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后现代解读及其批判
张劲松
肇始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对当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索绪尔的理论成为后现代理论的核心。与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样，索绪尔是改变了人们认识语言和知识方式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 。由语言学转向所产生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源头和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强调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稳固关系，运用语言的结构、规律、符码和体系来描述社会现象，试图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基础。而后结构主义更注重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指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由能指与所指之间严密的逻辑关联而产生，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是语言系统内结构关系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割裂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认为符号的意义可以完全脱离所指，而与外部指涉物失去关联。
作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符号的意指模式成为后现代主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重构的一种重要工具。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商品”和“货币”等基础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在他们眼里，“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语言，那种影响语言符号、使这些符号丧失参照身份的突变也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 。从后现代的视角重新解读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在国内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我们从商品生产与符号消费、生产概念的解构与重建、虚拟资本与符号经济等三重维度来审视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哲学基础概念的种种新解，指出其对传统理论的延伸、拓展并存在的种种误解和缺陷，从而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
一、商品与符号
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消费看作是从属于生产的一个环节，“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而在当代社会，消费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巨大的动力引擎，它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改变着个体的生存形态。消费社会的日渐兴起，促使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商品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商品是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其中使用价值是具体的、特殊的，而交换价值却是抽象的，它体现着不同的使用价值间进行交换的抽象量化关系。作为一种可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 ，不同使用价值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才能转化成具有量的差别的交换价值。后现代主义对商品概念的批评首先锁定在使用价值与需要之间的内在关系上。萨林斯认为马克思以使用商品来满足人的需要，这种对人的需要的预设隐含着自然化的倾向，马克思“没有能够回答对这些使用价值的‘需要’组织起来的人和对象的文化法则……马克思不得不用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生物性事实来替换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作用” 。自然化的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纯粹的”使用价值，为生产理性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合法性依据，从而使其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点。
要避免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工具，就要为使用价值注入社会—文化的维度。运用后结构主义语言学，鲍德里亚阐述了当代社会里由商品所构成的符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商品的功能性和意义不再取决于自然属性，而由它们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所规定。索绪尔认为，在语言体系里符号的所指并不在于外部的现实世界，与此类似的是，在物品体系里功能和用途是由符号之间内在关系所规定的，物品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生成的符号体系。在商品的符号化过程中，物品原有的自然性功能逐渐被淡化了，“取而代之以可作为区分符号进行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差异形式。它取消了一切原始品质，只将区分模式及其系统生产保留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消费不再是一般的对物品的占有、使用和消耗，消费对象必须是作为意义差异体系中的符号。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停留于自然的功能性，而是指向了阶层地位的差异，指向了商品所表征的社会意义体系，由此对商品的消费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区分和差异结构。人们消费的不是物的原始品质，而是通过消费来与他人、集体和社会建立关系，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元结构之上，鲍德里亚增加了“符号价值”作为商品的属性之一。符号价值源自凡勃伦的“炫耀消费”，它是由商品的等级秩序产生的，通过指示着等级、社会地位和消费者的状况而获得价值。商品“将自己形式化，成为社会身份标位的普遍体系：‘地位’的符码” 。
鲍德里亚的符号学阐释消解了商品内在的物质属性，使商品被转化为表达社会意义的象征符号；而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其他学者也赋予了商品更多的审美维度，从而形成了商品向符号转化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詹姆逊指出，当今时代“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 。商品的美感生产不仅包括具有审美价值的各种传播形式（例如流行音乐、电影、杂志等）之中，也包括内含于物品当中的符号和形象成分（如知识产权、商标权等）。在生产中表现为工业设计占物品价值的比重越来越大，工业设计逐渐取代了劳动过程成为商品增值的主要环节。在流通过程中，物品通常需要借助于品牌效应来增加其市场价值，品牌价值主导着物品的销售与市场。在消费活动中，商品外在的各种形象如名称、商标、形象、声誉、象征等成为主导消费的核心要素，消费变成了对这些不同的能指形式的辨别和认同。最终商品的物质性内容让位于符号和影像的生产，所指被能指所超越，商品被演化为一个纯粹的能指体系。
