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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即纪念圣人诞生的日子。在中国，提到圣人，人们最先想到的无疑是被尊为“至圣”的孔子。对于孔圣人的祭奠与纪念，从官方到民间，从古时至今日，绵延千年。 热衷祭孔的帝王们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为其服丧三年。除了家人和弟子，鲁国当地的官员和民众，也自发地前去祭祀孔子。儒生们也常聚在此地，讲习礼仪、行乡饮射礼。此时的祭孔，还仅限于鲁地，影响并不广泛。 及至汉朝大一统，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路过鲁地，以最高规格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首开帝王亲自祭孔之先河。不过此时这一行为还未制度化，即便汉武帝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此后也未见有西汉皇帝亲至曲阜祭孔的举动。 东汉光武帝刘秀路过阙里时，令大司空前去祭祀孔子；汉明帝则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亲御讲堂，让皇太子讲经；其后汉章帝、汉安帝也来曲阜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可见此时儒家学说进一步得到官方的认可。 汉章帝祭孔时，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他问孔子的后人孔僖，今日之会，是不是增添了你等宗族的光荣？ 这是君臣之间微妙的博弈，孔僖听后不卑不亢地回答，臣听说明主圣主都会尊师重道，陛下亲自来此，是崇礼先师，增辉圣德的事，至于光荣，非我等所敢承受。 以改革著称的北魏孝文帝，除了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祭孔的官方化和制度化。太和初年下诏令各地郡县祭祀孔子，亲政后又“立孔子庙于京师”，他甚至亲自去曲阜祭祀孔子，或称其仅派使者祭，但推行尊孔崇儒，确是他汉化改革的重要方略。 祭孔制度定型于唐代，《阙里文献考》载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也都曾去曲阜亲祭孔子。 孔庙祭祀的主要形式是释奠礼，开元二十年，官方颁行了《大唐开元礼》，释奠礼终于正式列入其中，“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 其后，后周太祖郭威在攻克兖州后，专门去曲阜祭奠。北宋的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封禅泰山，亦至曲阜礼谒孔子，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追封和赏赐 清兵入关后，官方逐渐推崇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时将京师祭孔与阙里亲祭相结合，使祭孔礼仪制度进一步完备。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在回京途中，驻跸曲阜，举行祭孔大典。他在孔庙祭祀孔子时行三跪九叩或两跪六叩大礼，拜孔子墓时，行一跪三叩礼。 不过，在祭孔这件事上表现得空前绝后的，还是乾隆，他先后曾8次亲临曲阜祭孔，以频次而言，为帝王之最。 这其中三次是在南巡回京或前往南巡的行程之中，其余均为专程前往，譬如第六次临祭是因为平定了大、小金川，所以特地前去告捷，而最后一次去时，他已经80岁高龄。 如此频繁地尊孔、祭孔，据乾隆帝自称是对孔子景仰已久，所以忍不住要来阙里祭奠，另一方面也是对父祖崇儒态度的继承。 除了皇帝亲临，在国家有大典大庆时，登基改元时，军事上获得成功后，等等，清廷都会派遣官员专门前去祭孔。 变化的谥号与规格 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往往会进行追封追谥。 据资料整理 与谥号变化相伴随的，是祭祀孔子的具体礼仪仪式，在代代相传中完善。祭孔的祭祀过程主要有六大程序：迎神礼、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撤馔礼、送神礼。在祭祀时，会在三献礼的部分加入佾舞。 汉代在进行祭孔仪式时，其乐舞虽然使用了祭祀天神的，但是规格仍没有得到朝廷正式的钦定。 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年间，裴松之等人向皇上提议，祭孔之时，舞用八佾，但由于乐器条件限制，未能实现。南齐武帝永明三年，国家正式规定在祭孔时，须使用“六佾之舞”。 北魏的孝文帝也在祭孔祀典中钦定：孔子享用诸侯的享乐规格，采用“六佾之舞”。采用“八佾”还是“六佾”，是根据每朝对孔子的尊崇情况而定，《左传》载天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凡舞皆排成方阵，八佾用六十四人，六佾三十六人。 隋文帝杨坚一统南北，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祭孔乐舞的专门形式也得以正式确立。这种专门题材的舞蹈被称为祭孔雅乐舞，也称为孔庙雅乐。隋代对孔子的册封为“先圣”“先师”，所以祭祀孔子的雅乐也命为《先圣先师之乐》。 唐朝基本沿袭了隋朝的礼乐制度。宋代的祭孔乐舞数量繁多，其演奏演唱也十分繁琐。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只能推测当时乐舞的规模，对于其舞蹈原貌，我们还不太了解。 《 (天启) 滇志》卷八《舞佾图》局部 今天，我们在一些祭孔大典上所采用的祭孔乐舞，主要是依据明清时的祭孔舞谱编排出来的。在明代一些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表演祭孔乐舞的有三十六人，舞衣有蝉冠、舞袍、束带、履鞋，舞器有旌节、翟、籥。翟的柄端为木龙，龙口中插有三根雉尾。 祭祀时，除了相应的乐舞，为祭祀所用的祭品、祭器也不可忽视，历朝历代都加以重视，依据史料研究，从唐宋至明清，总体上是愈加丰厚。 