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涛，宁夏大学民族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

费孝通先生30多年前写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话和文章发表后，受到政学各界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学术界更在该理论之上加以阐述，取得了诸多共识。但是学术界在进一步阐释、发展这一理论的同时，似乎不够重视费先生对自己民族研究学术理路的整体性反思，由此影响到对这一理论当代意义的认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复出到去世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里，费先生一方面继续践行自己“志在富民”的理想，为东部社区和西部民族的发展，调研、献策；另一方面“清理和总结过去的成果”，进行重新审视，或者以他后来反复使用的两个字“反思”来说，不断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

费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转入社会学专业，不久又开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习。到改革开放肇始，他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已经跨越了大致50年的时间。在这50年里，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涉及两大重要事件：一是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从英国回国，不久即卷入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另一是20世纪50年代参与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费先生自己后来对这两大事件的内在联系和意义做过分析。他在1993年《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说，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2月《益世报》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文；顾先生的意思是“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且顾先生着重说，“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在费先生看来，“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并且也称之为民族了”。

费先生的这段解说让我们认识到，他经历的这两大事件其实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在民族问题上面对的大课题，即如何在学理上认识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并在政治上制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政策。纵览改革开放以后25年中费先生所有的文章和讲话，我们发现他以某种相当超前的灵感，抓住“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和民族识别、民族形成、民族本质两大主题，不断地对自己的学术经历进行“反思”和“再反思”。通过学术反思，费先生凝炼出“多元一体”理论；此后，费先生又不断对“多元一体”理论进行再反思。认真梳理这些反思和再反思，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费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理论发展，领会“多元一体”理论的深刻内涵，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论讨论和政策应对，并且在新形势下认识“多元一体”理论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当代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的反思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是费先生对自己20世纪30年代末参与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的反思。这场争论的详情，不仅已有多篇研究，而且费先生自己也曾经做过回忆。虽然费先生在“多元一体”的文章中并未说明自己20世纪30年代末的观点，并且在1993年顾颉刚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上还明确说自己对顾先生193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但在1996年《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费先生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早年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批评有所欠缺。因为，虽然“多元一体”格局既谈一体，也谈多元，但费先生自己对观点的归纳却是另一番情景。他说，自己做这个研究是因为心中有一个多年的困惑，“困惑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而在“这篇文章中我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主要的观点第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是）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个论点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个论点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正是对照了这样的归纳，所以学者赵旭东说，“费孝通当时（1939年）对（顾颉刚）此文做了一个纯粹学理上的回应……显然，费孝通的人类学训练，使其更多地注意到了多样性的族群的存在，认为这是一个本不用争论的社会事实，但是，这一点认识，似乎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掉顾颉刚从历史与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证。而到后来，差不多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费孝通又稍稍改变了自己单方面去强调民族为‘多’的立场，而是暗中将顾颉刚所主张的观念也部分地吸纳了进来，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主张”。如果从费先生自己的归纳看，他的改变不是“稍稍”一点。正因为“多元一体格局”具有这样重要内容，所以“大多数的学者直接（将文章）误读成为只专注于‘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一单一向度”。③

但是当我们回溯费先生1988年的所有文章、讲话时，发现“多元一体”的提法最早见于他讨论世界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文章。在1988年1月15日于香山饭店完成的《〈人文类型〉重排前言》中讨论世界格局时，费先生提到了“多元一体”。《人文类型》（Human Types）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在1938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费先生从英国回国后，翻译了这位马林诺斯基老师的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的书。改革开放后，当商务印书馆出版译稿修订本时，费先生用这篇新的前言，对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进行了学术回顾和反思。费先生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家开始深入到海洋里的孤岛上去直接观察生活方式上富于地方特点的居民”，“现在回头看来，他们的研究正反映了当时尚存在着‘文化孤岛’，就是世界居民中还保留着的门户深锁的大小庭院。这些实际上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多元一体格局的小社区。从这个起点上来迎接多元一体格局所带来对人类发展前途的挑战，社会人类学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出现了比较社会学的尝试”。1940年代，费先生曾经前往过西方，看到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联系日益广泛。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不仅费先生本人，甚至整个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改革开放后费先生出国访问，发现世界的相互联系超乎想象。不仅中美关系大为改善，而且美苏关系和中苏关系也在改善。虽然冷战尚未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尚有待时日，但费先生似乎预感到一个包容各国各民族的地球村的形成，并进而用“多元一体格局”来描述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说“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无数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小群，融合成了一个个大群，到目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包含在一个生活上休戚相关的社会系统之中”。他甚至认为“当前的世界，多元一体的格局日益深化……至于怎样去稳定多元一体的格局并预见它发展的前途已是应该及早提到日程上的课题了”。费先生这种对国际形势的、对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看法，反映在他的多篇文章和讲话中。

