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研究所举办尚社新声青年学术沙龙，沙龙以“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韩 清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统计学与数量经济研究室主任、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为了理清中国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的动力所在，不仅需要从总量上分析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还需要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行业来源以及各要素（包括管理、创新、数据）的贡献，分析地区间的差异和动态演进过程，这样才能明确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方向，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保障。
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中最为核心的技术，正不断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改变着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方式，对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起着重要作用。数字技术作为全要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关键要素，具有广泛的渗透力，对其它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实证经济学研究者有必要理清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的动力来源，明确中国经济新动能未来发展的方向，有必要理清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作用与影响，有必要理清创新驱动的投入是如何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联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时代对经济统计、特别是对数字经济的统计测算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需要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评估出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找寻在数字要素作用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支柱产业和关键地区，并通过对这些行业层面、地区层面的要素投入分解，明确创新驱动传导的具体途径，找出关键部门及主要实现路径，分析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分解要素，理清要素通过数字经济的作用路径。
这当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首先，数字经济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其次，创新驱动下数字经济关联及影响路径分析也是一个难点，将创新驱动作为生产要素投入，探讨TFP投入通过数字经济传导路径，理清创新驱动与数字经济之间更深层次的复杂的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定难度。
对于目前我们做实证研究的来说，我认为最主要的、急需解决的还是涉及数字经济的统计核算问题。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我们在构建核心经济账户的方式上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不像传统的概念关注谁在生产和生产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围绕数字化如何改变正在生产的产品的生产方式，如何改变购买和交付的方式的概念，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数字化对经济的整体影响，以及在哪些方面做出了努力。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导致了产品质量加速提升，潜在福利不断增加，这给准确衡量核算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增加了诸多难度。如何准确衡量数字经济规模也引发了广泛讨论，世界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关于数字经济的测算所采用的方法和结果各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数字经济的统计测算中，大数据技术将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有力工具，另外数字货币的使用也会更便利地收集数据解决某些问题。
邸俊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劳动力替代的担忧。此次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是对脑力劳动的替代，而以往更多地体现在体力劳动上。
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替代效应，需求效应（自身产业的需要效应、溢出效应）和创造效应。短期看主要是替代效应，但从长期来说是“影响中性”。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这个结论。
除了总量方面，人们也注意到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的异质性影响，比如，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影响（“极化”现象）、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年龄（尤其是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变得尤为突出）和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进而扩大收入差距。
国家应加强在职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投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鼓励企业分享劳动岗位而不是裁员、税收调节（增加资本、商业和消费税，降低对劳动收入的征税）。
张晓娣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作为数字经济高地，在芯片、无人驾驶、新能源等局部数字产业发展具有引领效应，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和国内深圳（数字经济先锋城市）及杭州（提出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等数字经济先发地，缺乏一定的先天优势和发展体量，数字化发展顶层设计尚处于探索赶超阶段。2021年3月，全国首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开始施行，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也同步施行，广东省也正在就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征求意见，上海已发布《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但对于数字经济、尤其是数据市场的立法，还处于探索与完善阶段，如数字金融尚未形成统一数据安全立法，各敏感信息的定义、格式、标准等使用存在难点，数据间合法流动和交互使用存在困难。上海需尽快启动并实施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和重要性的立法项目。
邓立丽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数字（网络）空间构建一个与现实物理世界相匹配的孪生城市，成为撬动上海新城未来发展，推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建设的突破口，也是解决新城规划建设管理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全面提高新城资源配置效率和综合功能的重要抓手。建设数字孪生新城，首先要在新城基本功能具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硬件投入，夯实数字孪生世界的“铁公基”。更重要的是发挥新城综合功能平台优势，构“筑数字一张网”。这张网是新城数字孪生城市的时空载体，是打开信息孤岛，拓展应用场景，地上、地面、地下，过去、现在、将来的全时空信息要素的全尺度的数字化表达。
张伯超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伴随着社交平台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电商行业本身也开始出现转型，淘宝、京东这样的传统中心化电商平台增长趋缓，开始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公域流量增长遇到天花板，获客成本高居不下；用户留存率及活跃度逐年下降；品牌商家营销成本日趋增长，价格优势逐渐丧失。新型的社交电商平台开始在上海迅猛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拼多多和爱库存等，这使得上海在数字经济领域重获自身的独有优势，实现后发赶超。
社交电商迅猛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一是小b店主这种灵活就业、自我雇佣的新型劳动者的社会治理和保障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二是社交电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对传统直销行业造成严重冲击，直销行业的严监管与社交电商行业目前的模糊监管形成鲜明对比，不经意间造成了一种市场规制层面的不公平竞争，间接导致直销行业企业比如安利、如新等传统直销企业也开始谋划建设自己的社交电商平台，这样下去，直销行业会不会就此消亡？这一问题接下来如何破题？
陈 柯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十四五”期间国家层面对芯片、操作系统等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突破越发重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数字经济市场，可以支撑大量数字经济细分行业的培育和发展，帮助突破各种卡脖子技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迎来又一轮繁荣期。在制造业数字化领域，数字经济赋能应重视制造业行业细分，在适用柔性制造的消费品行业深度应用智能制造技术，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手段辅助设备维护检修。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也伴随着大量就业和劳动环境问题，数字经济领域的合理要素收入分配机制和相应立法应该加快建立。
纪园园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数字经济促进社会资源平等”。数字化经济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精准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下，信息不对称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摩擦”将可能大幅减小，与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相伴随的是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随之可能引起生产与消费均发生系统变革。通过结构化、差异化、针对性的布局，数字经济服务将促进社会资源平等。
谢婼青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在产业数字化方面，通过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变革生产组织与贸易结构，重新定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例如对传统车间改造智能工厂、智能商店、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其中需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传统制造相结合，提高传统行业生产效率，这是对经济存量的转型升级。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在数据确权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建议有效机制，以数据流通牵引资金、人才、技术、知识等要素的全球化配置，推动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贯通发展，发展新应用、创新新业态、探索新模式、培育新职业，这是对经济增量的发展壮大。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如今，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成为全球增长和科技创新的引擎，催生了继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计算机通信革命之后的数字科技革命。这次革命也因此驱动了由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组成的二元结构，向加入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转变。下一个十年，数字科技将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把互联网技术看成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那么数字科技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既然是一种“基础设施”，数字科技就无法仅仅只是简单地存在于某个或某些场景当中，它应当是一个普适的存在。数字科技的本质是以产业既有知识储备和数据为基础，以不断发展的前沿科技为动力，着力于“产业×科技”的无界融合，推动产业互联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最终实现降低产业成本、提高用户体验、增加产业收入和升级产业模式。可以说，数字科技是实现数字经济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