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 F·李希霍芬( F． von Ｒichthofen) 最初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代汉代中国通向西方 ( 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是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古代印度) 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 一是在时间轴上，人们意识到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以中国中原地区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流已经有之，因而从汉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也向后延续到汉唐宋元以后，将不同时代的东西方交流的路线均纳入其中; 二是在地理空间上，也突破了狭义的 “陆上丝绸之路”( 也称之为 “沙漠丝绸之路”) 的空间范围，提出更为北方的 “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为主的 “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区域间形成的 “西南丝绸之路” 等不同的概念。如同荣新江先生所言: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中国西南地理空间上极为辽阔、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的青藏高原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来加以考虑，从而提出 “高原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本文拟从以下方面，以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主要材料，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一、“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
笔者提出的 “高原丝绸之路”，很显然是在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上的拓展，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是指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笔者曾对这个概念作过进一步的阐述: “其一，( 这个概念) 并不仅仅局限在以丝绸贸易为主从而形成所谓 ‘丝绸之路’ 的汉代，而是包括了从史前时代开始以来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 ( 包括外国与中国内地) 交流往来的路线; 其二，这些不同时代的交通路线既有主要的干线，也还包括了若干重要的支线，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交通网络; 其三，这些路线既有外向型的国际通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 也有内向型的通道，从而将这些通过青藏高原的国际通道和起点在中国内地、沿海的所 谓 ‘陆 上 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等连接在一起; 其四，这些路线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功能均不是单一性质的，它们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传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都具有复合性的功能。”以往的研究中，曾经有学者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视野对于笔者所论及的“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有过涉及，曾分别提出过诸如 “吐蕃丝路” “唐蕃古道” “香料之
路” “食盐之路” “麝香之路” “茶马古道”等若干概念，这些概念均有其合理性，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却与 “高原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后者在时间、空间这两个维度上都要更为广阔。笔者之所以要提出 “高原丝绸之路” 这个更为广义的概念，绝不是要跟风追潮，标新立异，而是主要基于以下这样一些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其一，近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工作的进步并不断提供给研究者以新鲜的实物史料，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基本上都不再局限于李希霍芬时代所提出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而是将其大大的加以了拓展。这不仅是学术视野的扩展，也是理论、方法上的进步，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及时地修正旧有的观念和认识，提出新的创见。其二，青藏高原过去考古工作起步较晚，缺乏较为有力的考古证据来讨论这一概念。近年来西藏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史前时代直到汉唐时代 ( 对应青藏高原而言则可略同于吐蕃早期各 “小邦” 时代和唐代吐蕃王朝时期) 都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既有
