、菩萨、护法神像。制作较为精细，如密宗护法神大黑天的造像，显现威严的表情。擦擦的形状有圆形、圆锥形和半圆形的。有的圆锥形擦擦还涂有金汁。
（2）石刻造像。
扁都口有吐蕃石刻佛像一幅。
马蹄寺千佛洞附近摩崖石刻佛塔为覆钵式藏传密宗佛塔，塔身开凿有小石龛，共计500多幅，时代属于西夏及元。
甘肃永昌县花大门石刻塔群遗址共有50余座浮雕藏传佛教佛塔，主要造型有覆钵式喇嘛塔、阁楼式塔、檐式砖砌塔，以及开凿的佛龛，阴刻的马、虎形象等。从题记看，该遗址始于西夏，延续至元明时代。
青海省门源县岗龙石窟寺，刻有覆钵式藏传密宗佛塔，塔高6米，宽2米，石塔腹部开凿有石龛，形制与上述花大门石刻塔相类似，石龛内有泥塑佛像。石塔左侧刻有释迦牟尼像一尊，高1. 2米，宽1. 5米，右侧刻较小护法神一尊。其时代推定为西夏。
（3）金铜造像。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坐像，原供奉于武威铜佛寺。该坐像铜头铁身，等身大小，时代属于蒙元。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博物馆、炳灵寺陈列室等处有不少明清时代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像。敦煌研究院展馆有藏传佛教铜像陈列室，大都工艺精湛，堪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精品。
青铜牦牛像，1972年出土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1980年由天祝县文化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时代定为明代。青铜牦牛像铸造精美，被誉为国宝级的文化遗珍，与铜奔马齐名。
2.墓葬
主要有青海海西州都兰吐蕃墓葬群。都兰吐蕃墓正好位于丝绸之路支线——青海道，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品位高，有来自中原的丝绸、中亚的锦缎和金银器、吐蕃本土制造的金银器、木简、藏文碑刻、棺版画、石狮子等。都兰吐蕃墓只有少量得到了科学发掘，而部分墓葬已被破坏殆尽，出土文物流失严重，只有一小部分散藏于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考古队、甘肃省博物馆，以及日、美等国的博物馆。都兰墓葬的族属学界有争议，或认为是吐蕃，或认为是吐谷浑。但已发掘的大部分墓葬的年代属于吐蕃统治时期，墓中出土的藏文碑刻和藏文木简，也能说明这些墓葬具有吐蕃文化特色。
甘肃肃南县大长岭吐蕃墓，发现于1979年，出土各类器物143件，现藏肃南县中国裕固族博物馆。有金器、银器、锡器、铁器和木器，其中有单耳带盖镶珠金壶、鎏金菱花形三折叠银高足盘、十二生肖木版画等文物珍品。
三
以上我们对现存的丝绸之路藏文化或相关文化遗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现就其价值意义、特色和对当代的启示，略加分析。
（一）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的地位
丝绸之路藏文化（物质）遗产，就整个藏文化中的地位而言，也是非常重要而无可代替的。如果没有这些文化遗产，藏族文化在某些阶段的历史面貌有的会更加模糊，有的我们一无所知。吐蕃王朝是藏族历史上建立的最有影响的政权，但因历史上的战乱或社会动荡等因素，吐蕃时代的文献写本在其本土几乎荡然无存，吐蕃的历史、文化被层层迷雾所包裹，在后世神话性的描述中若隐若现。如果没有藏经洞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发现，吐蕃的历史和文化也许永远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而藏经洞文献的出土，使我们对吐蕃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认识大为深入，其价值完全能够超越以往所有吐蕃历史之记述。古藏文文献中的契约文书、法律文书、伦理类文书等，为我们描绘出吐蕃社会的立体画面。
同样敦煌莫高窟和黑水城出土的艺术品，填补了藏族艺术史的空白。世界上其他地区保存的11至13世纪的唐卡仅50余幅，而黑水城一地出土的就有50余幅，而且许多图像或首次发现，或时间最早。如专家总结道：“黑水城唐卡在整个藏传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黑水城唐卡其丰富的作品遗存充实了藏传绘画早期作品的例证，为早期绘画的研究提供了资料，黑水城唐卡图像种类的多样化填补了藏传佛教图像的缺乏，黑水城唐卡在藏传绘画传播的历史中承前启后；是西藏绘画风格最成功的对外传播形式之一。”黑水城出土的唐卡也应是现存唐卡中较为久远的，对研究13、14世纪的藏族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藏文化遗产在整个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藏文化丰富了莫高窟等河西地区的石窟艺术内容和表现形式，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同时，唐宋时代的丝绸之路藏传佛教艺术，开启了元明清时代汉藏艺术间的大规模交流。因此，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在内地与西藏之间的文化联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文化交流的产物
不同的文化同处一地，自然而然地会发生碰撞、冲突、交流，乃至融合，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丝绸之路各民族的文化，虽有独特性，但绝不是完全孤立的文化体系，如果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探讨的话，就会发现相互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里仅藏文化而言，既曾影响过唐、宋、元、明时期的西北各民族，也深受各民族之影响。丝路藏文化遗产也说明像丝绸之路这种多民族交错地带，最容易发生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上的共享，形成各种文化共存的局面。民族文化交流也是加强民族关系的重要推手，比起政治上的控制、军事上的征服，文化的影响更为久远。
以往，在论述丝绸之路文化特性时，往往是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加以阐发，如季羡林所说敦煌是世界四大文化（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交汇之地。实际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也是国内诸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后汉书?郡国志》言敦煌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其中的“戎”，我想不单是指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而应包括我国西北的诸多民族。丝绸之路是中原文明向西输出和传播的陆路要道，自然而然地与丝路沿线的多民族文化发生密切的交集，如汉传佛教与藏佛教之间、藏传佛教与道教之间，甚至出现了交融共存的局面。就汉藏文化关系而言，河湟、河西地区是二者交流最为密切的地方之一。因此，就中华多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和交汇程度而言，文化的边界地带最能说明问题。