后现代主义者把符号学方法、消费社会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探讨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物品与符号体系。他们的符号学视角使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当代社会的商品如何形成一个符号体系，而这一体系又如何将个体整合到社会的需求体系中，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新的操控工具。凯尔纳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一阐释路径将符号学和文化维度加入到社会理论中，为消费社会中的需求、交往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加强和重建” 。波斯特也赞赏这种相互结合使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与运用空间，后现代主义的解读“目标有两个：改变符号学，使得其形式主义和非历史性可以服从于批判理论的需要；改变马克思主义，使得其生产主义可以服从于文化批判的需要。其结果是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可以把握住技术和文化、生产和象征交换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
二、生产概念的解构与重建
生产活动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哲学分析的具体场景，是其展开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是人和社会的历史性生存规定，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经济哲学的基础性话语，“生产”概念也受到后现代主义诸多的批判和重构。列斐伏尔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或“生产主义的”话语，要重新焕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活力，就必须以“日常生活批判”取代生产理性话语。延续着这一理论进路，鲍德里亚也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集中到了“生产”概念上。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把劳动和生产当作任何社会中人类的一种普遍能力和本质规定，并把劳动的解放看成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基础。以劳动和生产为镜子去观照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以此作为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这“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 。由此鲍德里亚认定，马克思以生产概念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完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谋。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攻击的同时，鲍德里亚也把“生产的终结”这一命题放到劳动过程分析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生产时代的劳动过程由于机械化程度不高，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被机械化和科学技术所组织和设计，体力劳动让位于生产过程的知识与劳动管理。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死劳动控制并剥削活劳动，从而创造并获取剩余价值，而在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组织的现代生产中，活劳动日益被排挤出生产的中心地带。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随着活劳动在商品生产中作用的日益减弱，价值概念的指涉对象逐渐被淡化了。后结构主义强调所指和外部指涉物的消失，同样在商品的概念分析中，鲍德里亚一方面消解了使用价值与人的自然需要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也进一步解构了商品的价值与人的抽象劳动力之间的关联。鲍德里亚认为，在高科技主导的机械化生产中，商品价值所指涉的人类抽象劳动力正在逐渐被遗忘，与商品的符号化过程相对应的是，商品的价值规律逐渐被“价值的结构规律”所取代。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价值规律是一种等价法则，而他所提出的“价值的结构规律”则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和非等价性，由此产生了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这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扩展并在符号层次上得到验证的结果，而价值的结构形态则完全而彻底地使生产和政治经济学体系走向终结”，资本主义通过价值的生产消除了社会的确定性，而现在鲍德里亚用价值的结构形式取代了商品价值的劳动生产过程，最终他断言了“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
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鲍德里亚试图批判和消解生产概念，从而重构政治经济学的新语境。与之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破坏性解读不同，哈维认同生产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性作用，并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 。随着二战后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大规模生产、大量消费为特征的福特制生产正逐渐被富有灵活性和弹性的生产体系所取代。与福特制的刚性生产相比，弹性生产主要特征表现为：分散生产取代了集中生产，特别是把生产线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在劳动力结构上，全日制工作让位于非全日的、不定期的、临时的劳动方式，弹性工作方式使车间之外的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兴盛起来；在消费文化中努力激发一切变动的、短暂的、差异的商品需求。新的生产方式为后现代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资本的灵活积累促成并凸显了后现代社会的新颖、短暂、转瞬即逝、变动不居和偶然突变等特征，后现代文化只是经济领域中弹性生产与灵活积累等方式变化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着重分析历史的时间维度，而哈维则从时间与空间的多维视野中发展了生产概念，试图重建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他看来，时间与空间维度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转变密切关联，“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由于后两个方面在地理上和历史上变化着，因而我们发现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建构有着很大的差别。简言之，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 。