和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大量汉晋、唐代的丝绸残片，也有欧亚大陆和海上贸易中常见的宝石、珠玉等装饰品的组件; 出土金银器中的器型有不少系仿制中亚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金银器，还有最能体现欧亚草原文化色彩的大量装饰在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大角动物、马与骑手等纹饰图案。在一些文献记载的重要交通要道上，还发现了和唐代中印交通直接相关的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印度时所镌刻的 《大唐天竺使出铭》 摩崖铭刻，更是提供了印证、补充、完善文献史料的重要考古实物。此外，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位于西藏边境线上古藏文题刻、佛教石刻、铜钟等实物，也都和吐蕃时期与中亚、南亚的交通有关。所以，笔者赞同 “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 这个观点，认为适时地提出这个概念，无疑有助于国内外学术界及时地重新认识和深化 “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些整体性的概念。其三，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它北接新疆，和传统的 “陆上丝绸之路”相平 行; 东 连 四 川、云 南，和 这 一 区 域 内 的“西南丝绸之路” “藏羌彝民族走廊”等天然相接; 西南和南面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中亚和南亚国家与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这种区位特点决定其不可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 “盲区”。
其四，事实上，虽然自然条件高寒恶劣，但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的各民族与外界交流、交
往的脚步，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 “山结” “水结”之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密如毛细血管般的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运转，并不断对此进行开拓、改进和完善。直到今天，在青藏高原形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主要关隘、出境口岸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叠。以今推古，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上，我们都无法否认广义上的 “高原丝绸之路” 的历史存在。
二、“高原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
从目前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距今 4 ～ 5 万年前，远古人类已经踏上了青藏高原。在距今5500 年，藏东昌都已经出现了定居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是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等。大约在距今 4000 年，西藏的腹心地带也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遗址等一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这个时期居址的建设、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与种植，陶器、石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制作，装饰品等高级消费品的出现等考古遗存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注意的客观事实: 从外部输入高原的物质文化、精神产品一直没有中止过，而带入这些因素的人群，应当是流动的人群; 其中反映出的远程贸易、技术和观念的传播，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的融合等因素，都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实现的，从而为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以卡若遗址为例，在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发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是粟，聚落中发现大量半地穴式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均作过处理，出土的陶器、石器与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也具有可比性。所以，卡若遗址的发掘主持者童恩正先生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 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变化，是否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童恩正先生认为，有一支 “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进入青藏高原东麓，从而从外部输入了这些文化因素。汉文文献中所记载的 “西羌”，应当是青藏高原上早期迁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民族。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 ［接］ 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从这段记载中可知，西羌在中国西部的分布极为广阔，南面和蜀汉之外的所谓 “徼外蛮夷” 相毗邻，其西北已经进入到西域诸国境域，它们从蜀汉、西域等不同的方向迁徙进入青藏高原，应当顺理成章。所以，对于唐代吐蕃的来源，在 《旧唐书·吐蕃传》中讲到: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 汉 西 羌 之 地 也。 其 种 落 莫 知 所 出也”。