虽然费先生在对世界形势的谈话中首先使用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并且对当时世界的“一体”前景表现出谨慎的乐观，但“一体”的想法还是首先表现在他对国内民族关系的感知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民族政策大调整，民族关系空前改善，费先生感觉到“平等、团结，我们已经基本做到，现在的问题是共同繁荣”。早在1982年，他在《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讲话中说：“在这32年里，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为真正的民族平等，为实现新的民族关系，做了大量工作的。正是通过这些工作，奠定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基础。”虽然文革“给各族人民造成灾难，也伤害了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各民族人们仍然心向祖国，心向北京，没有要脱离祖国大家庭的。有些外国人希望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出问题，可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它不同于西方‘Nation’这个概念。Nation是从西方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概念。不是美国历史，而是欧洲历史。……欧洲的情况不同。各个民族想的是成立民族国家。而我们的情形又不同。”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是：其一，中国被承认的“民族”并不是像西方民族那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所以与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不可能完全相合。如果撇开其中格式化的话语，我们可以感觉到费先生看到了中国南北方民族集团在国家观念上的重大差异，“民族国家”的想象并未影响到中国所有的民族集团。其二，中国有一个汉族为核心，“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并且因为这个核心，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局面；也因为汉族“吸收各族人民融合一体”，并因为近代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形成了“中华民族”。因此中国的民族应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就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藏、蒙、回等56个民族；第三是这56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

总之，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不仅让费先生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体”和国内各民族的“一体”有了新的憧憬，而且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反思，他对汉族的形成，对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作用，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不仅认识到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事实，更进一步认识到汉族的核心凝聚作用。他修改自己早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涵的认识，顺理成章。

二、对民族识别、民族形成和民族本质问题的反思

在国际、国内大背景的推动下，费先生通过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政治经历，肯定了“一体”的地位，特别是在对中国民族格局的分析中强调了“一体”的重要性，但是他的人类学背景，他对中国社会族类和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使他不可能像顾颉刚、傅斯年那样使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更不可能使用这样的话语（这大概是他始终未明确承认早年批评有所欠缺的原因）。所以在肯定“一体”的同时，承认“多元”的存在和价值，也是必然的。就“多元”而言，费先生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他对“民族”“民族识别”“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再讨论中。

费先生一生与民族相关的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年以前，20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以后，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的各项活动，包括参加中央访问团，参加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调查。不论是当时还是事后，费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工作，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学者参与工作的兴奋心情，都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对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都有非常正面的评价。

1980年3月他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斯基奖的大会上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要落实这些措施，许多具体的民族情况必须要搞清楚。比如，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各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地方？——这些基本情况，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在解放初期我们是不清楚的。通过调查搞清楚这些情况的任务就落到了民族研究者的头上。过去学过社会人类学的人参加到这项工作中去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进行这项调查工作时的心情确是和过去不同了。因为这项工作的目的性很明确，我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只要我努力工作就有可能实现我一心愿意它实现的事情，所以我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我必须说，对个人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早在20世纪50年代，费先生就对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有所认识，也颇感困惑。在1951年底的文章《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中，费先生说，“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10多个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以广西全省说约有600万土人，占全省人口1/3。他们说土话，土话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在西部是民间的主要语言。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同被视作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费先生说，“和广西壮族同属一个语言分支的贵州仲家，自称‘布伊’PuYi，和壮族相同，而且壮和仲在发音上差别也很小”。“语言系统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一个民族，同一语系的人可以因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民族”。“贵州仲家和广西壮族一般是傍水靠山而居。只是因（过去）交通不便，来往少了，有了不同的汉名，成了两个民族单位。将来交通方便之后，可能会合在一起的”。

在1956年2月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费先生进一步谈到这些问题。他说：“1951年，我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到广西去访问各兄弟民族，遇到了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广西600多万的壮人是不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我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根据斯大林民族理论，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等四个特征，肯定了壮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壮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怎样在历史上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上。” 费先生在这次讲话后面还讲到，“这种研究必然会发现一个地区的居民是常常有变化的。在一个时期是这种人，在另一个时期是那种人。于是我们又不能不追问，为什么有这些变化？这里要我们研究：这些人所形成的共同体怎样发展，怎样和其他的共同体合并和融合，或是怎样消灭？”