伴随着从福特制生产向弹性生产的过渡，时空表达的客观品质和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在弹性生产方式中，生产的过程被切分为持续的不同阶段，并由不同的生产主体来完成。通过改变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物理空间的分布，产品的完成时间大大缩短，这实际上是通过空间扩展来压缩时间，实现空间重构并最终提升生产的能力和规模。另一方面，借助于先进的交通、信息和网络技术，生产协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垂直转包和信息系统共享，生产的过程能够冲破空间的障碍，通过即时迅捷的组织生产消灭空间因素，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生产过程中的“时空压缩”。如果说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着自身独特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那么后现代社会则通过时空压缩的方式来拓展生产过程，并由此构建了新社会形态中的文化体验。资本积累的“时空压缩”进程丰富和扩展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从而实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补充。
鲍德里亚和哈维都在技术发达的后现代语境中重新理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然而二者却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路向。鲍德里亚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消解了价值生产的指涉对象，否定价值来自人类劳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哈维通过对生产概念的建设性重构，将“弹性生产”、“时空压缩”等作为积极的因素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中，从而把后现代的状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之中，将历史唯物主义提升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延续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条通往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在后现代世界中开始的断裂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更新或重建的可能性” 。
三、虚拟资本与符号经济
随着资本循环的加速，作为商品交换中介的货币越来越脱离其所代表的实物形态。生产和交换本来是为了获取商品，现在变成了为了取得货币，交换的中介成为生产的主导，手段变成了目的。“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 商品价值的社会形式逐渐脱离了使用价值，货币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由此带来的是资本的增值过程变为一种纯粹的能指操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提出虚拟资本概念用来描述货币符号如何成为“一个自行增值的自动机”。在银行信用制度基础之上，借贷资本按利息计算能够定期带来一定的利息收入，由此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会表现出这样一个假象，即借贷资本可以按照一定的利息率取得定期收益，从而变成一个可以自行增值的资本。马克思将股票、债券等一切资本所有权证书称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制品”，是一种典型的虚拟资本形式。虚拟资本的出现，突破了产业经济部门利润率的限制，满足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要求。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虚拟资本逐渐控制了经济的运行过程，并成为当代经济活动的核心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货币脱离实物形态并演化为虚拟资本的过程，当代西方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分离给经济形态带来的深刻影响。凯恩斯将经济划分为“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认为货币和信用贷款拥有纯粹经济性的控制能力，从而影响着实体经济活动。德鲁克也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符号经济（资本的流动、汇率以及信用）取代了实体经济（产品与服务、流通）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而且符号经济日渐独立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 。经济学家们把符号经济理解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一种虚拟形态，而后现代主义者不仅仅消解了货币符号所指涉的物质性内容，而且论述了生产、消费中符号的核心地位，从而在文化—符号学意义上阐释并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符号经济”。
后现代主义的“符号经济”首先以语言符号的二元关系重新阐释了货币及其衍生工具所指涉的物质性内容。波斯特把商品价值与货币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词与物的指涉关系，货币的“指涉对象便是该词稳固不变的基础。黄金作为交换中介的这种表征功能与它作为稀有商品的独有特性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随着货币制度的发展，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支票、信用卡等现代支付方式，最后退化成数据库中的电子信息。货币的原初含义是作为商品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现在它成为自由流动的能指，脱离了原先指称的价值生产过程而成为独立运作的符号体系。由金融创新所催生了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一大批金融衍生工具，导致了货币符号的运行彻底地脱离了物质生产领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运行体系。“货币是异常重要的符号，与脱离实际物质过程的无数其他符号互联。货币的功能是超脱的能指，属于后现代社会的符号系统。”
其次，在实体经济的运行中，后现代主义也强调了文化—符号在生产、流通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后福特制生产和消费社会的到来改变了当代西方社会的运行方式，经济领域的客体（货币、生产资本和商品）日益被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两种，一种主要具有认知内容，因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物品；一种主要具有（最广义的）审美性内容，主要是后现代物品” 。具体说来，符号对实体经济的渗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前文所述，消费领域中存在着从商品到符号的转化。意义指涉和审美维度作为商品符号化的主要内容，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第二，后现代主义的符号经济强调了信息作为经济运行的技术性基础。对于工业社会而言，生产力主要来源是自然资源、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而在后工业社会，生产力则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并与传统生产力要素进行重新整合。