而 《新唐书·吐蕃传》则更为直接地认为: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虽然青藏高原早期人群的迁徙情况可能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但西羌曾是青藏高原古代族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是可信的历史事实。两 《唐书》 中明确记载吐蕃 “本汉西羌之地”，或径言 “吐蕃本西羌属”，实际上都强烈地暗示出这种隐藏在文本当中的真实历史线索。历史学者张云认为: “汉文中就有羌即藏的说法，从民族成份的基本构成上和文化风貌上说吐蕃即是羌，在我们看来是对的，象雄人、苏毗人皆与西羌人有关或直接是羌人。”两 《唐书》等唐宋时期成书的汉文文献所记载的年代虽然已经晚到汉唐，但童恩正先生则从更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便已经注意到这些从北方南 下 的 氐 羌 系 民 族，是 很 有 远 见 的 一 个推测。在西藏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当中，笔者曾经从多方面考察过当中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的因素。例如，与青藏高原西部相邻的今印占克什 米 尔 地 区， 曾 发 现 布 鲁 扎 霍 姆 遗 址( Burzahom，也译为布尔扎洪遗址) ，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由于该处遗址具有与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相似的若干文化因素，如半月形石刀、穿孔石器、长条形石锛石凿、半地穴式房屋等，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这个遗址反映出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东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影响到了克什米尔地区。西藏出土的蚀花料珠——— “gzi” ( 藏族群众称其为 “天珠”) ，近年来在西藏西部地区早期墓葬中多有出土，童恩正先生认为其可能源自于伊朗高原，因这种珠饰在南亚地区也多有发现，另一个可能的生产和传播地点或许是在印巴次大陆。又如，在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曾发现过一件陶制的猴面装饰。意大利著名学者 G·杜齐 ( G． Tucii) 指出，早在米努辛斯克地区也有这一主题出现; 而石硕先生发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传说体系中，这种以猕猴作为早期人类创世者的原始宗教信仰也曾经较为流行。如 《隋书·党项羌传》称，“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藏文史籍中关于古代人种起源有各种说法，但最令人注目的就是猕猴传人的传说。所以，这种远距离之间的信仰、观念意识的传播，和不同地区人类的交流往来应当有关。再如，拉萨曲贡石丘墓当中，曾出土过一面铁柄青铜镜，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考古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它与中国传统的无柄具钮形铜镜系统不同，而与中亚、西亚或南亚的带柄镜系统有相似之处，并对它的来源、装饰艺术风格、传播途径等问题发表过不同的意见。近年来在西藏西部象泉河等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约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的墓葬中，更是有多枚不同形制的青铜带柄镜，它们常常与前文所说的蚀花料珠 “gzi”同出于一墓，其来源地应当大体上相同，目前学术界一般倾向认为其是从南亚、中亚输出的商品。此外，西藏西部的古代岩画中，还出现了一些十分显著的带有 “欧亚草原文化因素” 的图案，如岩画中刻绘的动物均具有鹿形大角、身饰横置 “S”形纹饰或双涡纹等特点，令人联想到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 早 期 所 谓 “斯 基 泰———西 伯 利 亚 动 物纹”。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藏西部岩画中的“动物形风格”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 “斯基泰风格”极其相似，提出可将其归入到欧亚草原岩画传统，并与其周边的 “中亚岩画丛” “阿尔泰岩画丛”相互衔接，可视为 “欧亚草原岩画圈”中的 “高地亚洲类型”。这些观点都很富启发意义。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实物上，都显示出早在西藏史前时代，青藏高原人群从外部进入到高原的通路已经被充分地开发利用，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都出现了多种外来文化影响、交流的遗迹。可以推测，这些
因素的传播、交流有些可能是由人群的迁徙流动直接带入到高原的; 也不排除一些因素 ( 尤其是信仰、观念、意识和技术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可以间接地、接力式地长距离传播进入到高原。而这些人群 ( 族群) 我认为无疑正是广义上的“高原丝绸之路” 最初的开拓者。他们不畏艰辛，筚路蓝缕，拓殖高原，为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视为 “生命禁区” 的世界屋脊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同时，他们当年排除万难到达高原所行经的道路，也为后世的继续探寻开创了先河，标识出方向。
三、高原各族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高原丝绸之路” 的各条路线、各个段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以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方式逐渐形成的。青藏高原的若干古代民族，都曾对这个庞大的交通路网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些路线一开始可能还是局部的、内向型的、区域之间的，通过多次的整合之后，最后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最终定型为全域性的、外向型的、跨区域的路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参与到各个区域间和国际间的交往与交流，开拓、维护和利用高原丝绸之路。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各个区域形成的交通路线各有其特点，这里，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重要的区域来进行考察。