他还谈到民族识别中的景颇族问题。在1956年与林耀华共同署名的文章《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在讨论斯大林民族要素中的语言问题时说，“在这里应当提出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在云南景颇族中却存在着不同的语言：景颇语和载瓦语。这两种话都属于藏缅语族，但前者属景颇语支，而后者属缅语支。据说在缅甸的景颇族还有说其他话的。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已经超过了方言的差别。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现在的景颇族是不是一个共同体呢？有人提出否定的意见，因为如果说人们共同体必须有共同语言，他们怎能说是一个共同体呢？”

改革开放之后复出，族别、民族识别、识别标准等问题成为他反复“清理和总结”的重要话题。在1978年9月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费先生做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报告，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在这篇关于中国民族识别的重要文章中，费先生谈了民族识别工作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不过他当时认为问题主要是工作中遗留的一些“尾巴”。随着“清理和总结”的不断深入，费先生对民族识别和民族形成问题有了更多的反思。

1982年费先生在《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中说，20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是以大区为单位进行访问的，开始到西南，我自己到了贵州。贵州当时有一个民族叫‘仲家’，他们不要‘仲家”这个名称，改称布依。他们说的是壮语。中央先承认了布依是一个民族。后来中央访问团访问中南地区到了广西，又承认广西壮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布依族和壮族，承认有先后，成了两个民族。我并不是说壮族和布依族是一个民族，但是成为两个民族的理由还是应当研究的”。费孝通在上述那段话后面接着说，“后来我到了云南，看了中央访问团的材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民族如哈尼族，各方面都很接近彝族，但却是和彝族分开成了两个民族？为什么很多划在彝族支系的撒尼、阿细不是单一民族，而哈尼是一个民族？这就提出了很多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我再说一遍，我的意思不是说划错了，而是说要进一步研究民族是怎么形成的。”

在费先生的这些反思中，他最经常提及的是他最早接触的广西大瑶山的瑶族。他在1981年12月座谈会上说，很多不同的集团，在不同的时间退到这大瑶山里，依靠险要的地势，生存了下来。在大瑶山里，聚集了许多不同来路的人，至今还有五个名称不同的集团。“假使我们带着教条的脑筋去看，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大瑶山的瑶族中各个集团的语言不同，算不算一个瑶族。有人会用简单的办法来加以解释，说他们是方言不同。这是我们过去采取过的方法。什么叫语言不同？什么叫方言不同。从来没有好好讲明白过。……往历史上看，这是能明白的。我上面已经讲过，这些集团是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进入这个大瑶山的。他们保留着原来的语言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既然这些集团都说自己是瑶族，而且他们还有共同的维持山内社会秩序和抵抗山外侵入的社会组织，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不应当用条条框框去硬扣在活生生的事实上。但是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这样一问，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就深入了，大瑶山也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实验室了”。

费先生还将自己的思考与潘光旦先生关于苗、瑶、畲的思考设想联系起来。他说，“这种设想的重要性就是为我们提出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过去我们的民族研究很多是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的。《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体例就是如此。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在研究工作上已经遇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这几年里有人提出要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如果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了”。

费先生说，“回忆建国初期，我们对我国各民族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甚至有多少也不清楚。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大家也不大问”。但是，“在这段工作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民族固然有它的稳定性，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历史的条件有分化、有融合。民族是不断变动的，民族的形成有它的历史规律。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曾经起过不断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汉族，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人进去，现在还没有人把汉族的形成过程搞清楚。我们要把中国民族史看成是一个发展的，不断变动的过程”。

总之，对瑶族，特别是金秀大瑶山瑶族的研究和反思，不仅深化了费先生对中国各民族形成的认识，而且促使他继续深入下去，而当他和他邀请的年轻学人在盘村深入下去之后，费先生从中有了更多的反思。如果说在之前的反思中，他虽然也会讨论民族意识，并且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已经超越了1957年对“共同心理素质”的讨论，但似乎仍然缺乏对这个“意识”内涵的深究。他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里说，“我初步考察了一下，想到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一个是上面已说过的瑶族的形成问题。各个民族的形成可能有不同的过程。在这里很清楚，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人，大家认为自己是瑶族，而且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互相合作，有了共同意识，可是它里面还容许不同的个性存在。从这个实例里面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来，不仅适用于金秀的瑶族，也可能适用于中华民族”。那么到《盘村瑶族》完成之后，他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1983年6月他为《盘村瑶族》书稿写了“序”。虽然他说，自己想讲的话，在一年多前（1981年12月）的讲话中和后来范宏贵的文章中都表达了，但实际上，在这一年多中费先生的思考和反思又有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他在“序”里对自己、对中国民族史研究提出了重要的反思建议。他批评说，“我总是想从史料中去追寻瑶族的来源，多少是认为有一条线贯彻始终，不论这条线的某一段中这种人曾被人称过什么名称。这种看法并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人总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现在还存在的民族总是有个源流可查考的。但是我从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形成的具体过程中却看出了上述观点未免过于简单了些，因而也会妨碍我们对民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他在比较简略地介绍了大瑶山“五种不同自称的”“可能有不同的来源”的集团“凝聚而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之后说，“于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值得在理论上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中能承担多大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民族共同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怎样起变化的？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民族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又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开辟出广阔的园地。”

