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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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时间：2011-11-15
内容摘要：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特征、表述、内容、实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强调要确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郭建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何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颇为令人关注的前沿课题，在一些问题的把握上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想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并求教于理论界同仁。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三特征还是四特征
我们知道，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是毛泽东1940 年1 月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于1940 年2 月15 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 月20 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 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特征，毛泽东的概括是三特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紧接着在《中国文化》第2 期，张闻天发表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他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概括是四特征，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三特征和四特征的概括，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是不能和不应回避的。对此，龚育之在《中国新文化性质的概括》①一文中是这样回答的: 从时间上看，毛和张的论述基本是同一时间、同一场合，1940 年月1 月4 日到1 月12 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张闻天在1 月5 日的大会上做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概括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四个特征。毛泽东在1 月9 日的大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概括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毛的讲话发表在2 月15 日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2 月20日的《解放》杂志( 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 上，张的讲话则发表在4 月10 日的《解放》杂志和4 月15 日的《中国文化》第2 期上。这就是说，毛是报告在后发表在前，张是报告在前、发表在后。从内容上看，龚育之认为毛泽东三个特征的概括是丰富的和深刻的，而张闻天四个特征的表述，由于把民主与科学概括进来，也有自己的长处。我是同意和欣赏这一判断的。龚育之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邓小平和毛泽东大概也认为四特征的概括有长处，比如邓小平1941 年5 月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用了张闻天四个特征的概括; 再比如1952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2 卷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也做了一些修改，其中一处修改就是把原来“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修改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应当说，上述分析是中肯的、有说服力的。
关于三特征与四特征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完全否定两者的联系，认为两者代表了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有人丝毫不承认两者的差异，认为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我的看法是，三特征和四特征的概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做出的，两者的联系不言而喻，否认其联系是站不住脚的，这似乎无须多说。关于两者的差异则往往被研究者忽视，大都满足于在方向上和思路上是完全一致的解说，而缺乏具体分析，这就需要多说几句。完全一致论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是首次论，即是毛泽东首先使用了四特征的说法，这是指1939 年12 月13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代会做准备工作的会议上指出: “新文化用下面四个口号为好: 民族化( 包括旧形式) ，民主化( 包括统一战线) ，科学化( 包括各种科学) ，大众化( 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② 这表明根据现有文献，确实是毛泽东最先提出四特征的， 1940 年1 月5 日张闻天在文代会上的报告是沿着这一思路阐发这一精神的。但问题是四天后毛泽东的报告则没有继续沿用四特征的提法，而是改用三特征的表述，个中原委，令人思量。由于毛泽东论述四特征的那次讲话，一般民众知之甚少，而大众熟知的《新民主主义论》则用了三特征的概括，并约定俗成。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四特征，但后来实际上又放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二是包含论，即认为大众的，就包含了民主，代表了民主，意味着民主，并且用毛泽东的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为根据。我以为，一方面，无论包含也好，代表也好，意味也好，都不如直接表述为“民主的”来得明快，直截了当; 另一方面，他们恰恰忽视了“因而即是民主的”这几个非常关键的字是1952 年修改原文时毛泽东新增的。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大众的不等于民主的，三特征不等于四特征，否则，毛泽东增加这几个字就是多此一举。毛泽东所以增加这几个字，正是看到了四特征的概括有长处，三特征的概括没有明确表述“民主的”有缺陷。如果结合我国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那就更表明民主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为什么
把“民族的”放在首位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为什么把“民族的”放在首位，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可低估。我觉得之所以把“民族的”放在首位，是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选择密切相关的。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在空间上进入了世界史，在时间上进入了近代史。面对民族危机、救亡保种、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峻课题，中国人进行了一次次努力与抗争。洋务运动之后是维新变法，维新变法之后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变革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推进到文化层次。五四时期的人们认为，中国近代的失败，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失败; 中国社会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危机。因此中国社会的重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重建。这一重建的旗帜就是民主与科学，主题是启蒙与救亡，内容是反传统，形式是文学革命。五四的思想解放意义是无可限量的，五四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启蒙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
当然，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五四的文化批判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和不足，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截然对立的两极化思维。比如陈独秀就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是: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 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 西洋民族以科学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想象为本位;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李大钊则将中西文明的不同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 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 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 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 一为苟安的，一为实进的; 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 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 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 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 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 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 一为灵的，一为肉的; 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 一为自然支配人的，一为人征服自然的。上述分析虽然可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简单化和片面性也十分明显，表现为典型的两极思维。这种情况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相当普遍，比如西方是竞争的文明，东方是调和的文明; 西方是理智的文明，东方是情感的文明; 西方是物质的文明，东方是精神的文明。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都是以截然对立的二分为特征的。
