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古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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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时间：2021-12-15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霍 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工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探寻人类文明起源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次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一篇引领新时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温故而知新，为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本文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的基础上，围绕考古学对构建中华民族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与意义，略呈抛砖之论，期待学界就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积极讨论，各抒高见。 一、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共同构成认识人类历史的信息来源和资料基础。在广义的历史学中，考古学的一个显著贡献是从纵横两个方向上丰富人类认识历史的维度。 就纵向而言，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这个漫长的时段中，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仅?3000多年，可以说对于约占人类发展史?99% 以上历史的认识，都来源于考古学。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由于地质学中地层学理论具有断代意义，促使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从而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确认了旧石器时代的存在。俞伟超先生曾经评价，“在人类历史上发现旧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和地质学相结合的结果，而这又标志着考古学的一个巨大转折”，并援引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思（JohnEvans）的观点，“确立旧石器时代有人们存在（的贡献）……莫过于为人类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它增加了时间的巨大范围”。所谓“增加了时间的巨大范围”，即延长了历史轴线。达尔文进化论、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确立以及近代考古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新认识，为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贡献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我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极大地延展了中国历史的轴线，科学地展示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初步揭示出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连绵不绝、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根系。从认识历史、重建古史的意义而言，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明经历了人类起源、食物生产和文明起源及文化演进的各个阶段；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 就横向而言，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模式，随着考古发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拓展而不断丰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中心论”几乎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唯一范式。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通过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考古项目，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西北地区等各个区域内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突破了单一线条的演进叙事。基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以及“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多重花瓣”、“古文化—古城—古”、“交互作用圈”等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构想，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文明体系框架的认识途径。 考古发现也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一些本源性问题带来了新思考。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就是典型案例。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随着?1986 年两个祭祀坑的揭露达到高峰，发掘出土的巨型青铜人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发式各异的青铜头像以及覆盖其上的黄金面具、数株高大的青铜神树、黄金制作的“权”等，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面貌。 随后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等青铜时代遗存，也属于三星堆文明体系。三星堆文明的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东亚青铜文明体系的认识。传统历史叙事中，夏、商、周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基本文化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的礼仪制度体系。青铜礼器制度体系的形成，不仅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且对整个东亚早期文明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中原地区的礼器制度也影响了遥远的古蜀地区。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包括尊、瓿、盘等礼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与此同时，三星堆还存在以黄金“权杖”、玉石质仪仗用器、青铜人像和神像等宣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制度体系。这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文化内涵。让世人认识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除中原的青铜礼器制度外，还存在与欧亚大陆其他青铜文明类似的政治权力表达方式。三星堆文明还为中华早期文明注入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明中存在许多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罕见的物品和现象：高大的青铜人像（或神像）和头像，大量使用黄金——包括制作黄金“权杖”、用黄金面罩覆盖于青铜头像表面，可能与“太阳神”、“宇宙树”崇拜有关的青铜神树等。这些事物在古代中亚和西亚青铜文明中却并不鲜见。所以，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广泛吸收了周边文明的某些因素，具有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特点，成为中华大地上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这是对三星堆文明世界性意义的深刻阐释，也是考古学拓宽人们认识视野的典范。 二、深化对中华民族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的历史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这对历史时期考古学提出了殷切希望，指明了方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权建构、族群凝聚、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根性。如李大龙所言，“多民族国家中国并非哪个族群所独有，是众多族群包括历史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缔造的”。传世文献和当代民族志是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的重要资料，但考古材料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学对其遗存进行辨识和复原，考察其对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作用。举其要义，可言者三。其一，为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提供了大量文献缺载的历史信息。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有“夷”、“夏”之分。关于“夏”的记载相对较多，并且呈现较为明晰、连贯的历史脉络；关于“夷”的历史资料则相对较少，对其发展脉络的记载也相对笼统、缺少连贯性。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及其形成轨迹，对两者的历史考察皆不可或缺。考古学不仅能够提供认知华夏文明的丰富资料，更为难得的是，能够通过对边疆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探讨边疆族群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轨迹。考古成果表明，至少从仰韶时代末期开始，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开始出现统一的文化体系。龙山时代，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趋同发展的势头更加强劲。夏商周三代王朝所显现的历史图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众多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多样地区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多区域文明的共同发展，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秦汉时期，中国开始形成统一的政治体制、国家形态和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这是时人继承中华大一统传统的国家观、民族观的体现。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大量涉及边疆、民族的考古资料。如北方的东胡、匈奴、山戎，西南地区的巴蜀、“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南方的百越，长江流域的荆楚，都遗留下了丰富的实物史料。考古遗存反映出他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交往并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细节。