( 一) 青藏高原西部
这一地区大体上即指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全部和藏北地区一部，历史上是藏文史书中所载的 “象雄”( Zhang zhung) 和汉文史书中所称的“羊同” 所在。这一区域沿喜马拉雅山脉与中亚、南亚等地区相毗邻，也通过高原北部与新疆的南疆相连接，是高原丝绸之路外向型路线重要的干线经由之地。法国学者石泰安 ( Ｒolf AlfredStein) 对于古代羊同 ( 象雄) 与外 界 的 交流 曾做出这样的评价: “西藏西部对西藏文明的形成曾起过重大作用。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苌 ( 斯瓦特) 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其他小国毗邻，希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中的古老成份都经由那里传至吐蕃”。关于具体可能存在的交通路线，石泰安认为: “象雄肯定是向印度开放的，或是通过尼泊尔，或是通过克什米尔和拉达克”。意大利学者杜齐也曾论断: “在吐蕃帝国建立之前，象雄是一个大国，但当吐蕃帝国开始向外扩张时，它便注定地屈服了。象雄与印度喜马拉雅接界，很可能控制了拉达克，向西延伸到巴尔提斯坦及 和 阗，并 且 把 势 力 范 围 扩 展 到 羌 塘 高原”。但是，受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推测和假设的阶段。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区域的关注近年来有很大的研究进展。过去主要的文献史料依据，是唐人杜佑所撰 《通典·边防六》 “大羊同” 条下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牦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唐会要》卷九十九 “大羊同国”条与 《通典》的记载基本相同，但只是明确指出 “贞观五年( 631) 朝贡使至。十五年 ( 641) ，闻中国之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尉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隟地”。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个地区和中原唐王朝是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方才正式建立联系，遣使来朝。但近年来在西藏西部相继发现了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等几处重要的古墓地，却为此提供了新的更早的实物证据。西藏西部这批古墓葬的年代均未超出汉晋，即公元 2—4 世纪。从一座大墓中出土了黄金面具、茶叶、丝绸等遗物，尤其是丝绸上有汉字“宜” “王侯”等字样，充分显示出所具有的中原文化特征。鉴于西藏当地从来没有制作丝绸的传统，所以可以认定它只能是从汉地经过某种途径传来。过去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汉晋时
代墓葬和新疆营盘墓地中也出土过带有 “胡王”“王侯”等字样的织锦，构图的形式也与西藏所出的这件 “王侯” 锦基本一致，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类织锦很可能都是由汉地工匠或织造机构专为边疆定制，通过商贸交换、官方赏赐等不同的方式流传到边地，成为专供 “酋豪”们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墓葬中出土的茶叶，经自然科学家对其中所含的植硅体和植钙体进行鉴定后表明，“这些考古植物样品中都含有只有茶叶才同时具有的茶叶植钙体、丰富的茶氨酸和咖啡因等可以相互验证的系统性证据，组成一个证据链”，从而确认其 “都是茶叶”。墓中所出的黄金面具以及对于尸体进行外科手术式处理的方法，都和上文所记载的羊同 “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的丧葬习俗相似，因而笔者认为，早在汉晋时代，西藏西部便已经存在着一条与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连通的主干道，这条线路最初的开创者，很可能与羊同的 “酋豪” 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出自对中原王朝的倾慕之情，对汉地和周边各国包括丝绸、茶叶、黄金、珠宝等多种高级奢侈品在内的消费追求，凿通了这条 “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值得注意的是， 《隋书·西域传》下有一条关于 “女国” 的记载可与上述史实相互呼应:“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向天竺行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 项 战 争。 开 皇 六 年， 遣 使 朝 贡， 其 后 遂绝”。此处所载的 “女国”，在 《大唐西域记》《释伽方志》等唐人文献中也有提及，亦称其名为 “苏伐剌拏瞿呾罗国”，指其地望为 “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目前学术界根据这一地理位置，多倾向于此处所指的“女国”实际上即为 “羊同国”，亦即藏文史书中所载的 “象雄国”。将上述历史和考古信息综合起来考虑，可知西藏西部的象雄 ( 也可等视为 “羊同” “女国”) 早在汉晋以来就已经开通了和南亚天竺、唐代中原王朝之间的远程交通路线，主要向天竺出口食盐，而其他的地方特产 “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 之类，很可能也是其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来自东方中原唐王朝的丝绸、茶叶也输入到了这个地区，成为当地酋豪们的高级消费品。隋代开皇六年 ( 586) 女国的“遣使朝贡”，是羊同向中原王朝朝贡最早的一次历史记载，年代早出其后唐贞观五年 ( 631)羊同遣使唐朝朝贡近半个世纪。汉文文献记载的这些史料，事实上都要比考古实物材料所显示的西藏西部与中原王朝开始交流的年代晚好几百年，其原因可能是汉晋时代象雄初通中原不久，正式的官方交流尚未形成，双方信息也不通畅。
