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10年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创新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谁是21世纪的超级大国。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中国人在2008年一年就提交了203481项专利申请，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提交专利申请名列第三的国家，但被国际权威专利机构授予专利权的仅为1%。
英国《独立报》曾评出了改变世界的101项重大发明。中国只有五项入选，即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以及算盘。造纸术发明于公元2世纪，印刷术在公元10世纪，指南针在公元前4世纪，火药在公元7世纪。算盘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那么可以说，中国在公元10世纪以后，就较少有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发明了。也就是说，在1000多年里，在创新方面我们是缺乏的，是存在“赤字”的。
2005年，病榻上的“两弹元勋”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感叹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发问引起举国上下的讨论与思考。2011年，苹果总裁乔布斯去世，再次引发了关于创新人才的热烈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式的人才？”
从1000多年的“创新赤字”到现在1%的授权专利，从“钱学森之问”到“乔布斯之谜”，舆论热议的背后是人们对创新问题的高度关注：一个为人类摆脱蒙昧曾作出重大贡献的无断代灿烂文明，怎样改写“创新赤字”的现实，提高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这既是一个历史的沉重命题，又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创新有哪三大源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历史上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创新源源不竭、重大发明、重大发现频仍，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创新的源头在哪里？
创新实现于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原创动力在于创造价值，满足需求。马克思将需求的满足看作人类创造性实践的基础。创新是探索、尝试与选择的结果。哪一种创造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普遍需求，哪一种创造就会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甚至可以带动人类社会的产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电报发明之前，没有人会说我要发电报；电话发明之前，没有人会说，我要打个电话。但是，正是因为这些通讯工具更加贴近了人的本质需求，从而完全替代了古老的通讯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重大的创新发明，不仅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最终使人在创新发明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使人的生存和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创新源自于人的深层次思想解放。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有人们摆脱了僵化教条的思想束缚和不利于创造创新的体制束缚，使思想在深层次上获得解放，才能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在中世纪宗教专制黑色天网的疏漏处，地中海沿岸星罗棋布的城市显露了现代文明的曙光。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涌现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在佛罗伦萨这座当时仅4万人口的小城里就同时涌现出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等一大批世界瞩目的伟大艺术家。一时欧洲大师云集、巨著频出、精品群现，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发现”。
创新根植于科学精神。创新的源头，在于一种“舍末逐本”的原创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一种超越功利的、对于世界探究的热情。当牛顿在苹果树下思考重力的时候，他所想的是自然的运行规律。当康德写作其皇皇巨著时，他所想的是探究人类精神的法则。这种探寻规律的意识以及依靠人类自身认识规律并指导生活的理性精神，将对规律的认识作为一切权威的来源，它超越了年龄、出身、等级、信仰等等。布鲁诺被囚禁8年始终坚持“太阳中心”说。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挑战整个物理学界权威。科学精神使得那些天才们可以担当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煎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探索创新出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瑰宝。
为什么说我们缺少创新的空气？
据统计，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要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0.4%。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就开始江河日下。那是一个儒家正统思想逐步走向制度化的时代，人的本性被压抑、人们的创造活力被压制。直到今天，其负面影响还时隐时现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形无形地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
时代需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新成果往往源于与众不同的创意，特立独行的个人探索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在中庸之道的观念中，“枪打出头鸟”、“见好就收”、“沉默是金”等不仅仅是几句老话，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从众心理铺下了沃土，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创意往往刚萌芽，就会被扼杀。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人们只会趋利避害，朝着最不会出错也最不可能有所创新的方向走去。
社会需要“容错”的风气。中国人习惯要求人才成为道德上的、功业上的完人。但天才通常不完美。乔布斯曾经“吸着大麻读名著”；曾经抛弃自己的私生女；创办的Next公司曾几乎全军覆没……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定的“容错”能力，历史上有“污点”的乔布斯怎么能获得事业发展的空间？创新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从概率上说，绝大部分创新成果都是以失败为基础的。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前，进行了3000多次试验；在找到碳化竹丝之前，他尝试了1600多次耐热材料和600多种植物纤维。而我们通常对于成功者赋予过多的道德苛求，对于失败者又缺少了必要的包容和援手。
创新需要超越功利的追求。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中，深深烙有实用主义的印迹，重手段而非重价值，重结果而非重探索。当不能立即带来实用价值时，创新往往被轻易抛弃。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国家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他被西方一些国家的航天科学家誉为“飞天之父”，他曾四次登上外国发行的邮票，记载在美国华盛顿国家航空和空间国际博物馆里。这个人就是我国明代的一个木匠:万户。他制作了一把椅子，捆上火箭，举着风筝，想实现飞天的梦想，结果箭毁人亡。这样一个被中国历代人嘲笑的“傻子”，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是伟大的先驱？这是因为他的开拓精神与创新举措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超越功利，人们才能够超越自我的杂念，愿意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去探索、去献身。
改造创新的土壤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胡锦涛同志指出：“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充满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要改写我们的“创新赤字”，就要改造创新的土壤，包括汲取优秀的外来文化改造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人人皆可创新。这是一个全民创新的时代，是一个人人皆可成才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实例在颠覆我们关于人才的传统观念。人为设定、制定甚至专项引进一些人才尽管可以弥补一时之急，但却无法满足国家长久创新战略之所需。关键在于不能一把尺子量人才，关键在于为所有人的成长发展提供一个公平、适宜、宽松的平台。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让人真正成为发展和创新的主体。让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最大限度地“不受阻碍地发展”。人为栽培树木只会因为按照栽培者的意志修剪而扭曲，而在普照阳光之下的森林必然会产生参天巨木。
创新应当成为信仰。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的灵魂、科学精神是创新的根脉。创新要超越短期功利色彩，在一种绝对的价值追求中探寻规律、求索真理。在现实中，这种价值追求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才能将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相融合，为人民而探索真理，为国家创造价值。韩国科技起步比我们晚10年，为什么在很多领域韩国遥遥领先？很重要的一点是韩国有很强的民族精神，并把创新形成了国家的意志。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热爱民族品牌、盼望民族原创的浓厚氛围。我们的月亮会比别人的更圆。
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健全的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是创新的根本保障。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四角相倚的创新体系。但是其中自上而下的色彩浓厚，条块分割明显、企业主体地位不突出、社会对民族品牌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创新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不仅仅是教育的事情、不仅仅是科技的事情、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的大事。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完善公正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素质教育质量与科研经费投入方式；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具有广泛社会支持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现在已成为名列世界第一的论文大国，但在世界公认的创新发明上却仍无建树。当某个问题成为了历史性问题和普遍性问题的时候，那就不能不在文化氛围和体制机制上进行反思了。如果仅仅强调创新，而不为创新提供创新的体制机制，不为创新提供创新的土壤，那么创新也只能是一句口号。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商品的创新绝不会超越这个国家工程的创新，一个国家工程的创新绝不会超越这个国家科学的创新，一个国家科学的创新绝不会超越这个国家的人的思想解放程度、人民团结程度和文明发展程度。只有以爱国主义为动力，以科学精神为指针，以民主氛围为基础，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才能开启一个创新奔涌、大师荟萃的新时代，一个让中国人无愧于历史与人类的时代。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发布时间：2012年2月27日（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团长 崔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