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发《减负，基层干部群众有五盼》，引发基层干部群众共鸣。不少读者致信本报，反映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讲述对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的新期待。
对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症，如何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加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设？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存在的问题：
牌子减了事不减
“责权利”不匹配
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十分顽固，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表现
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十分顽固，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表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说，在扶贫领域，我调查了解到，一些中西部省份普通农业型乡镇一年花在扶贫材料打印复印、宣传等方面的经费达数十万元。个别基层工作人员通过材料“注水”的方式体现自己的工作业绩，夸大工作成效。
此外，杨华认为，一些地方在安全、环保等领域的形式主义问题也比较突出。例如，生产安全、森林安全、道路安全、河道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环保等工作非常重要，同时又涉及不同的部门。各部门通过属地管理、下发文件等方式将任务分配给乡镇，但乡镇没有相应的执法资源，只能通过管理的方式完成任务。“所谓管理的方式，就是通过人力资源的投入，对相关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劝解、下发整改通知书等。在一些情况下，乡镇通过把相关程序、手续、材料等形式做到位，而不是扎扎实实将工作做好。”
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对此也有同感。辽宁鞍山市读者关众是一名企业员工，他说：“一次得知上级领导要来厂检查，车间才把岗位上早已破损的桌椅更换新的，还有一些安全答题也是试卷与答案一起发下来。”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谈小燕曾参与社区减负的课题。她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减负实际上是“牌减事不减”“面减里不减”。某社区党委书记曾对她说：“牌子是少了、填表是少了，但是电话多了、微信群多了、邮件多了。”
谈小燕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街道服务中心花了上百万元装修，担心居民使用不爱惜，成了领导来了才开门的“面子馆”“成果馆”；有的街道服务中心为了迎合领导检查，将成果展板设计成磁铁板、推拉板，“什么领导去了换什么板”。
“形式主义依然是影响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一个障碍。”谈小燕说。
除了“责权利”不匹配，杨华认为，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还在于一些一般的部门行政业务也必须“顶格”完成，马虎不得，完不成或出了问题就要问责，基层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干。“但是基层没有能力完成，只能以形式主义来应付。”
杨华认为，有时候，上级不了解基层情况，给基层下达的任务太多、时间太紧、要求太高，压缩了基层执行政策的自主空间。有时候，又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任务的数量和要求。由于缺乏人、财、物、权、政策等，基层要完成海量任务力不从心，但不完成又要面临问责。于是，就只能通过形式主义去应付，规避自己的责任。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文宏认为，从表面看，形式主义是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一些干部不想干事，又想邀功表现；但从更深层次看，形式主义问题顽固存在的原因是上下级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同时存在多条委托代理关系，在考核方面有困难。
一方面，考核泛滥、层层加码，导致基层干部不堪重负，在不能为、不敢为的情况下把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因为面临相似的考核压力，对下面的形式主义做法“睁只眼闭只眼”，下级则继续形式主义的做法。
谈小燕认为，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形式主义的问题根本上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从纵向上来说，权责不清楚、权责不对等、部门不协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的条块关系依然是重要因素。横向上，以社区为例，多元治理主体也存在职责边界模糊的问题，社区两委、社区服务站、物业、居民等时有缺位或越位，社区参与机制缺乏或落实不到位，物业的职能也需要再定位。
解决的办法：
从源头上做减法
从能力上做加法
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真正给基层减负，不仅仅是减材料、减表格、减开会、减督查检查等。”杨华认为，督查检查、开会、材料、表格等，都是上级督促基层工作的形式。“解决基层形式主义，也要解决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要给基层留有自主调适的空间，以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指出，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进一步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厘清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按照权责一致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科学规范“属地管理”，防止层层向基层转嫁责任。
对此，谈小燕认为，要进一步加大政府组织体系改革，优化治理结构，明明白白厘清权责。要进一步完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让基层治理有法可依，有法能依。
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工商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刘勇说，应科学开展干部考评和选拔任用，以工作实绩和群众口碑作为重要考评标准，据此统筹做好干部考察、提拔、调配工作，以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使那些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重用，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惩戒。
“除了从源头上做减法，还要从能力上做加法。”谈小燕说，应系统提升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包括政治素养、沟通协调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应对风险能力等。
《通知》指出，总结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好做法，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督查效率和质量，探索运用“互联网+督查”，让数据多“跑腿”，让干部群众少“跑路”。
文宏建议，在社会参与层面，要从“什么责任都自己扛”转向共建共治新格局，缓解基层工作量过重的压力。在技术层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电子化共享减少现场检查、以自动化生成减少重复性劳动等。
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担当者担当，让履职者尽责。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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