( 二) 青藏高原西南部
青藏高原西南部大体上指日喀则西南部以吉隆为中 心 的这 片 地 区。从 新 发 现 的 唐 代 碑 铭《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记碑铭位置是 “届于小杨同之西”推测其地望，其地理方位当为 《文献通考》 《通典》等所记的 “小羊同”所在区域;而藏文史书中记载的 “芒域”，也位于这个地区。历史上，芒域是西藏西南部与古代泥婆罗 ( 今尼泊尔) 之间的重要交通孔道，可由此经加德满都盆地进入古代印度 ( 北天竺) 。例如，藏文史籍 《西藏王统记》 记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请泥婆罗国赤尊公主进藏， “赤尊公主乘一白骡，偕同美婢十人，连同负载珍宝多骑，吐蕃使臣为之侍从，遂同向藏地而来。泥婆罗臣民皆送行于孟域 ( 芒域) 之间”。 《西藏王臣记》 记载，吐蕃时期巴赛朗奉命赴天竺，游方朝圣，至大菩提道场及那烂陀寺，遇寂命大师， “迎至芒域”。书中还记载，当年莲花生大师进藏，也是取此道而行， “大阿阇黎 ( 莲花生) 已由神通照知，见诸藏使跋涉辛苦，乃运用神变，迅速驾临芒域贡塘”。据 《米拉日巴传》 记载，西藏佛教高僧米拉日巴父子在其父生前曾经输掉了房屋田产，只好离乡外流，他们到了 “芒域贡塘” 的江安寨地方才定居下来。著名藏学家刘立千先生在此条之下注释称:“芒域，古为阿里三围之一，今属日喀则行署吉
隆县; 贡塘在县西南，为该县的一个区”。所以，这一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国际通道，可能开通的时间很早，利用程度也很高，到吐蕃王朝时期正式成为吐蕃与泥婆罗之间的官方通道，史称“蕃尼道”。唐代初年开出的中印之间的 “新道”，其实就是将区域性的 “唐蕃古道”和外向性的 “蕃尼道” 相互贯通的结果，对此将在后文中论述。
( 三) 青藏高原东南部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历史上部族众多，曾经有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氐羌、西南夷、东女、白兰羌、附国、 “西山八国”、党项羌等多个民族在此活动。这个区域在自然地理上一个最大的特征，是由横断山脉的多条南北向的河谷形成历史上的所谓 “六江流域” “民族走廊”，也形成青藏高原东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带。早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些东部族群沿着 “六江流域”从纵向的南北方向以及横向的东西方向上迁徙移动，奠定了后来青藏高原东麓 “高原丝绸之路”的雏形。笔者曾经从这个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石棺葬文化、二次葬与乱骨葬俗、北方草原文化系统青铜器 ( 带柄铜镜、双圆柄首青铜短剑、动物纹饰等) 等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过这一区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出在横断山脉地带先秦至两汉时期，曾有三大系统的民族集团在此活动，即来自甘青高原的氐羌系统民族集团、 “西
南夷”系统的土著民族集团、北方沙漠草原胡系民族集团 ( 主要为月支胡、煌中胡、卢水胡等支系构成) 。如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川西高原的汶山郡 “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白兰峒、九种之 戎”。这 些 民 族 集 团 通 过 横 断 山 脉“六江流域”的民族走廊，不仅促进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南下，并且以此为中介，将更为遥远的中 亚、西 亚 文 化 因 素 也 可 能 渗 透 到 西 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区域内的部族成为南朝通向西域传统丝绸之路之间的中介者。尤其是在中原阻隔的情况之下，南朝通过青海吐谷浑所控制的 “青海道” ( 也称为 “河南道” “吐谷浑
道”) 和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相连接，南下可由益州 ( 今四川省成都市) 经长江水路前往荆州、
建康; 北进可通向漠北敕勒、柔然; 向西可进入高昌、于阗、乌苌、厌哒，从而突破北方强敌北魏的封锁，打通了江南地区与西方的贸易通道。在这个过程中，益州和吐谷浑之间的宕昌、邓至、党项羌等都进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共同起到维护这些通道的作用。唐代吐蕃时期，随着吐蕃王国势力的向东扩张，到公元 7 世纪后期，已是 “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阙，地方万余里”; 同时，吐蕃在灭破吐谷浑并占领青海地区全境之后，也将 “青海道”纳入其庞大的交通路网当中，并利用这些通道有效地实现了对唐代长安、剑南益州、云南南诏等地的军事攻略与政治交往。
( 四) 青藏高原东北部
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重要的部族有苏毗、吐谷浑各部。苏毗部族原来也可能属于西羌的一支，《新唐书·苏毗传》记载: “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吐谷浑原属鲜卑慕容氏分离出来的一支，公元 4 世纪初开始不断向西迁徙，从阴山南下经陇山抵达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到吐谷浑孙叶延时 ( 329—351) 始建政权，以