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与西藏本土的文化遗产相比，又有鲜明的特色，更多地体现出了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就敦煌吐蕃文献的内容而言，同样充斥着文化交流的内容。如其中的佛教文献，既有译自印度梵文的佛教经论，也有译自汉文的经论、禅师语录，乃至中土伪经等。可以说这些文献虽源头不一，却译成藏文，使之能在藏族能与其他各族之间共享。中原儒家的部分经典，在吐蕃时期翻译成了藏文，对此史有明载，但大都后世未能流传下来。好在敦煌藏经洞中有所发现，如P.T.986号《尚书》残卷、 P.T.1291号《战国策》残卷等，使史书的记载得到了确证。汉文童蒙类读物《孔子项托相问书》亦翻译成了藏文，已发现有三个写本。敦煌藏文文献中也发现了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节译本，也应是这部史诗的最早译本。总之，敦煌藏文文献反映了吐蕃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尤其是唐朝文化对吐蕃的影响。
发现于敦煌文献和西夏文献中的双语文献，如藏汉语对照词汇、藏文注音西夏文佛经、藏文注音汉文文献等，显然是用来学习别的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也是多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
上述藏传佛教壁画等艺术品，往往是汉藏两种风格交融在一起，与本土的艺术品之间又有一定的差距。宁夏贺兰县宏佛塔的建筑形式是传统中国楼阁式建筑与藏传佛教覆钵式塔相结合。瞿昙寺、妙因寺等明代寺院建筑，殿堂的布局、建造完全是内地式样，所以被称为“汉式藏传佛教寺院”，但寺内供奉的佛像、建筑的装饰、佛塔等又充满藏传佛教特色。寺中的壁画既有藏式的，也有汉式的，如瞿昙寺东西廊的壁画由明代西北画家孙克恭及其弟子等所绘，完全是汉传画风，而隆国殿的壁画以藏传佛教为主。因此，明代西北的几座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完全是汉藏结合，两种艺术风格、两种文化共处一室，却也显得和谐。
（三）佛教文化的纽带作用
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贸易通道，也是一条文化走廊，是佛教自西向东传播的陆路要道。藏传佛教向东传播，自然也波及处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界之河西走廊。丝绸之路藏文化遗存总体上以佛教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之所以交融共存，也与佛教的纽带作用分不开。佛教文化作为媒介，将汉、藏、 回鹘、党项、土、裕固等民族的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传佛教自宋元以来，就是一个跨民族、跨区域传播的宗教文化体系，从未停止对外的传播，一直保持着蓬勃的活力。
无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皆源于印度佛教，在教义理论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或共性，而且二者之间在历史上也曾相互影响，具有内在的联系。如活动于河西一带的吐蕃高僧法成，将汉文诸多经论翻译成了藏文，包括园测法师的《解深密经释》，又将一些梵文经论译成了汉文。法成精通汉藏两种语言，翻译水平高超，完全可以说他是河西文化交融大背景下造就出的一代奇才。由于佛教文化的桥梁作用，相关民族间的文化互动能触及文化的深层次，导致相互的吸纳和共享。从唐代起，直至今日，汉藏文化的交流以佛教层面最为丰富，佛教提供了相互间的一种文化认同的可能。
通过以上对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的回顾，就国内民族之间的凝聚、连接作用而言，我们认为佛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为国家统一、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以往从统治工具的角度阐述佛教对国家的政治功用，重在揭示佛教的消极或负面的社会作用，而忽略了佛教在文化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多民族创造和文化的共享
如上所述，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总体上虽呈现出藏文化之面貌特征，但其来源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民族属性的文化。丝绸之路藏文化及其相关的文化遗产，凝聚着多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是多民族共创的结果。现在的研究证明，敦煌藏文写本的抄写者，不仅有吐蕃人，还有汉人、吐谷浑人，以及来自中亚的粟特人。而武威所藏的元明时代的藏文写本，其抄写者同样由多民族的人员组成，如有藏、汉、土、蒙古等族人士参与。
西夏时代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其创作者为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党项人的贡献尤为巨大，自然这些文化遗产也成了西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源自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佛教艺术，经过藏族地区的传承和消化后，传入河西多民族之地区，又受到当地文化的浸染，在这样一种流变中，不同民族都有所贡献。各民族既共享这一文化，又有所发挥和发展。
元代所立《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石》看似简单，但参与者的身份却很复杂。研究者已经指出，至少有四种民族的人参与，即蒙古、汉、藏和回鹘，部分人的名字还有伊斯兰教特征。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密教文献，译自藏文，译者大多是回鹘人，他们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前文提到的几座著名的明代藏传佛教寺院，参与的建立者有明朝的官员、军官、士兵、地方土司、藏传佛教高僧、汉族画工、汉藏土等民族的普通信徒等，完全是多民族共建的。
丝绸之路藏文化遗产体现了多民族的贡献和创造，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借鉴和共享，从中我们也可感受到我国西北诸民族在文化上的血肉联系，感受到交融共存是丝绸之路文化的存在形态。
（作者才让，系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主任）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凝聚与传播。本文原载于《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1期。转载时作者简介和图片从略，引用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