二是在新旧文化对照中两者不可调和的存一废一型思维。除了上述种种文化现象的不同之外，中西文明差异的实质是什么呢? 严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这就是说，中西之争即古今之争。陈独秀对这一见解极为欣赏与认同，从进化论出发，他把文明划分为古代的和近代的，认为东洋文明还是一种古代文明，西洋文明则是一种近代文明。因此，中国欲进入近代文明，就必须向西方学习，采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陈独秀强调新陈代谢是社会的发展法则，“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③。他说: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 要想两样并行，必定非牛非马，一样不成。”④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必须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伦理道德。他提出: “要拥护那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礼节、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⑤两者决没有调和的余地。有的人在与传统文化的“决裂”方面走得更远，甚至于提出什么欲废孔学，必先废汉字; 所有的线装书都要扔到茅厕里去，等等。
三是在现实的文化建设中破得多、立得少的拒斥性思维。五四运动的基本指向是反传统，由于上述的中西截然对立和新旧不可调和的思维方式，就必然导致文化选择中关注破，忽视立; 破得多，立得少; 拒斥性强，建设性弱。因此对于中国文化优良的方面和西方文化弊端的方面，没有给以理性的评估和准确的定位。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只是开启了启蒙之门，五四文化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今天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情绪和声势，而不是持久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状态，文化建设任重道远。五四运动的实质是文化转型。五四运动那样激烈的反传统，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引起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调适，逐步地进行文化修复。而“中国化”和“民族的”，就是对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的某种反思和校正。五四的新启蒙和反帝反封建不容否定，但问题是对传统否定过多，西化色彩很浓。于是张申府先生提出，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打倒孔家店”和“科学与民主”现在要变一下，变成“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⑥特别需要重视的是，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强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⑦1940 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从而把“民族的”摆在了首位。我觉得，无论是强调“中国化”，还是突出“民族的”，都与对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反思和校正这个大背景、大格局有关。
三、“民族性”仅仅是表现形式吗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在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我们总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在讲社会主义文化时，我们又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成了阐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固定套路。其实，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据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 即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并由此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所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比如实事求是，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在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时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⑧
又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 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概念也有关联， 1956 年11 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
再比如军事。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多次论及。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在这一方面，他运用得很自如，已近随心所欲。1945 年3 月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 第二条，就是《左传》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们让一下; 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里不是讲马恩列怎么说，而是老子、《左传》、《礼记》怎么说，真是得心应手，贴切自如。传统文化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溶化在血液中”。在上面这段话后，毛泽东还强调国民党“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 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⑨
四、如何理解“民族的”的精神内涵
“民族的”的精神内涵是什么，我认为说到底就是面对思想冲突、文化激荡，必须始终保持文化主体性，千万不能“失语”和“他者化”，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民族的是和科学的、大众的紧密相连的，是和文化开放不矛盾的。因此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更不是文化封闭主义。
正确理解“民族的”的精神内涵，科学地对待外来文化，还要联系毛泽东1956 年《论十大关系》中的一段重要论述，他说: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⑩这就阐明了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其立场既是开放的又是理性的，强调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一切照搬都是错误的。
我们已进入21 世纪的第二个10 年。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增强文化的主体性、原创性，扩大文化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同时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尤为重要。
一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经济全球化不是孤立的，必然对政治、特别是文化发生重要影响，其后果必然反映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它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必须正视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需要认真研究，积极应对。
二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1997 年以来，费孝通先生多次论述了“文化自觉”以及由此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的问题。费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理念得到了许多人的重视与认同，并成为当前文化研究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之一。
三是以文明对话为途径。对话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境界，是交往的准则。进行文明对话，从态度上看，对其他文明既不能“俯视”，也无需“仰视”，而应“平视”，平等交流; 对固有文化既不能“自大”，也无需“自卑”，而应“自信”，有自知之明。从趋向上看，对话的目的是缓解冲突点，缩小分歧点，扩大共同点。21 世纪既不是西方文化的世纪，也不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互补共生、不断扩大共同点的世纪。
四是以文化创新为核心。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譬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譬如井然，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因此，一定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进行文化创新，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精神，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
注释：
① 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72—174 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49 页。
③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73 页。
④ 陈独秀:《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 卷第1 期。
⑤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 卷第1 期。
⑥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0 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2 卷第534 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3 卷第801 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89 页。
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740 页。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