吐谷浑作为国号和部族名，最后定都于青海湖以西的伏俟城。吐谷浑人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对南北朝时期经青海外向发展的国际通道的维护与拓展。如上所述，吐谷浑曾长期扼控青海通向益州、西域和漠北的青海道，与南朝政权尤其是梁朝保持着友好往来，双方的使者、商队、西行求法僧通过吐谷浑控制下的 “河南道”、经由青海道通向西域和中亚各国。文献史料表明，远在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厌哒 ( 《梁书》中作 “滑国”，也有称其为“白匈奴”者) 曾在梁天监、普通、大同年间遣使梁朝; 来自西域的龟兹、于阗等国在这一时期从河南道遣使至梁; 中国内地与西域、印度的佛教僧人，也利用吐谷浑人所扼控的这些国际通道经吐谷浑往来于西域、印度和中亚之间; 吐谷浑人自身也充当起东西方贸易的中继者和向导的作用，曾在与东魏、北齐的交往中引导 “胡商”从事驼骡、杂彩丝绢等物品的商贸活动。吐谷浑所控的青海道形成的路网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向: 一是经过柴达木盆地由伏俟城经白兰 ( 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 至西域敦煌、高昌、焉耆、鄯善、于阗等处，最后进入中亚乌苌; 二是经漠北向敕勒、柔然; 三是经益州南下建康。青海道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
地位，如同周伟洲先生所言: “在公元五世纪中至七世纪初，吐谷浑所据之青海地区事实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青海向北、向东、向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通，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可谓十分客观的评价。
四、唐代吐蕃王朝实现了高原丝绸之路的整合与统一
公元 7 世纪，兴起于西藏山南雅隆河谷的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通过不断的兼并与征服，先后将苏毗、大小羊同、白兰羌、 “西山八国”等部族纳入到吐蕃版图，定都逻些 ( 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最终建立起吐蕃王朝，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吐蕃王朝不仅完成了一次区域性的文化整合，也由此形成了青藏高原全域在地理上具有相对稳定走向和道路的交通路网，高原丝绸之路由此基本定型，对于吐蕃王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影响十分深远。吐蕃时代的 “高原丝绸之路”，是在前文所述原青藏高原各部族所开凿的区域性交通路线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而形成的，并以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作为保证，对这些路网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和利用。 “高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主干线，大体上可从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东南部等四个主要方向上展开。( 一) 西北部路网：西北部路网是在原 “羊同”( 象雄) 时代形
成的交通路线上扩展而成。受到青藏高原西部山脉和河流水系的限制，其主要干道有三。一是从原羊同的腹心地带 ( 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向西北行，大致与今天新 ( 疆) ( 西) 藏公路所经相同，穿越阿克赛钦 ( Aksai Chin，突厥语，意为 “中国的白石滩”) 地区，越过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进入中亚地区; 或越过桑株大坂去往叶城、和阗，与沙漠丝绸之路南线相汇合。二是向西跨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到古代勃律 ( Palur，今巴基斯坦所占克什米尔地区之大部) 。三是通过今西藏自治区日土县境内的中印边境界湖班公湖一带，进入到印占克什米尔地区。在具体的出山口岸上，洪扎河谷、吉尔吉特河谷、瓦罕走廊 等， 吐 蕃 人 都 可 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利用。近年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 “南亚廊道”考古调查中，在阿里象泉河、狮泉河等流域 ( 流入印度境内即为印度河上游，称为萨特累季河) ，也发现一些重要的国际交通孔道，至今作 为 边 贸 通 商 口 岸 仍 然 在 被 边 民 利用，但历史记载从来不详，考古调查还在继续进行中。( 二) 西南部路网：西南部最为重要的干道是从拉萨向西南行，逆雅鲁藏布江向西，从 “芒域” 的吉隆河谷进入到中尼边境，进而南下加德满都盆地进入北天竺的国际通道。这条道路在唐初成为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一条近捷之路，唐人释道宣在约成书于公元 7 世纪中叶的 《释迦方志·遗迹篇》 中，列出了这条新出现的 “新道”。唐代的许多求法僧人在唐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资助和保护之下，便利用了这道新道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直接贯通高原进入尼泊尔、印度，唐代著名官方使节王玄策数次奉诏出使印度，也利用了这条新道。1990 年在吉隆境内的马拉山下发现的王玄策使
团所镌刻的 《大唐天竺使出铭》，证明了这条古道主要的走向和出境口岸。明代以后，在吉
隆道的两翼又分别开通了定日道、聂拉木道、樟木道等新的通向南亚的通道，形成高原西南部的路网。( 三) 东北部路网：东北部路网是在原吐谷浑构建的 “青海道”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扩展后形成的，其基本的走向大体上和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 ( 沙漠丝绸之路) 相平行，主要为东西向，从青海湖分数道向西与敦煌、于阗等丝路重镇相汇合，前文已叙，兹不重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青海都兰、乌兰等地考古发现了一批年代约为公元8 世纪初年的大墓，其中的 “都兰热水 2018 一号大墓” 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银器、丝绸残片等遗物。这些金银饰片上多以捶拓、压印、錾刻等不同方法得到忍冬、莲花、团花、缠枝花草以及立鸟、翼兽、狮、狼等动物纹样，可从中窥见其制作工艺与纹饰风格等方面的若干特色，尤其是具有浓厚欧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大角动物、带翼神兽最富特点。