总之，费先生的人类学背景不仅让他坚持中国各民族的“多元”，而且在“清理和总结”中，“反思”了各民族的分分合合，认识到“民族”单位的发展、流动和变化，还明确提出了“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这样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且进一步提问民族共同体到底能够承担多大的民族差别？民族共同体为什么会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又为何某些民族成分会分化出去？虽然1988年的“多元一体”讲话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思考，但似乎并未深究。他在此后的进一步思考中会回答“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吗？

三、对学术反思的再反思

在费先生的学术回顾和反思中，大瑶山瑶族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他由此提出了大瑶山瑶族形成中的“凝聚力”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发表8年之后，即1996年他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再次反思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在这篇反思中，他不仅仅说明了从1935年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开始，通过和各地少数民族接触，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想法，成为他解决自己思想困惑的一条思路，而且“再反思”自己的探索还需要如何进一步深入。

他说：“重读我的这篇讲稿，我觉得理论上值得进一步论证的是以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进而引申到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他进一步回想起早年（1934年）读过的史禄国老师的小册子Ethnos。他说，“Ethnos在史老师的看法里是一个形成Ethnic Unit的过程”。“Ethnos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我想从‘多元一体’的动态中去认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人们聚合和分散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虽然费先生很自豪地说自己的文章回答了史老师的启发，但他继续说，我对他的理论没有学到家，“我只从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合处着眼，粗枝大叶地勾画出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轮廓，一张简易的示意草图，并没有深入史老师在Ethnos理论中指出的在这分合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现在重读史老师的著作发觉这是由于我并没有抓住他在Ethnos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

人类学、民族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重要的理论转向，在新的“族群理论”的视野里，“民族”单位不再被看成是一个世代相传的a fact of Nature，“民族”或者“族群”的“认同”被更加关注。这个重大理论转向的开始与费先生的同门、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缅甸高地克钦人的研究有密切关联，并且在利奇的学生巴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那里得到张扬。尽管我们不能肯定费先生如何评价，甚至是否了解这位同门的这一历史角色，但费先生从自己的民族实践和学术反思中，认识到“认同”在族类群体形成和分裂中的重大作用。实际上，1992年在讨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时，费先生就说，“我对顾先生的三皇五帝纯系虚构的说法，并不怀疑。但是想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要虚构这座琉璃宝塔来‘欺世骗人’？”费先生解释说，其实《古史辨》有很多地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尧、舜、禹、汤原是东南西北各地民族信奉的神祗。当这些民族与中华民族这个核心相融合时，各地的神祗也就联上了家谱。”“分别的神祗原本是小集团的象征。各个小集团融合成了一个较大的集团，很自然需要一个认同的汇合”。

在最后的岁月里，费先生虽然没有进一步讨论“认同”的理论，没有深究“凝聚力”和“离心力”的内涵和事例，但是他对人们之间如何能够建立起更亲密的情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论思考。他说，“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民族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而可聚可散，聚散并不决定于名称上的认同，而决定于是否能够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呢？这就是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甚至“天下不同”。他在八十岁生日时完整写下的这十六字原则，零散的提及在时间上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要早。但是他在自己最后的岁月里，这却是他谈得最多的问题。他从自己的实践和学术中认识到，在国家机器的强力维护之外，亲密情感的建立，甚至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平稳的民族关系的存在，都必须建立在“认同”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思考的结果是1997年提出了“文化自觉”。他甚至指出，“多元一体”的思想“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的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识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者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就在于能容纳多元，融成一体”，他还进一步说，“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王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德凝聚成的群体才是牢固的，所以说‘以德服人者王’。我想，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

从这个角度看，费先生不仅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反思中表现出对中国民族构成状况复杂性的新认识，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而且在1989年以后十多年中的进一步反思中，深化了“多元一体”的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多元一体”理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而且为当下民族研究的深入和民族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思路。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