例如，罗二虎根据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船棺葬、石棺葬、大石墓等，分析了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与西南夷从多种文化并存到最终融入汉文化体系的历史进程。他认为，西南夷地区土著文化的变迁包含三种情况：一是受汉文化强烈影响，逐渐融入汉文化；二是在汉文化影响下迅速发生变化，但由于某种突发原因，在尚未融入汉文化之前突然消失；三是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保存其文化特色。这种基于考古材料的观察分析不仅细致入微，而且补充了史载之不足，增强了历史信度。魏晋至隋唐时期，边疆民族对于深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考古成果生动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场景。例如近年青海地区发掘的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大墓、乌兰泉沟一号墓中出土的金银器、丝绸、王冠、印章等文物，提供了唐代青藏高原各族群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若干线索，揭示了高原各族群融入中原文明体系、开辟“高原丝绸之路”的史实，生动讲述了常人心目中寒冷荒凉、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上的“中国故事”，起到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的积极作用。其二，客观反映了“中国”或“中华”意识深入各民族（或族群）精神的历史事实，并提供了相关实物佐证。“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价值观。这种观念不仅引导中原地区的统一，也为边疆族群所接受和认同。比如北方边疆民族持续不断地谋求“入主中原”，而不是自绝于“中国”之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到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最终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各王朝，在中国的史书序列中都成为了“中国正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集中的政治体现。曹兵武认为，“概括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发现文化上的持续性、伦理上的认同性、政治上的统一性和包容性是三个最为显著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在考古发现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各地考古发现的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城址、墓葬、石窟寺遗址中，出现了大量反映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史料，其中体现国家政治权力、行政体制和宗教、意识形态的考古遗存尤其值得关注。例如，渤海、辽、金时期的不少都城形制，大多模仿中原王朝隋唐两京的城市格局；吐蕃王陵、西夏王陵等，都参照了中原帝陵规制；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北魏皇室开凿的石窟，其佛教造像从初期具有外来“天竺梵样”及鲜卑族衣饰特点的“一派胡风”，发展到华夏衣冠的“褒衣博带”，从而勾勒出北魏皇室推行汉化改制、融入中华文化的清晰线条。南北朝时期，游牧部族建立的北朝政权与汉民族建立的南朝政权的“正统”之争，也在考古遗存中有所反映。奉梁武帝命令，护送北魏北海王元颢北归洛阳的陈庆之，返回南朝后，对北朝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时人问及原 因，陈庆之言道：“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中华“正统”观念，已经成为紧密联系各族群的文化纽带。其三，多方面、多层次展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成果为更好地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址，能够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场景和业已消逝的社会“横截面”，从中窥见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礼仪习俗、物质生活、艺术情趣、技术创造等历史细节，观察到许多日用而不觉的历史信息。比如，北魏 墓葬中绘有大量的孝子、列女故事图。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上的孝子、列女图像，漆棺上的人物皆着鲜卑服饰。山西大同的司马金龙夫妇墓，也出土了绘有孝子、列女图像的漆画屏风，画上人物则身着汉装。到了北魏晚期，有孝子、列女图像的石棺椁或石棺床更为流行。这些现象表明，汉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念已经高度融入北魏社会，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共同的“文化基因”。诸如此类的“文化基因”经过长期的淬炼、选择与创新，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对我国古代历史部分内容进行完善，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完整、准确地讲述我国古代历史，首先要树立民族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民族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要强化文化认同，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从人类认识事物、构建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本身是客观的，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考古学者的根本目标。文化认同是民族的魂魄与根脉，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寻根”，需要充分发挥边疆考古和民族考古的作用。边疆考古主要指在当今中国行政区域内边疆陆、海省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如西藏考古、新疆考古、云南考古等；而民族考古学的定义虽然尚存歧义，但也可以认为是对古代不同民族遗存开展的考古研究，如匈奴考古、高句丽考古、渤海考古、吐蕃考古等，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民族史、民族志研究具有某些共性。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一是从纵向上进行文明探源，追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根 系；二是从横向上开展边疆考古（也包含民族考古），拓展研究范围；三是开展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研究。边疆考古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展现出祖国边疆地区所 蕴藏的巨大的考古文物资源，也预示了边疆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的发展前景。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作为考古学重要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的边疆考古 学、民族考古学，通过不断发现和补充新资料，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考古与边疆考古的研究是多维的。观察一个民族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莫过于考察其在哲学、宗教与思想文化上的若干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许多文献失载的历史证据，需要考古补充。以唐代吐蕃为例，吐蕃王朝控制区域处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交汇地带，因此吐蕃文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但是，这种丰富多元并不能掩盖其“底色”。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写卷中，有数种译自汉文的儒家经典残卷，如《尚书》《春秋后语》《孔丘项橐相问书》等；而儒家“德治天下”的政治观念，在吐蕃 时期的敦煌古藏文文书以及著名的唐蕃会盟碑、琼结桥碑等碑刻中得到印证，是吐蕃政治文化深受汉地思想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据。吐蕃佛教考古遗存显示，吐蕃时期的 佛教思想，深受禅宗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与同时期传入吐蕃的印度佛教并驾齐驱，也为后来藏传佛教后弘期各佛教宗派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汉地历算、阴阳五行、八卦、风水堪舆等，也在唐代传入吐蕃，在藏文史料和传世文物中留有大量线索。纵观吐蕃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可以清楚看到，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文化为时尚，通过长期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整合，形成其思想文化的根基和“底色”，清晰呈现吐蕃文化最为核心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这种高度的文化认同，最终推动吐蕃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考古学对于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发现其本质，也作出了应有贡献。各民族之间最终形成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意识”，还离不开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正确认识。考古发现可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参照补充、丰富完善这一历史认知。从先秦、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考古材料反映出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从来就不是单向的，既有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积极汲取，也有汉文化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例证，反映出各民族对于共同建构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贡献。“胡汉杂糅，终成一家。”在礼乐制度、日常器用、服饰衣冠、语言文化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考古学都以无比丰富的资料，客观翔实地展示出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相互影响、融合的历史证据和历史轨迹。只有根深，才能叶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核心的是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根系，这是维系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各民族紧密相拥的内在、永恒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和许多民族经过长期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使中国成为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这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某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中华民族相互 影响交流的结果。”考古学对于讲清这个关键的“中国故事”，一定会有所作为。
文章来源于《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