墓中还有多件 ( 套)用金银制作的口、鼻、嘴巴、胡须等面具组饰，死者棺内随葬有印章。“乌兰泉沟一号墓”系用砖、木混建的方形墓室，带有长斜坡墓道，有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后来还清理出专门用来放置金冠、金鋬指杯的 “暗格”。在建筑方式上，采用大量柏木来搭建墓室，前室为砖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的顶部、四壁都用大量的柏木砌建，前、后室内均残存有壁画。结合过去在都兰热水曾经发掘的墓葬出土文物来看，在丝绸的图案、纹饰，金银器的器形与装饰等方面，都体现出了许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因素，死者应是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故地王公贵族，他们在吐谷浑灭国之后 ( 唐龙朔三年，663 年) ，与吐蕃王朝之间还通过王室通婚、册封小王等方式保持了友好关系，维护和保证了 “青海道”的畅通。( 四) 东南部路网：东南部路网除了从青藏高原连系川西北、滇西北高原的跨区域之间的交通路线之外，有文献史料记载吐蕃时期也开通了经 “滇缅道” ( 也称 “蜀身毒道”) 进入到天竺 ( 古印度) 的国际通道。唐代高僧义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弥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阙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唐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灭，村
乃割属余人。唐代另一位高僧慧琳在其 《一切经音义》 一书中进一步地解释:……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 牱 往 天 竺 得 达，因 有 此 说，遂 检 寻《括地志》及诸地理书、 《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经，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巂、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沍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需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赉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山险无路，难知通塞，乃为当 来 乐 求 法 巡 礼 者 故 作 此 说，以 晓 未闻也。从上述两位唐代高僧的记述来看，唐人已知晓从蜀地借道，可以通往天竺，认识到这是从 “西南夷”“蜀川牂牱道”经行吐蕃 ( 土蕃) 东北部通往古代印度最为近捷的通道，但同时也认识到，这条通道受到诸多条件 ( 气候、地理、语言、风俗等) 的限制，其难度也是诸条往天竺道中最为险峻者。目前在这个区域内考古工作的开展还不充分，还缺乏考古证据来进一步论证道路的具体情况，但唐人所载十分详实具体，指出了一些大体的路线和方位，当为可信之史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综上 所 述，唐 代 吐 蕃 时 期 所 最 终 定 型的“高原丝绸之路”，不仅整合和重构了青藏高原内部各区域间的交通路网，也将其拓展到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成为连接起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和结点; 同时，也通过印巴次大陆的印度洋、东南亚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等出海口岸连接起海上丝绸之路，在若干条东西走向的路线之间，形成南北纵向的干线，如同一张经纬相交的路网，将“一带一路”联系成一个整体。
五、结语
唐代吐蕃王朝在公元 9 世纪走向灭亡，但“高原丝绸之路”却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历经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还基本维持了其主要干道的走向与格局。对于 “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曾经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是构成了体现和代表中外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 “主动脉血管”; 三是承担着中国西部边疆对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 四是对于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 五是成为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将我国西部疆域和民族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纽带作用。在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当中，青藏高原从史前时代到吐蕃王朝时期以汉藏两个民族为主体、并包括不同时期各族人民在内的命运共同体，既是其开创者、维护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今天，当我们站在 “一带一路” 这个广阔的国际视野下重新审视青藏高原的远古历史和文明史，不能不强调 “高原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定位，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复原，更是对世世代代生活、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各族儿女心系祖国、向往中华文明、认同中华文化一个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可供学界同仁进一步共同加以探讨。
文章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