以清代为例，祭祀时须用两头牛（一供正位，一作羹）、二十二只羊、二十五头猪、三只鹿、干鱼大小各十条、鲜鱼二十五斤；黍、粱、稻、麦、荞；菁菜一百七十六斤、芹菜菜一十五斤、韭菜九十二斤；板栗二百零七斤、榛十六斤四两；红菱一百七十二斤；盐砖二十二斤；白盐四斤；酒體，酌献用一百三十六瓶；大蜡烛六枝、中蜡烛二十八枝、次中蜡烛四十四枝、小蜡烛二百八十六枝……煮牲用薪，春祭用二千六百一十斤，秋祭用二千斤；焚帛用苇一百二十斤；秋祭还得用冰一百一十二块，春祭则不用。 这只是举办一次丁祭大典大概所需的物品数，全国各地每年春秋两祭加起来所耗的钱粮要多得多。在开创了全国祭孔先例的唐代，时任夔州刺史的刘禹锡曾希望节省此钱以供学校所用，却被世人所讥笑。 明清两代更是在祭典上花费巨大，以丰盛为荣。 及至民国，据《孔府内宅轶事》记载，每次祭祀前，孔府都要忙着卖粮食，内宅后面有粮库，整天整天地往外运粮食。1928年统计全年用于祭祀的费用约一万六千元，折合现今人民币约70万左右，所费亦颇巨。 从春秋祭到诞辰日 1905年9月2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废止科举考试，也间接影响了已经延续千年的祭孔活动。 时值内忧外患之际，人们也对其愈加忽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举行春祀时，前来陪祀的官员大臣寥寥可数，而且行事散漫，不成体统，乃至光绪帝要发布谕令，严肃斥责这种现象，但早已无济于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废除旧历、推行新历”的运动，传统的春秋丁祭也被新的孔子诞辰纪念日所取代。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的春秋丁祭与孔子诞辰日祭祀在古代是并存的，但对于官方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春秋丁祭。 早在《礼记·文王世子》中，就有关于春、秋之时祭奠先师的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当然，此时的先圣先师并非指的就是孔子。 在祭孔的具体时间选择上，隋代定于“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即每季第二个月的上丁日祭祀，地方州郡则只需在春秋季的第二个月。唐代规定，春秋季的第二个月，都应祭祀“孔宣父”，上丁因此逐渐成为祀孔日的专称，时间也被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末。 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孔子的诞辰日作为统一的祭孔日呢？因为关于孔子生于何年何月何日的问题，已经“聚讼二千年”，至今仍有争议。 在相关古代文献中，对于孔子诞辰的表述互有出入，《春秋公羊传》中为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春秋榖梁传》为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相差一个月，《史记》又称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后来，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成为一种主流的说法，民众也选择在这一天进行祭祀。 在民国时期，官方确定孔子的诞日为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并向各地通告。在推行新历的运动中，南京国民政府将日期直接将旧历置换为新历（格里历）的8月27日，而按当时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换算，则应为9月27日。 1928年，农历二、八月的春秋祀孔被废止，1934年，8月27日“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被定为“国定纪念日”，还制定了相关流程，如举行纪念仪式中须唱“孔子纪念歌”，即“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一段”。无论如何，和传统的春秋祀孔相比，此时的孔子纪念日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1984年，曲阜县政府率先恢复了以“孔子诞辰故里游”为名的纪念孔子活动。时间仍按旧历的8月27日换算，每年时间不一，参加观礼的多为海内外宾客。 1989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孔子诞辰故里游”正式更名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同时把孔子的诞辰纪念日也被调整为每年的公历9月28日，文化节的活动则从9月26日开始，延续到10月10日。 2006年，每年9月28日的祭孔大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封号、祭奠，无论儒家学说如何发展，孔夫子永远是那个奔走于各国，克己复礼，践行理想的孔夫子，是志于学，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夫子。 至圣孔子，光照千秋，吾等亦应常怀尊重与仰慕之情，传承优秀之文化，践行伟大之理想。 参考资料： 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 陈辛，《隋朝祭孔乐舞研究》 李桂民，《论祭孔的传统与孔子祭祀礼仪的变迁》 孔勇，《论清帝阙里祭孔与清前期统治合法性的确立》 董喜宁，《孔子谥号演变考》 彭志，《清代方志文庙舞佾图考论》 杜心乐，《北宋祭孔佾舞舞谱恢复考略》 李淑明，《从祭孔乐舞看儒家文化思想》 孙茜，《祭孔乐舞舞蹈动作特点分析》 陈蔚，《祭孔乐舞与国家意志表达——滇南建水祭孔乐舞与国家制度的关系研究》 邵彬，《广辟蹊径觅<韶>音——对<祭孔乐舞>承传齐国<韶>乐的探索_》 李莉，《祭孔乐舞在近代中国的沿革历程》 郭辉，《传统的发明：抗战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研究》 吴燕，《从春秋祀孔到孔子纪念日：民国时期时间秩序重构的一个个案》 王霄冰，《国家祀典类遗产的当代传承》 陈悦，《近现代祭孔的困境及其衍变轨迹》 张兵娟 王闯，《传播史上的孔庙祭祀礼制及其当代价值》 邱晓晨，《祭孔乐舞的承继与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