信息是以符号形态呈现在社会生活里，它成为后工业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拉什与厄里把上述两方面分别称为符号的认知内容和审美维度，“信息的有结构流动和积累，是认知自反性的基础；而形象、表情符号的有结构流动和积累，是脱颖而出的审美自反性的条件。而认知与审美自反性两者的条件，就是空间中的符号经济” 。第三、无论是作为消费对象的商品符号，还是作为技术条件的信息符号，最终都表明了文化对经济生活的渗透。当代的符号经济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是一种技术与文化内容交融汇合的产物。拉什与厄里考察了文化产业中出版、电影、唱片业和电视等弹性生产系统，它们打破先前文化艺术固有的边界和传统的电影、电视、报业等传播形态，因而是一个“生产纵向解体的过程”。电子通讯、网络、娱乐、媒体及传统文化艺术的各个行业，都在进行着“去疆界”的融合重铸过程，从而成为新型文化方式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文化产业凭借着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的制度保障，把知识和创新充当不变资本的主要元素而参与了产品价值的生产，由此文化成为一种新的资本符号。资本逻辑推动着文化产品周转时间的不断缩短、流通速度的加快、并可任意处置，即一次性使用之后意义也随之耗竭了，于是产生了大量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制品或符号。
后现代主义把消除本质与表象、理念与现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其标志性的思维方式之一。从这个视角出发，经济学视野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区分被消解了，物质生产过程也被文化—符号要素所重构，交换价值失去了其外在的指涉对象而演化为纯粹的能指体系，消费成为对符号价值的追寻与盲从。正是在对经济哲学基础概念进行消解和重构的基础上，鲍德里亚指出，必须打破仅仅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建构大写的“一般政治经济学”。“对于符号生产以及文化生产的分析不能作为与物质生产相对的、外在的、隐蔽的‘上层建筑’；这将成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符号政治经济学全面入侵了理论与实践的领域。” 他试图建构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把符号结构分析运用到生产、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超越经济价值的劳动生产和理性计算，由此在整体范围内重新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四、启示与批判
后现代主义从文化、符号、审美和意识形态等多元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概念，将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学领域带入更为开阔而多元的理论视野。尽管理论的着力点不同，但后现代主义仍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传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通过对经济哲学概念的后现代解读，可以看到在资本不断增值需求的推动下，消费的需要被不断地激发和制造出来，商品的功能性被符号的社会意义所取代；资本逻辑的作用使生产脱离了价值实体的指涉，并通过弹性生产方式把剥削的触角扩散到全世界范围；资本推动着货币褪去了劳动价值的稳固基础，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系统。在符号的操控下，资本经过复杂的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过程，使实体经济中商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偏离价值，导致其作为最终来源的劳动价值被层层掩盖而脱离人们的视线。后现代主义理论既为透视当代资本运作的深层机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为我们理解当下的经济危机产生了有益的启示。通过符号消费和信用贷款等方式，各种有效需求被不断地制造出来，从而使普通消费者透过未来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使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并把资本的扩张范围遍及全球各地。资本逻辑推动着符号脱离其外部指涉物，能指与所指失去了关联，最终导致了资本运行机制的断裂，从而爆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
应该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商品、生产和虚拟经济等概念的解构或重释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首先，这种分析路径广泛地运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导致了过分夸大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凯尔纳认为：“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将消费等文化现象吸收到语言的模式当中，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将语言模式运用于日常生活的某些领域是不恰当的。” 因此，把语言结构和意义形成与商品属性、价值生产和货币流通进行简单地类比和移用是错误的。其次，后现代主义过分地依赖于符号学结构的分析，强调纯粹的形式、独立的能指而却忽视作为其根基的实体性内容，掏空了经济哲学概念的物质基础和感性现实，使符号和符码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要素，从而导致一种“符号学的唯心主义”。最终，由于忽视了经济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并否定物质生产对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使后现代主义“发生了唯心论的偏离，从对唯物主义的强调，转向了对文化的强调” 。在对经济哲学概念进行补充和扩展的同时，后现代主义的解读也显示了其批判力的软弱与退化，“在社会理论中运用结构语言学也承担着某种代价：当语言学的形式主义被带进社会科学的时候，它就暗含着一种非历史化以及批判力量的削减” ，最终无力揭示被商品和符号所掩盖的本质逻辑，也就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理论高度。
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哲学概念的重新解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西方各种思潮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由此更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无法超越的思想高度和无与伦比的理论张力。詹姆逊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他认为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这意味着后现代的理论结构也许能更清晰地描述资本主义的某些现象，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有益的视角，然而要把握资本主义内在的运行规律和深层的发展逻辑，就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 ，它是当代社会各种理论“不可超越的视界”。
参考文献：
[1]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鲁品越：《资本逻辑与金融风暴》，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3] Douglas Kellner，Jean Baudrillard: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